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外有別”是傳統社會對兩性最重要的規范。表現在:

　(1)位置和分工是以“家(戶)門”為界的“男外女內”——男人在外面從政、打仗、服役、種地、打獵、經商等，女人在家內“主中饋(主持飯食酒漿等家務)”、務蠶織，生兒育女、孝敬公婆等。在上層階級，“外”事是指主持、參與政事軍事(也叫“公事”、“大事”)，這是男性貴族官僚的特權，婦女不許涉獵，違反了就是“牝雞司晨，惟家之索”(母雞打鳴，是家國的不祥之兆)。在下層，農耕社會小農的典型勞動分工就是男耕女織(如牛郎織女的傳說)。這種對男女位置和分工的劃分，就形成了在居處、活動、交往、行為等日常生活中的內外障隔——“男主外，女主內”，“男女授受不親”，“內言不出，外言不入”等“男女大防”的禮教。

　(2)家庭組織的內外區分正好與位置、分工的分別相反男內女外，男主女從等(見“婚姻家庭的內與外”條)。

　婚姻、家庭的“內”與“外”

　家庭是兩性關系的最重要的組織形式，婚姻是組成家庭的手段和過程。

　婚姻家庭組建的原則是男為內、女為外——以“利內”為目的，就是要利於男方家庭的傳宗接代、和睦興旺。女方的親屬叫“外戚”，又說生個閨女是“外人”，就由此而來。

　婚姻家庭制度習俗是男主、女從——實行男婚女嫁、從夫居的一夫一妻多妾製。其做法是男子成年後娶妻生子(特別是必由己出的兒子)以繼世傳宗;已婚婦女必須住在夫家，家庭親屬的身份是按照丈夫的名分、輩分決定的。夫婦人數不均衡，規定上層男子除了一名正(嫡)妻(俗稱“大老婆”)還可以娶若乾個妾，如周代禮製規定天子一次娶12女，諸侯9，大夫以下遞減。秦朝開始規定了後妃的等級人數，後代有三宮六院七十二妃的定製，但歷代帝王往往突破，佳麗三千，宮嬪多以萬計。官僚也有納妾的特權。平民限制納妾，明代規定40歲無子才可娶妾。

　內外有別的源流和影響

　有明文規定的“內外有別”始於西周。周滅商，建立了第一個血緣貴族統治的包括嫡長子繼承製、分封製等的制度文明，史稱“周公製禮”。權位和分配和繼承需要確定貴族男子本位的婚姻、家庭制度作為組織上的保證，劃分男女分工位置以排除婦女在政治和軍事活動的參與(而在商朝還有商王的妻婦如婦好等率兵作戰、主持祭祀和農政大事的記錄)，叫婦女退回家庭。男女內外有別的制度習俗形成了。

　內外有別的意義不在於“分”與“別”，而在於男性外部空間和職分是無限的、開放的、重要的和有發展潛力的，而婦女的內部空間是有限的、封閉的、循環的和被貶低的。婚姻家庭也是內(男)本外(女)末、男主女從。“內外有別”成了了維護父家長製、決定對婦女的“三從四德”等一系列的規條的依據，是幾千年男尊女卑的基礎並得以延續的根源。

　三從四德定義、源流

　“三從四德”是為適應父權製家庭穩定、維護父權—夫權家庭(族)利益需要，根據“內外有別”、“男尊女卑”的原則，由儒家禮教對婦女在一生在道德、行為、修養的進行的規范要求。

　“三從”一詞最早見於周、漢儒家經典《儀禮?喪服子夏傳》，在討論出嫁婦女為夫、為父服喪年限(為夫三年，為父一年)時，說“婦人有‘三從’之義，無‘專用’之道，故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引申為作為女兒、妻婦和母親的婦女應對男性服從。但婦女屈從由來已久，“女”字在商代甲骨文中就是屈身下跪的形象(出示字體);《周易》中有主張婦女順從專一、恆久事夫的卦辭，後來要求婦女殉夫守節，限制寡婦改嫁等。

　“四德”一詞見於《周禮?天官?內宰》，內宰是教導后宮婦女的官職，負責逐級教導后宮婦女“陰禮”、“婦職，其中較高職位的“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禦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本來是宮廷婦女教育門類，後來與“三從”連稱，成為對婦女道德、行為、能力和修養的標準即“三從四德”。

