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楊廣華誕蕭妃子歸

　北周武帝天和四年，即公元569年，隋煬帝楊廣誕生在關中，出生地可能是同州(即馮翊，治今陝西大荔)。今大荔城中猶有街名龍興裡，並存“煬帝故裡”碑。二十八年前，他的父親楊堅(541―604)也出生在這裡的一座般若寺中。開皇七年(587)，隋文帝楊堅來此“親祠故社”，這裡被稱是“先帝所居”，北周時就建有其父的桓王廟。

　楊堅出生前四年，即公元537年，同州以南發生的沙苑之戰中，宇文泰大敗高歡，這一勝利成為西魏、北周政權立足關中的奠基禮。因同州地處河東往長安的交通要道上，宇文泰常居此地以禦北齊，楊堅的父親楊忠(?一568)入關未久，便跟著他在這裡安了家。

　這是一個新興的關隴軍事貴族之家。北魏末年六鎮起兵後的喪亂中，楊忠的父親楊楨(?一526?)從武川(在今內蒙)避地中山(治今河北定縣)，死於鮮於修禮的戰事。此後楊忠跟隨也是來自武川的獨孤信(503--557)作戰，北魏末永熙三年(534)，他們一起隨孝武帝元修入關投奔武川的世交宇文泰;楊忠武藝絕倫，屢建戰功，大統十六年(550)西魏府兵製初創時，獨孤信名列八大柱國，楊忠也被授大將軍勳銜，這兩家都成為關隴軍事貴族集團中最顯赫的家族。

　《隋書•高祖紀上》稱楊堅為弘農華陰人，漢太尉楊震之後，是執行宇文泰入關後的政策，“以關內諸州，為其本望”，攀附士族高門，偽冒為弘農楊氏。遍查史志碑傳，未見楊堅先人與弘農楊氏有任何關聯，其實隻是來自武川那個沒有士族的僻遠軍鎮的軍人，後因戰功而成為西魏、北周的軍事貴族。宇文泰、楊忠、李虎這一夥起自下層的關隴新貴，其出身、閱歷、門第、思想傾向和舊門閥士族是迥然有別的，因此這些新貴結成關隴集團，憑手中掌握的西魏、北周、隋、初唐四朝政權，與舊族抗衡，成為摧毀腐朽的門閥政治的積極力量。

　楊廣又名英，小宇阿摩。他的兄弟也有睨地伐:阿祗等非漢族的名字，連他的爸爸也一度稱普六茹堅。他的母親獨孤氏是匈奴人屠各部後裔。可以說這是二個民族血統參半的家庭。和他家庭背景極為相似的唐太宗，後來能夠成為“天可汗”，是很得益於這樣的家庭氣氛的熏陶的。

　楊廣的母親獨孤氏，即隋文帝文獻皇后(544―602)，是獨孤信的第七女。楊廣的長姐楊麗華(?一609)，是北周宣帝天元皇后。楊廣出生時，父親楊堅已襲爵為隋國公，因此他幼年即以父蔭封雁門郡公。隋煬帝曾回憶自己:“昔從先朝周旋於此(博陵)，年甫八歲。”博陵即定州(治今河北定縣)，這應指其父楊堅作為右三軍總管，在建德五年(576)從周武帝宇文邕平齊之後，又於翌年與齊王，宇文憲破北齊任城王高浩於冀州(治今河北冀縣)，任定州總管一事。但此時楊堅已被齊王憲和內史玉軌等盯上，疑心他“貌有反相”，周宣帝(559--580)也向他發出“必族滅爾家”的警告，楊堅迫不得已，“深自晦匿”，極力掩飾。小小年紀的楊廣，已慣見戰場廝殺的酷烈和政治旋渦的險惡。他是一個在非常的環境裡成長起來的非常人才。

