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師》是以寫人為核心的小說。
雖然經常打著歷史小說的旗號,不過心裡是很清楚,從分類上最多只能歸結到人物傳記,就連歷史人物傳記都很勉強。這是因為與嚴格的史傳作品不同的,《帝師》的目的並不在於敘述事件、展示一段波瀾壯闊的大陸統一歷史。《帝師》從一開始目標就非常明確,這就是我的理想我的寄托,寫這些文字就是要創造出一個徹底符合各種理想(包括政治理想、文學理想、人格理想等等等等)的人物來。
而一旦涉及到人,個人的魅力必然是極重要的。
理想的人物到底是什麽樣子呢?具體說來當然是見仁見智。但有些東西是人所共通,也願意承認其為理想的;從古到今,基本一理。落實到人的身上,身體的強健、心智的傑出、感情的細致豐富、為人處世的權變圓通、高尚美好的道德和責任心……所謂理想化的人物,這些品性或者說特質的存在都是極重要的。而這些用傳統儒家的語匯來總結定義,則有一個詞可以概括:聖。
“聖”這個詞,在中國傳統文化當中,分量是極重,語意內涵也是極其特殊的。先秦諸子都有各自定義的“聖”和“聖人”,其中影響最大或許還是儒家“內聖外王”的學說。歷史上能夠用到“聖”作封號的人極少:三皇五帝的上古時代是被後世推崇有“聖人”的時期,但史料渺渺不可考。堯舜之後,就直接到春秋戰國的紛亂,有孔子被後世追為聖人,“至聖先師”的禦賜封好,是對這位本身從未執掌過權力、但影響綿及至今不衰的“素王”的至大尊崇。清代康熙皇帝廟號聖祖,也是考察其一生功業能夠當之而無愧,並非單純奉承溢美的說法。另外,還有一個“聖”在中華文化范疇下是知道得極廣的——齊天大聖孫悟空。當然,這裡面涉及到許多其他的東西,不過這一個“聖”字的印象,於人總是非常深刻。
說到這裡,總體的意思,最後的落點還是在儒家“內聖外王”的“內聖”。內聖指的是個人的修養,自我的把握、明心見性和自身的提升,最終達到一個“聖”的境界。諸子的學術,大多認為至道、至聖是可及的,但儒家不同於其他學術,在於儒家達到“聖”的途徑手段是自修自省:格物致知誠意正心,然後才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個人的修養,在儒家是極重要的。而修養的手段,從後代儒者的研究深發中,則是多種多樣。用禪宗來類比,真是“坐臥行走,無一不是修行”。在這些修養形式中,又有一些是格外能夠提升人心智境界的,比如詩詞文賦,比如琴棋書畫。所以中國傳統的士人,多在這些被我們後世人歸類到文學、藝術類別的領域多有造詣。但如果推還其根本,這些方面的修煉出色,目的其實在追求自身修養的提升,只是一種到達更高境界的方法途徑,而不是真的讓人將心力單純寄托到文學、藝術等諸如此類的形式手段上。這種觀點投射到具體文學上,則有千余年歷史的關於“文以載道”的爭論。當然,文學應該是有其獨立性、自覺性的,這一點不該否定;不過,就其行為發生的最初目的、文學之於個人的功用,追本溯源,歸根結蒂,或許還是在個人的修行吧?
