一口氣不覺已寫了近七十萬字，在一月分的最後一天，第三卷終於畫上了句號。我開始要面對本書的重心-第四卷的寫作了，我不由長噓一口氣，想好好停停筆，開始考慮第四卷的鋪陳。其實我寫此書的本意，早在動筆之前就已明了，我要寫一個大同社會的建立和時代局限之間的衝突，前三卷只是一個鋪墊，如同正式比賽前的熱身和評論，不料一發不可收拾，寫了近七十萬字，在寫的過程中，邊想邊寫，慢慢地情節開始豐滿起來，筆法也老練了很多，我不想虎頭蛇尾，更不想開篇平淡，路遙寫《平凡的世界》時，開篇竟用了半年的時間考慮，最後精誠所致，突發靈感而得。

　回頭再看我寫的前面幾卷，感覺到第一卷似乎不太滿意，有點牽強和累贅甚至跑題，打算重新修改，然後再開始動筆寫第四卷，可看了半天，卻一章也舍不得刪，畢竟都是自己的心血凝成，當然我要考慮讀者的意見，畢竟旁觀者清，如果有一半的讀者認可第一卷，那我就準備在情節或文筆上進行一些補充和豐滿。從某種意義上說，第一卷七十章其實也可算作一本完整的小說，或許可以在結構上和後面分開就會好得多，比如第一部:《少年李月》。第三卷和第三卷也可以並成一部，第四卷單獨成為一部，再在部的下面分卷、章，當然這只是一個想法，能不能做到也不知道。

　另一個要說的便是李月將要建立的制度。

　在我看來西方的“三權分離”製確實是人類最優秀的一種政治制度之一，但它不是唯一的，任何政治制度都要適應它的經濟基礎和社會環境，要和它的文化匹配，之所以三權分離制度不適合中國，根本原因是中國沒有西方自資產階級革命以來逐漸形成的理性、平等、自由這種早已深入人心的思想和觀念。或許有人會說，那日本和韓國為什麽能有民主和自由，它們和中國的文化一脈相承，但事實上無論是日本或者韓國都只是形似而神不似，先不提韓國，這個國家太簡單，仿佛就象一個單身漢，“一人吃飽，全家不餓”，想吃點什麽、做點什麽，自己就可以決定不用考慮他人，和人口眾多、幅員遼闊的中國根本就沒有可比性。再說日本，是美國在東亞的民主實驗基地，民眾是獲得了選舉權，但實質上卻並沒有改變自民黨一家獨大的局面，也沒有美國兩黨對立的情形，所謂政權更迭，也無非是一種派系鬥爭的結果，在其社會中，等級觀念、封建意識更是遠遠的超過了今天的中國，不過是有錢罷了。

　但在我國的歷史上卻真的有過完全符合我國國情的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那就是在大唐全盛之時，我們國家的三省六部製和均田製，無論從人民的安居、社會的和諧、文化的昌盛、百官的清廉、政府的勤政、百姓的富足，都是今天不能望其背頸的，當然人口與資源的比例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但真正的原因是大唐，不！應該是從隋朝起，統治階級終於找到了一條適合國情的政治道路，以均田製為基礎的三省六部製，所以我個人一直認為:隋文帝才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君主，其次才是唐太宗和武則天。

　中晚唐以後，均田製的被破壞開始導致了政治上的逐漸破產，安史之亂只是大唐的一個轉折點，它並沒有破壞大唐的政治和經濟基礎，關鍵是藩鎮割據，各個節度使和地方豪強勾結、或聯姻或結盟，成為利益一體，開始無視大唐的律法，默許大規模土地兼並，最終導致均田製的名存實亡，也最終導致大唐的衰落和滅亡，此後的中國就再也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振興過。

　歷史的發展有很多偶然性，比如安祿山曾差點病死，否則就沒有他後來造反一事，但偶然的事件又是必然會發生的，蕭隱士就對李月說過，沒有安祿山，也會出現張祿山、王祿山。大唐再強大、繁盛，歸根到底，它還是沒有改變封建社會的實質，民眾的幸福往往都由君主來決定，大唐有幸，先後連續出現了太宗、則天、玄宗這樣的明君，有明君就有能臣，有能臣就有乾吏，這是百姓之福，但也是歷史的悲哀。

　在一個沒有相應經濟基礎的封建社會裡，是不可能出現今天‘三權分離’的政治制度的，明白了這一點，我的思想就躍出紙面了，我要在第四卷裡，在江南一地重新恢復大唐初期的均田製和相應的政治制度，再用我的思想進行一些曾經是歷史遺憾的改造，讓它形成一個幾乎完美的大同社會，從政治、經濟、文化、思想上來建立一個真正和諧的社會，然後便是與時代局限的衝突，最終慢慢失敗，失敗並不是悲劇，它給人留下的更多是對今天的思考。

　隨便給大家透露一點，我寫李月出使回紇，固然是出於李豫政治上的一個策略，但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我要在第四卷要引入摩尼教，出使回紇便是一個重要的伏筆。

　不再說了，總之要慢慢的想、慢慢的寫，寫出思想、寫出收獲，這樣才對得起自己、對得起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