　對於楊家來說，很快便時來運轉。三十六歲的周武帝去世之後不過兩年，其予周宣帝便因荒淫過度，在大象二年(580)五月駕崩了。這位年方二十二歲的天元皇帝，長子宇文衍(573―581)此時才八歲，楊堅作為皇太后之父，以外戚身份入主朝政。九個月後，周靜帝“遜位於隋”，楊堅輕而易舉地撿了令皇帝做，成為隋朝的開國君主。十三歲的楊廣，作為天子的驕子，躍入了處於社會峰巔的皇家生活。

　開皇元年(581)二月甲子(十四日)，隋文帝即皇帝位，當月乙亥(二十五日)，封雁門公楊廣為晉王。丁醜(二十七日)，又任命他為並州總管，接替就任太師的李穆。翌年正月，又置河北行台尚書省於並州，以晉王廣為尚書令。同時還置河南道行台尚書省於洛州(治今河南掐陽)，以第三子秦王俊為尚書令;置西南道行台尚書省於益州(治今四川成都)，以第四子蜀王秀為尚書今。“帝懲周室諸侯微弱，以亡天下，故分封諸王，並為行台，方面。”想依靠親子加強對國內要害地區的控制。

　楊廣的任所並州治晉陽，在今太原市西南約二十公裡的晉源鎮古城營村一帶，是東魏’、北齊的別都。五六年前這裡是北周同北齊激烈爭奪的戰略要地，並且這裡是防禦北方突厥的軍事重鎮，所以隋文帝首先派次子楊廣出藩鎮守。

　此時的楊廣年僅十三歲，“朝廷妙選正人有文武才乾者，為之僚佐”，“令項城公韶、安道公李導之。”

　王韶(?―591)字子相，是太原晉陽本地人，北周以來累立軍功。楊廣鎮守並州時，王韶為行台右仆射，視從二品。傳稱:“韶性剛直，王甚憚之，每事諮詢，不致違於法度。”

　李(?一599)字廣達，朔方岩綠(今陝西靖邊白城子)人，在北周平齊和取陳的淮南諸役之中，每為先鋒，武功卓著。在隋為左武衛將軍。從三品。傳稱:“性剛毅，有器乾，偉容儀，多武藝。”楊廣出鎮並州，“詔總晉王府軍事”。

　隋文帝特意安排了隆重的拜官儀式，隋煬帝後來回憶當時的場面說:

　我昔階緣恩寵，啟封晉陽，出藩之初，時年十二。先帝立我西朝堂，乃令高須、虞慶則、元F等從內送王子相於我。於時誡我曰:“以汝幼衝，未更世事，今令子相作輔於汝，事無大小，皆可委之。無得昵近小人，疏遠子相。若從我言者，有益於社稷，成立汝名行;如不用此言，唯國及身，敗無日矣！”吾受敕之後，奉以周旋，不敢失墜。

　王韶、李忠於職守，頗有建樹。有一次王韶奉使巡檢長城工程。乘其外出，晉王“穿池，起三山”，稍有放縱，王韶便“自鎖而諫，王謝而罷之”。隋文帝“聞而嘉歎，賜金百兩，並后宮四人”。開皇三年(583)隋以衛王楊爽等為行軍元帥，分八道大規模出塞，反擊突厥，在白道(今內蒙呼和浩特西北大青山南北通道)遇沙體略可汗的主力，李讚成李充的主張，趁突厥輕敵無備，用精兵突襲，終於力挫突厥銳氣，取得大勝，不可一世的沙缽略從此屈膝稱藩。隋文帝對他倆寄以柱石之望，結果非常滿意，認為“文同王子相，武如李廣達”，是坐鎮一方的藩王最理想的僚佐。

　還有一位出身於山東士族高門的李雄(?―583)，趙郡高邑(今在河北)人。“家世並以學業自通，雄獨習騎射……不守章句”。在北周戰功卓著，入隋，拜鴻臚卿，正三品，隨晉王往並州，出任河北行台兵郭、尚書。隋文帝囑咐:“吾兒既少，更事未多，以卿兼文武才，今推誠相委，吾無北顧之憂矣。”李雄慷慨應命。雄“當官正直，佩然有不可犯之色，王甚敬憚，吏民稱焉。”