說這麽多,似乎還是在外圍兜圈子,依然沒說到主題。那麽,從文學、從修養收回來,重新回到最初“人”的理想的塑造上面。其實,這兩者有很強的內在關系:小說是塑造人物形象為根本目標的,一個理想的、完美的人物,如果附貼上最簡單的理想標簽“內聖”,那麽要塑造、體現這樣的形象,就必須使其內在修養形象展露於外。換句話說,就是要通過各種手段,各種形式、方法,去表現其內在的完美卓絕。
所以文學這樣的手段,就變得很重要。
而我們評論一個人出色、全面,往往會用一個詞語:“文武兼資”,或者是“文武雙全”。通常“武”的概念是簡單而比較明確的,所謂“能武”,在軍人自然可以直指軍械的運用技戰術的掌握,一般人如果能耍上幾手防身術施展開兩趟拳腳功夫,或者掙個跆拳道柔道段位之類都可以說是有“武人之風”。而如果進一步,指揮軍隊,軍事戰略、統領方面的才能得到培養發揮,那則可以視為絕對的“能武”了。但是“文”的概念要遠比“武”廣得多——籠統地、不客氣地說,一切“武”以外的,都可以歸到“文”的類別。筆頭的文采辭藻是“文”,交際用的外語、禮儀也是“文”,歷史文化的熟悉是“文”,各種藝術品味也是“文”。而安邦掌國,經濟治世,一平天下,則是世界上最大的“文”。“文武雙全”、“能文能武”,真正用起來的時候,“武”或者還可以較多的落實,“文”之含義的局限,簡直無法估計。不過,一般地,說到一個人“能文”,大體上的意義還是傾向文章詞采的方面。也就是說,在文學方面,有相對超出一般的修養。
既然“文”是個人修養的重要部分,那麽要塑造一個理想的人物,自然不可以忽略這一點。所以《帝師》裡面,青梵在文學方面的才華,是被極大程度誇飾、刻意推崇的。
不過,《帝師》裡人物,用“文武兼資”這樣詞語來評價的,其實不算太少。
柳衍是第一個。司徒雅臣也就是上方雅臣,從後文章節來看政治方面的才華也很出色,但是他再出色也不能跟真正文武雙全的念安帝上方未神相比——文采方面不多說,光是獵場馴服馬匹,英姿勃發的形象就足夠說明“文武雙全”這個詞的含義。風司冥受到青梵教導,在文學修養方面是絕對不差的,這個可以從他同鍾無射交往過程中看出來:知音,鍾子期那樣天生善聆的總是在少數,但是經過一定的修習,總是會更容易抓住一些藝術的靈光。而最直接說明能文能武的,則應該要算君家第四代家主君清遙。所謂君家唯一一位以軍功立朝的宰相首輔,又是製作六道酒令的高手,流傳下許多佳作名篇,這樣的君清遙,簡直都厲害到“成仙”了。
還有一些人物,雖然不直白地說明其文學水平,或者不一定在文學上有特別高深的造詣,但是本身的修養總能夠在細節的地方展露出來。比如胤軒帝風胥然,隨口說出來的詩句,對他人文采個性的評價,欣賞的樂舞文章等等,都可以看出他在文學藝術方面的修養。比如林間非,他的文章一定是做得很好的,不然怎麽就拿走了青梵主持的頭一屆大比的殿生第一?他的妻子白琦又是書肆的老板,懂得欣賞好的詩文,這一對夫妻顯然會有非常多共同語言。風司廷、上方無忌也是不用說的,他們本來就是擁有文名的皇子,對一些佳作名篇的反應完全可以見出其功底的究竟深淺。就連東炎鴻逵帝禦華焰,與青梵幾句話,隨口吟用念誦的詩詞就有好幾篇。雖然作為皇帝這也是基本具備的外交禮儀、能力素養,但如果不是真的在這些方面下過工夫的話,是絕對不可能有那種隨口而發,輕松從容、舉重若輕的感覺的。
毫無疑問,《帝師》是非常注意“文”的。尤其是文學方面,不僅主要的角色多有能武能文,許多極小的地方,也會有“文”的滲透。“凡有井水處,便得聞柳詞”,讓一個國家的皇都京城都浸爛在這種文采悠然的氣氛當中,幾乎到了執著太甚的誇張過分程度。但這一切,都是為了塑造心中理想的人物而作——文體現的,是一種優美,是一種高雅,是一種包容,是一種觀照,更是一種修養。“詩言志,歌詠言”,中國最早文學理論基調,就確定文學作為個人修養個人品性的基本組成、途徑、手段的地位和作用。有常說,“文如其人”,《帝師》中的人物,他們的“文”是否可以體現他們的“人”,或者他們是否通過“文”的手段,也一步步走向他們的“聖”……身為作者,往往也會為自己創造的世界所迷惑,更何況,這個虛構出來的世界,原本就是眼觀目想的真實世界的投影。而這些問題答案的追尋,是之所以努力把“文”和“人”揉和到一起的根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