　“三從”“未嫁從父”

　“三從”道德從喪服製演化為人際間的主宰服從關系，與漢代倡導的“三綱”相對應——家庭中的“父為子綱”、“夫為妻綱”，推廣到性別關系上就是“從父”、“從夫”。

　“從”有多重含義——聽從、隨從、服從、跟從等意思。被要求遵從三從道德的婦女不能自專、自主，必須遵父命、夫旨、子意行事，做到為女孝，為妻賢，為母良。

　“未嫁從父”就是要求沒有出嫁的“在室女”聽從父家長的話，“不違父命”就是“事親孝”(“親”按照孔子的解釋是指父母雙親，但又說“資於事父而孝母”);女兒孝順，除了日常生活照顧周到，還要在父親遇危難時挺身而出，像西漢文帝時淳於緹縈說服文帝廢除肉刑，使父親免於罪;東漢曹娥為救落水的父親被淹死(史載有“曹娥碑”，表彰曹娥孝行)。在終身婚姻大事要聽從“父母之命”也是“從”和孝的表現。

　“既嫁從夫”

　“既嫁從夫”就是要求出嫁為*的婦女隨從、服從、跟從丈夫。“從夫”從女子出嫁就開始了，迎娶的儀式是“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從此始”;母親叮囑女兒“無違夫子”。到夫家，按照丈夫的輩分、名分得到親屬稱謂(如子媳、娣姒、嬸、嫂等)。妻子視丈夫為“天”，“天命不可逃，夫命不可違”，必須順從、敬重丈夫，夫唱婦隨。像漢代孟光對丈夫梁鴻“舉案(wan，音碗)齊眉”，被讚為“相敬如賓”。妻婦還需代丈夫行孝侍奉公婆日常生活，還要為丈夫生兒育女;“相夫教子”從宋代以來成為對婦女最重要的職責。“從夫”還有對丈夫忠誠不貳，保持貞操，丈夫死後不事二夫，甚至殉夫，春秋時期息國國君夫人息夫人，在丈夫被楚國俘獲，楚王逼她為夫人，她以死相拒，成為史書表彰貞節的模范。歷代官方表彰貞節烈成為制度，導致一些婦女自殘生命，甚至在丈夫將要病死和戰死前，妻妾們提前殉節，表示對丈夫的忠誠。

　“夫死從子”

　在“三從”中，唯有“夫死從子”令人費解，因為儒家倫理中有“尊母孝母”的傳統，母親對兒子擁有相當的權力。但禮教又規定:“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禮記?郊特牲》)這裡的“從”就是“從其教令”，也就是凡事由父、夫、子做主的意思。對於死去丈夫的寡婦來說，“從子”就是“從夫”的延伸，她不但要守節不嫁，還要含辛茹苦地撫養兒子長大，對作為一家之長的兒子遵從，重大事情由兒子做主。春秋時魯國一位寡婦，有九個兒子，歲末祭祀完畢，她想回娘家探望，根據“夫死從子”的禮規，需經兒子們的同意;召集兒子來得到許諾後，她又囑咐九個兒媳看好門戶，說自己晚上一定回來;結果她回家天還沒有黑，就在門外等到天黑下來，被魯國大夫看見，表揚她守禮。孔子的嬸母敬薑也是模范寡婦，事事依禮行事，丈夫、兒子前後死了，她上午哭丈夫，傍晚哭兒子，被孔子讚揚為“知禮”。

　“四德”

　“四德”最初是對宮廷婦女的四種必備的修養——德行(德)、言辭(言)、容貌(容)、技藝(功)的培訓和修養，包括了傳統“婦學”四項教育內容，所以儒家稱作“四教”，又叫“四行”。本起源於宮廷婦女教育，屬於“陰禮”(婦女遵守的禮儀)、“陰職”(婦女擔負的職責)，不久擴展到上層家庭對承擔婦女角色的修養。女孩十歲，就在家裡接受女師教育——教給“婉娩聽從”(德、言、容，柔順聽話)，執麻橐(紡搓麻線，古代衣服多以麻、葛、絲為原料)，治絲繭、織布製衣，學習準備祭祀和助祭的一系列工作(功，紡織、縫紉、備飯食酒漿等)。出嫁之前三個月，宗族請女師對女子培訓，“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培訓完成之後，還要舉行祭祀儀式，以成“婦順”。可見，“四德”是為“三從”道德服務的。“四德”後來泛化為對所有婦女的要求。按照鄭玄的解釋是:“婦德謂貞順，婦言謂辭令，婦容謂婉娩，婦功謂絲橐。”後代一直不斷在做出新的解釋。