　李雄到任年余便去世，楊廣和王韶、李的關系一直保持到平陳之後。開皇末王韶死後，楊廣仍深情地懷念著他，自己做了皇帝後還說:“微子相之力，吾無今日矣！”追贈他為司徒、尚書令。

　晉王在王韶他們的輔導下，表現得“好學，善屬文，沉深嚴重”。有一次外出觀獵，不巧遇雨，左右的人給他披上油衣遮蔽，他說:“士卒皆沾濕，我獨衣此乎！”讓把油衣拿走。這樣，他不僅很早就取得了政治經驗，又積累了政績聲譽。少年的楊廣已使“朝野屬望”。隋文帝密令一個名叫來和的善於看相的人，給他五個兒子都相一下面，來和說:“晉王眉上雙骨隆起，貴不可言。”就是這種社會輿論的反映。

　正當楊廣春風得意之時，父皇母后又為他物色了妻室。開皇四年(584)，梁主蕭巋之女嫁到皇隋做了晉王正妃。這時新郎楊廣才虛歲十六。

　蕭妃(570―647)是南蘭陵(今江蘇武進)人。蕭家是晉末喪亂時從北方蘭陵郡(治今山東蒼山蘭陵鎮)遷來，族本寒微。劉宋建立後，因是劉裕外家(劉裕繼母姓蕭)，日漸富貴。蕭家出了南齊、蕭梁兩朝皇帝後，成為僑姓中與王、謝、袁等並列的大姓。蕭妃的高祖蕭衍攻滅本族遠親的南齊，建蕭梁政權，他就是著名的梁武帝。其子昭明太子蕭統是蕭妃的曾祖父。蕭梁政權在侯景之亂中崩潰，蕭妃的祖父蕭祭乞師於西魏，在西魏恭帝元年(554)靠於謹、楊忠(隋煬帝祖父)，攻殺其叔父梁元帝蕭繹，立國於江棱。他在其國內稱皇帝，對西魏、北周稱臣，史稱後梁，是個附庸國。

　隋文帝篡周，立足未穩，為避免四面樹敵，極力籠絡梁主，受禪之初，“遣使賜金五百兩，銀千兩，布帛萬匹，馬五百匹”。開皇四年(584)正月，蕭巋朝長安，“上甚敬焉，詔巋位在王公之上。……月余歸藩，帝親餞於產水之上”。也正是此時，出於政治聯姻的目的，決定在梁室待聘女子中為晉王楊廣選妃。先定下聯姻之事，而後找人。“遍佔諸女，諸女皆不吉。巋迎後於舅氏，令使者佔之，曰:‘吉’，於是遂策為王妃。”

　蕭妃，後來成為隋煬帝蕭皇后，她雖是後梁明帝蕭巋(542―585)之女，但因出生於二月，扛南風俗，二月生予者不單，所以由叔父蕭岌收養。不久，蕭岌和嬸嬸雙雙去世，又轉到娘舅張軻家，“軻甚貧窶，後躬親勞苦”。十三國歲出嫁時，她已是一個很懂事的女孩子了。她一副好性格，是在少年時代這樣的經歷中磨煉出來的。

　史稱“蕭後初歸藩邸，有輔佐君子之心”。她“性婉順，有智識，好學解屬文，頗知佔候。高祖大善之，帝甚寵敬焉”。隋文帝特別喜歡這個聰慧的兒媳，大約和她從下層生活中帶來的樸實氣質有關。她和楊廣從此在一起和諧地生活了三十五年，休戚與共，至死不渝，是帝王家一對難得的結發夫妻。

　蕭妃於歸，快樂皇子楊廣有了一個好妻子，生活充滿了陽光。他雖遠離父母，但在嚴師和賢妻的輔佐下，迅速成長為一個頂天立地的男子漢。

　二、出類拔萃率軍滅陳

　開皇六年(586)閏八月，十八歲的晉王楊廣應召入朝。十月，被任命為雍州牧、內史令。雍州即京兆郡，因而入主國都長安行政，並理朝政近兩年。

　此間，隋文帝曾“幸晉王第”。《隋書•煬帝紀上》所說:“高祖幸上所居第，見樂器弦多斷絕，又有塵埃，若不用者，以為不好聲妓，善之。”這大概是開皇七年(587)四月間的事。在蕭妃最初的影響下，楊廣若有此表現，並非不合情理。隋紀又謂:“上尤自矯飾，當時稱為仁孝。”這後半句無疑是那時包括所有婢仆在內，人們對楊廣一般看法的實錄;前半句，斥之為故意做作的“矯飾”，就是史家未必允當的揣度了。我們應當給與嚴父、尊師的約束，特別是尚未泯滅從下層民間帶來簡樸作風的蕭妃的影響以充分的估計。況且要說初涉人事的楊廣，已抱有某種政治目的而處處矯飾，能騙過老成的父母，也是不大符合才十八虛歲的男孩的心理水準的。

　開皇八年(588)十月，置淮南行台省於壽春(治今安徽壽縣)，以晉王楊廣為尚書令。同月部署了八路伐陳的兵力，晉王被任命為隋軍統帥。既然皇帝不親征，太子作為國本留居京師不宜選出，次子楊廣、將成年的親王便自然是統帥的當然人選。這次意義重大的統一戰爭，給了他第一次在歷史舞台上建功立業、嶄露頭角的寶貴機會。

　平陳一役，隋廷蓄謀已久。隋朝繼承北周時，已與陳國隔江對峙。隋文帝開皇元年(581)二月在任命晉王楊廣為並州總管後，三月即又任命賀若弼為吳州總管，韓擒虎為廬州總管，分別在江北的廣陵(治今江蘇揚州)、廬州(治今安徽合肥)，從東北、西北兩個方向虎視建康(今江蘇南京)的陳政權，準備實現其“並吞江南之志”。

　當年九月指派尚書左仆射高穎節度諸軍攻陳。旋因二年正月陳宣帝去世，陳遣使請和，歸還去年攻佔的江北胡墅(今江蘇西南)。隋文帝“矜其喪禍，仍詔班師”。表面上豁達大度，“禮不伐喪”，實際是隋廷改變了兩面出擊的戰略，要全力對付來自北方的主要危脅――突厥。此後表面上兩國使臣交聘往來，但滅陳的既定方針不變。

　開皇五年(585)蕭巋朝隋後返江陵時，隋文帝親熱地拉著他的手說:“梁主久滯荊楚，未複舊都，故鄉之念，良軫懷抱。朕當振旅長江，相送旋反耳。”道出滅陳夙志。這時經過開皇三四年成功的軍事反擊和離間分化，突厥諸部已陸續降附稱臣，隋室又可以騰出手來面對南方了。

　開皇七年(587)八月，隋文帝將蕭妃的長兄梁主蕭琮(585―587在位)君臣二百人召到長安，九月廢梁國。此後，平滅陳國之事便又提到日程上來。

　開皇八年(588)三月，隋文帝下詔伐陳。斥責陳後主陳叔寶:“據手掌之地，恣溪壑之險，劫奪閭閻，資產俱竭，驅蹙內外，勞役弗已。征責女子，擅造宮室，日增月益，止足無期，帷薄嬪嬙，有逾萬數。寶衣玉食，窮奢極侈，淫聲樂飲，俾晝作夜。斬直言之客，滅無罪之家，剖人之肝，分人之血。……自古昏亂，罕或能比。”決心“應機誅殄”，“永清吳、越”。這個“一人後庭，數旬不出”，“荒於酒色，不恤政事”的昏君在位，給了隋軍滅陳、完成統一的絕好機會。