　“婦德”

　“婦德”是女教婦學中最重要的一項，鄭玄所說的“貞順”是婦德的核心。“貞”是堅守節操，守身如玉，對丈夫忠誠不貳;“順”就是《禮記》中說的“婉娩聽從”，對公婆、丈夫甚至對家族所有人謙恭有禮。漢代女教家班昭在《女戒》具體指出:“婦德不必才明絕異”(意思是不必具備特異才能，這是明代“女子無才便是德”流行語的最初依據)，做到“清閑貞靜，守節整齊，行己有恥，動靜有法”，就是具備了婦德。班昭更注重婦女品行的修養，到了清末，以蘭鼎元《女學》為代表的女教書中，“婦德”標準更加具體繁細，對婦女在不同情境、不同角色中都有詳細的規范:身為妻婦，事夫、事舅姑(公婆)要恭順柔和，身為正妻，還要“去妒”，幫丈夫納妾;身為母親，要會“教子”，為繼母要“慈愛前子”;與家庭成員相處，要“和叔妹(小叔、小姑)”、“睦娣姒(妯娌)”。家境貧寒要能“安貧”，富貴還需“恭儉”。還要“敬身”、“重義”、“守節”、“復仇”……具備一系列美德。

　婦言

　禮教對婦女的言辭方面的規定，最初是出於害怕“利口覆家邦”(能言善辯的女人會顛覆國家)，《詩經?大雅》中罵周幽王后褒姒“婦有長舌，唯厲之階”(長舌婦是亡國禍首)。然而言語(說話)也是一種必備的修養和技巧。鄭玄對“婦言”的解釋是“辭令”，也就是善於應對，說話得體的意思。班昭認為“婦言”不必伶牙俐齒、能言善辯，只要說話時考慮言辭是否恰當，不惡言傷人，不搶話、不多言，不使人討厭就行了。大家族最恨婦女之間言辭挑撥離間家庭成員不和，多嘴多舌、說話喋喋不休的婦女要受到懲罰，構成“七出”之一條。藍鼎元《女學》對“婦言”做了具體的正面引導，說“婦言不貴多，而貴當(恰當)”，各種場合需要用不同的恰如其分的言辭，如勉勵丈夫、教訓孩子、委婉勸諫、明志守禮、表現賢智、免於災禍……都需要運用恰當的言辭來達到預期目的。所以，“婦言”又需要智慧和知識修養。

　婦容

　儒家對婦女的容貌修飾有特殊的標準，孔子主張重德輕色，要丈夫對妻子“賢賢易色”，就是看中妻婦的品德代替重視美色;而對婦女容儀的要求是重質樸去修飾，而“冶容”近乎“誨淫”(刻意修飾打扮等於引誘男人性情之欲)。鄭玄對婦容的解釋是“婉娩”，就是溫順柔和的神態表情。班昭認為婦容不是指顏色美麗，而是日常生活中做到“盥浣塵穢，服飾鮮潔，沐浴以時，身不垢辱，是為婦容”——也就是做到勤於灑掃，服飾整潔、按時沐浴、講究衛生就符合婦容標準了。藍鼎元對婦容的要求側重不同場合的實用性，“婦容，貴端莊敬一，婉娩因時”，又細分為“事親”、“敬夫”之容要柔順恭敬，有妊(懷孕)之容要端莊，居喪之容要悲哀有節，避亂之容要鎮定自若，不失容度，必要時需義無返顧死烈殉節等等具體規

　婦功

　婦學四德中的“婦功”就是指婦女從事的勞動與工作。性別分工是男主外事，女主內事，所以“婦功”幾千年的標準沒有大變化——維持生活衣食之需的采桑養蠶、紡績織作，務中饋、備酒漿;還要奉養公婆、丈夫，生養孩子，招待賓客;另有重要的工作準備祭祀的用品和協助祭祀等。班昭認為，“婦功，不必工巧過人”，“專心紡績，不好戲笑;潔齊酒食，以奉賓客，是謂婦功”。但是從家庭需要出發，巧媳婦歷來受到讚譽，“懶”和“笨”的婦女是受譴責和嘲弄的對象。藍鼎元還分出先後順序和目的，說“婦功，先蠶織，次中饋;為奉養，為祭祀——各執其勞而終之以學問……”事實上，婦女承擔的婦功不但是家庭得以延續的重要保證，也是歷代國家賦稅收入的重要來源，古有“一夫不耕天下為之饑，一婦不織天下為之寒”的成語，班固在《漢書?食貨志》指出婦女晝作夜集，每月相當於45個勞動日，比男人要辛苦。

　“三從四德”小結

　對“三從四德”，首先應該看到，這些對婦女的要求規范是特定時代、出於某種需要產生的，並且隨著社會的變化也有一些變化。在周代父權製婚姻家庭建立、男女內外尊卑界限明確規定之後，才有了要求婦女從父、從夫、從子，即家庭的女性角色服從男性的“三從”道德規范。而“四德”是女性實踐“三從”道德目標必須具備的禮儀、風度修養和操作技術，也就是要婦女既順從又能乾。“三從”道德的教戒勸譽、“四德”修養的提倡培訓，和“七出”條規的威嚇懲罰交互作用，逐漸規訓出儒家文化影響下的傳統婦女之“美德”。隨著時代的推移，父權對婦女的控制逐漸讓位於夫權，夫家利益高於父家的利益，對婦女更強調服從、緘默和犧牲，條規也更加具體繁細，婦女為之付出的代價也更多。但也應該看到，“三從四德”在儒家整體文化框架下，本身充斥著矛盾，如強調“從父”時，也需要聽從母親;強調從夫，妻子也“與夫齊等”。特別是“孝文化”的提倡，兒子對母親特別對寡母的尊孝，也是獨具中國特色的。至於“四德”，重視婦女品德儀表言辭修養，今天如能代之以以時代新內容(如“德”重在文明禮貌修養，“言”、“功”重在才能和創造性的培養，“容”適當注重修飾而不刻意化裝美容等)，也頗有借鑒之處。

　七出之條定義、源流

　“七出”一詞起於漢代，至今可見的最早文獻是漢代的《大戴禮記?本命》，稱為“七去”、“七棄”。謂“婦有‘七去’:不順父母(此指公婆)，去;無子，去;淫，去;妒，去;有惡疾，去;多言，去;竊盜，去。”並解釋不順父母因其逆德，無子為其絕後，淫為其亂族，妒為其亂家，有惡疾為其不可與共粢盛(備祭祀供品)，口多言為其離親，竊盜為其反義。然而，出妻現象早已有之，先秦婦女出嫁和被休同時稱“歸”，被休也叫“大歸”，被出的婦女叫“棄婦”。漢代提出“七出”與“五不娶”(****之家、逆德之家、上代有受刑的、患惡疾的人家的女兒和沒有母親的長女)有關。這樣就把住婚姻的兩道關口。唐代將“七出”規條入律，當出不出和隨便棄妻都將受律法乾預;並將七出順序改變為“無子、淫佚、不事舅姑(公婆)、口舌、盜竊、妒忌、惡疾”。清律改為:“無子、不事舅姑、淫僻、嫉妒、惡疾、多言舌、盜竊”;而對犯淫僻的婦女沒有“三不去”的權變。“七出”次序的變化反映不同時代對婦女要求的標準不同。

　不順父母

　父權製家庭的建立首要的是維護父家長的尊嚴和利益，娶媳婦事奉孝順公婆是婚姻的主要目的之一。孟子說過“娶妻為養”，就是事奉丈夫的父母。順、孝、事的理想標準如《禮記?內則》所要求的，“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雞叫頭遍，媳婦起床梳洗到公婆處請安，奉水盥漱，侍侯用飯，沒有公婆的命令不敢退私室休息。媳婦必須唯公婆之命是從，“三從”中的“從夫”，實際“夫”需以父母之命是聽;“四德”中的每條都與事奉孝順公婆的修養有關。不順公婆的媳婦，起到擾亂家庭尊卑秩序、破壞和諧的作用，是違背孝德婦道，也是妻婦最嚴重的錯誤。因此，在尊崇孝德的漢代創造“七出“之條時把“不順父母”放在首條。許多因不孝順休妻的例子看來很不近情理，如東漢薑詩的妻子在婆婆面前叱罵以條狗，就被丈夫認為不孝順休棄，薑詩還被譽為孝子。是否順公婆，更多是主觀感受，一些公婆借口不孝強迫兒子休妻，造成像《孔雀東南飛》中劉蘭芝與焦仲卿雙雙殉情的悲劇。

　無子

　“七出”之條中，該條對被休婦女而言，最是無辜。父權製家庭中婚姻的目的是“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世”;孟子說“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娶妻就是為了生育後代;而按照父系傳承的世系原則，只有兒子才算延續香火的後代。因此，婦女不得不擔起“無子”的“罪名”。依製只能娶一個妻子，所以需休棄無子之妻，再娶新妻以生子。曹植《棄婦詩》寫道:“無子當歸寧(被休)……有子月經天，無子若流星;天月相終始，流星沒無精。”是說無子的婦女就像流星一樣在夫家短暫;只有生了兒子的妻子才能像日月經天在夫家站住腳。可見漢代因無子休妻的普遍存在。後代越來越重視“無子”在“七出”中的位置，開放如唐朝，唐律中把“無子”置於首位，這一直延續到明清。不過，後來流行無子的正妻為丈夫納妾，妾生子可視為己生，免於被出;若無子且妒，只有被休。歷代因無子被棄的婦女上至宮廷貴婦(如春秋時衛國夫人莊薑，出身高貴，品貌超群，《詩經.衛風.碩人》就是讚揚她而作，但她由於沒有生育而被疏遠冷落，《詩經?邶風?日月》舊說如是)下至民間(如曹植《棄婦詩》所詠)不可勝數。

　“淫”

　這裡是指婦女有放縱淫_亂的行為，“僻”是行為邪僻不正，淫僻被認為是婦女道德品行最大惡德。(儒家在性行為、性道德上也是奉行男女雙重道德標準的)該條要求妻子對丈夫保守貞操，不得與家族內外男子有染，以保持家族穩定和血統純正(《大戴禮記?本命》“為其亂族也”)。對已婚婦女來說，被認為是自身可掌控的最大的過錯，“萬惡淫為首”。宋代以後重視“處女貞”(守貞操的未婚女子，民間俗稱“黃花閨女”)，有新婚夜“驗紅”的習俗(用白絹檢驗初婚夜夫妻性生活是否有血，有血即是貞潔處女，無血，就斷定犯淫即刻休棄)。唐律令把“淫佚”提到第二條;清律列在第三條，但又規定犯“七出”之條中，惟獨對犯“淫佚”條不執行“三不去”(詳見第23檔案)的權變規定而格休勿論。家族在對犯淫婦女處罰上起重要作用，如清代江西臨川孔氏支族家規規定“婦與人私，斷令改嫁;其夫不嫁，革餅逐出，生子不得名登團拜;凡族中婚姻喜慶之類，俱不得與;不得派行稱呼”。婦女犯淫除休棄外，更有施行“沉塘”(沉”(將犯淫婦女綁在竹木板上塘底淹死，湖南等地習俗)等嚴厲懲罰。宮廷懲罰淫_亂的婦女有“幽閉”(是處罰淫行的酷刑即《尚書?呂刑》“宮辟疑赦”之宮刑，男子割勢，女子毀壞生殖器，僅次於死刑)。至於小說、戲劇中如《水滸》對犯淫的妻婦嫂非休即殺在後代影響深遠。

　惡疾

　“惡疾”，《大戴禮記?本命》認為是“不可與共粢盛(備祭祀供品)”，東漢何休認為“惡疾棄，不可事宗廟也。”何休把喑、聾、盲、癘、禿、跛、佝都歸入惡疾，未免太泛，除了“癘”傳染性強難以治愈，其他6種殘疾並不妨礙祭祀。東漢許慎《說文解字》:“癘，惡疾也。”“癘”通“癩”，就是麻瘋病，傳染性強，患者遍身爛灼，毛發凋零，指節自解，為不治之症。婦女患此惡疾除不許參與祭祀外，也影響生活、生育，不能承擔倫理責任，自然被父權製家庭休棄。後來，把患有精神方面疾病的也視為惡疾，如清代直隸安平縣歸可子妻嶽氏，因患有羊角瘋，被丈夫以“七出”中的“惡疾”條休棄;嶽氏回娘家養病，漸漸康復，而歸可子已再婚娶妻;嶽氏看複婚無望，又不願改嫁，就投井自殺了。(事見李塨《恕谷後集》卷7，《可母嶽墓碣銘》)

　嫉妒

　“妒忌”(“嫉妒”)出妻，是要懲罰那些對丈夫多納妾不滿、敢於表現在語言和行動上的正妻。認為嫉妒有背“婦德”中的柔順之德、賢惠之道，其目的是維護父權製家庭丈夫多娶、家族多子的利益需要。《說文解字》對“妒”解釋為“婦妒夫”，相應還有“媢”字是“夫妒婦”，說明當時婦女有外遇或通淫的情況，引起丈夫嫉妒情況比較多;後來人們更習見妻子對丈夫納妾的嫉妒了。先秦時代，上層婦女即使嫉妒也不一定被出，《左傳》記載晉國叔向的母親羊叔姬(嫡妻)嫉妒叔虎的母親(妾)長得漂亮，不讓丈夫多接近她，怕妾生下兒子威脅叔向的地位，她不但未被休，《左傳》還稱讚她聰明。到了東漢的馮衍妻任氏因阻止丈夫納妾被丈夫休遣，馮衍寫信給妻弟說自己按照先聖之禮納妾遭到妻子嫉妒，是自己和家庭的不幸，不去此婦，家不寧、不清，福不生，事不成。從魏晉南北朝一直到唐朝，上層婦女中嫉妒製夫的現象還非常普遍，直到理學佔統治地位的明清時代，婦女嫉妒減少甚至主動為丈夫納妾的多了起來。

　多口舌

　“四德”對“婦言”的要求，作為妻婦應沉靜寡言，“言不貴多而貴當”。父權製家庭忌諱妻婦多言，主要因為怕外來的妻婦會離間家庭內部人際關系，特別是兄弟間的關系，導致家庭不和甚至瓦解。如漢初陳平年輕時與兄嫂同住，其兄每日耕田，而鼓勵陳平到外面遊學，嫂子嫌陳平不生產白吃飯，說:“有叔如此，不如無有！”被丈夫休棄，趕回娘家。東漢李充的妻子也因妻子多言而出之。在妯娌間搬弄是非、製造家族不和也是多口舌的表現。後代連篇累牘的女教書中，普遍認為婦女多言是違背婦道，不賢、瘋癲，難為夫家所容。清代唐彪《婦女必讀書》中說:“婦人賢不賢，全在聲音高低、語言多寡中分:聲低言寡者賢，聲高言多者不賢也。”《清平山堂話本?“快嘴”李翠蓮記》就是寫一個聰明敏銳，性情直率，不受禮法約束，說話無忌，出口成章的李翠蓮，到婆家不為所容，而遭休棄，也不為自家哥嫂接納，終於出家為尼。

　盜竊

　把妻婦“竊盜”(不是指在外盜竊他人財物，而是家內)作為“七出”之一條，一方面反映婦女沒有獨立財產權，更反映出父權製家庭(族)為維護父權—夫權家族的財產利益而對婦女進行控制。《禮記?內則》規定:“子婦無私貨、無私畜、無私器。”即使娘家人的饋贈也要交給婆婆，更不能把丈夫家的財物“私假(借)”、“私與(給)”，不然就構成“竊盜”，這被認為“吃裡扒外”。所以，把妻婦竊盜的罪名定為“反義”，即違反常情常理。在父權製婚姻家庭制度中，男家為內，女家為外。《韓非子?說林》中講衛國女子因出嫁前聽她母教導——婚姻不可靠，被丈夫遺棄很普遍，應該自己積攢財物，到婆家後照乃母話行事被發現，“其姑以其多私而出之”。後代大家族家法規定妻婦不得把大家族的公共財物據為小家所有，鄭氏家規要求家庭勞作如紡線必須集體進行，不許分散在各自小家，每天收工前檢查有無缺少，嚴格防止竊盜私藏歸小家庭。

　“七出”小結

　“七出”是對婦女而設的懲罰規條。明初劉基就說過“七出”不是“聖人意”，乃“後世薄夫之所雲”。他認為犯淫、妒、不孝、多言、盜竊這五條，出妻尚有道理，而“惡疾”與“無子”，是人不願有之大不幸，而竟被出，有悖天理人情。(《鬱離子》)從今天的眼光看，“七出”的用意:(1)在於鞏固父權—夫權家庭(族)秩序——如以“不孝”出妻為了維護家長尊嚴和轉移養老責任給婦女，以“淫僻”、“嫉妒”、“多言”出妻為了保持尊卑有序、血緣純正和人際和睦;(2)為維護父權—夫權家庭(族)的利益，包括世系延續及其象征意義、社會聲譽和物質利益，以“無子”、“惡疾”、“盜竊”等不近情理的條規出妻。責怪、壓製、懲罰婦女使其屈從犧牲，是“七出”之條對婦女構成壓迫的主要方面。另一方面，與“七出”相補充的還有“三不去”規定:“有所取(娶)無所歸，不去;與更三年喪，不去;前貧賤後富貴，不去。”(《大戴禮記?本命》)這是對“七出”的一種變通，對那些娘家無人、與夫守孝三年和與夫共歷貧賤患難的妻子當出而給予“豁免”，但對於犯淫的婦女是不適用的。

　古代離婚:“七出”由禮入法

　父權製婚姻家庭制度是周代建立起來的。在西周甚至春秋戰國時期，父權製家庭不是特別穩固的，如《周易》中有妻子離家出走，秦始皇巡遊時發現男子招贅、寄宿女家和死了丈夫的妻子拋棄孩子改嫁的現象，於是刻石頒令天下維護家庭穩定。先秦還沒有“七出”具體規條，婦女雖有犯七出規條者，不一定被休，然丈夫遺棄妻子也可以不受限制。漢代儒者在闡發古禮時根據當時的需要規定了“七出”、“五不娶”、“三不去”的條文，只是在家庭(族)禮教范圍內實行，到了唐代，“七出”、“三不去”進入法律范疇，《唐令》:“諸棄妻需有‘七出’之狀:一無子，二淫佚，三不事舅姑，四口舌，五盜竊，六嫉妒，七惡疾。皆夫手書棄之……雖犯七出有三不去。三不去者，謂一經持舅姑之喪，二娶時賤後貴，三有所受無所歸。”此外，唐律在解除婚姻方面還增加了“義絕”條款(見第24檔案)。法律又規定，妻子沒有七出和義絕的情況而出妻的，要受到懲罰。宋元明清以來的離婚律令，基本沿襲唐律。

　“義絕”與“和離

　“義絕”與“和離”，同為解除婚姻關系的法律方式。“義絕”一詞最早見於漢代《白虎通?嫁娶》。禮規定丈夫可以休妻，妻不能離夫，但是丈夫“悖逆人倫，殺妻父母，廢絕綱紀，亂之大者也;義絕，乃得去也。”妻子可以與殺死嶽父母的丈夫脫離關系，因為他破壞了“夫妻義合”的原則，妻子離開他是正當的。“義絕”作為強製離婚的法律規定始於唐代，且不再限於夫殺妻之父母，而是包括夫或妻對對方的父母、祖父母、兄弟、外祖父母等的侵犯(毆打、詈罵和傷害)。唐宋通行的七種“義絕”條件有2條針對丈夫，1條夫妻共用，4條針對妻子，其中有“妻子欲害夫”即“義絕”的條款。法律還規定，若犯義絕不離的，“合得一年徒罪”。元明清義絕據時變更內容。

　“和離”始見於唐代《唐律?戶婚》，在“諸犯義絕者離之”條後規定:“若夫妻不相安諧而和離者不坐(問罪)。”和離需由丈夫簽“放妻書”。後代循唐例，也稱“和離”為“兩願離婚”，並為近代法律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