　十月，楊廣受命任淮南行台尚書令。他和秦王楊俊、清河公楊素並為行軍元帥，但九十總管、五十一萬八千大軍“皆受晉王節度”。十一月餞行、誓師後，在“東接滄海，西拒巴蜀，旌旗舟楫，橫亙數千裡”的長江沿線出擊。楊廣這時向陳尚書令江總發出《遺陳尚書江總檄》。這篇他署名的文件，論述了中國治亂紛爭終歸一統的歷史大勢，交代了“唯廢偽主”，百官歸命可以“身保榮貴”的政策。這篇收入《文苑英華》的檄文略曰:

　寡人忝膺朝寄，董律專征，跋涉山川，今次江際。公等文儒自立，器用適時，冠蓋二世，齒德兼重。孔老殊教，名墨異家，金匱珠韜，銀編玉策，莫不謄於舌抄，散在筆端。邃古成敗之機，近代安危之跡，照同懸鏡，明若觀火，無待指南，自應神悟。……自穹昊生民，樹之司牧，羲軒以降，書契可記。鹹一姓承五行，四海無兩帝。漢道雲季，三方鼎立，時惟版蕩，世匪休明，當塗起而蜀亡，典午興而吳滅。永嘉喪亂，紫宸曠生，劉石符姚之儔，偽夏僭燕之醜，妄塵大寶，事乖圖錄。魏室乘時，兆基朔野，經始嵩洛，未暇江湖。有周受命，敵非齊氏，務在兼並，不遑外略。蕞爾吳越，自相君長，竊擬王者之儀，妄談天子之氣，偷安假息，綿歷世祀。我大隋之肇開寶祚，光有神卅，皇帝感曜魄之靈，應太微之座。千年啟聖，萬代一時，深仁至德，寧濟群品。越海窮河，東漸西被，旄頭之屬，歷代之羈，作我臣民，匍匐服裳。惟彼江表，獨隔皇風，夫物極則反，否終斯泰。郭璞有雲:年經三百，天下大同。茲安玄運巳定於前，聖主膺期而出，欲以區區之陳國，違上天之冥數，其不可棄者一也。大必苞小，天地之常規;明能通暗，日月之常理。論道德，以唐陶而征有苗;語眾寡，舉海內而當群小。……彼之兵士，不過十萬，首尾分布，所在危急。……此不可存者二也。……豐侯好酒，實喪厥邦;梁伯役民，潰其宗社。彼之偽主，覆車是襲，日夜沉湎，曾無節度，繕造宮室，莫知窮已。竭四民之產，荒縱其心;斂百姓之哀，以為己樂。寶衣玉食，填積后宮;短褐粗，不充編戶。一介之善，蔑爾無聞;五子之歌，宛然悉備。雖欲勿喪，其可得乎?此不可存者三也。偽主忌能護短，酷法淫刑，骨鯁之臣，盡見殘斥，諫諍之士，皆被屠害，退邇結舌，衣冠解體。……此不可存者四也。……吊民伐罪，已有別詔，惟廢偽主之身，自余士庶，普從肆箐。……劉叔納譙周之計而獲存，孫皓用薛瑩之詞而致福。此二予者，終有良臣之譽，皆無陷君之譏。何則?所恥者小，所存者大。若憲章往彥，聿遵前軌，則偽主事封侯之業，祖禰延血食之期江東士民，實受其賜，公等身保榮貴，名垂竹帛，豈不美歟！若膠柱不移，守迷莫變，率其蟻眾，敢拒玉師，軍有常刑，悔無及矣，禍成俄頃，宜早圖之。……楊廣白。

　這篇洋洋千言的勸降書交來使捎去後，未見江總有何反應。這時陳廷君臣深深迷信著長江天塹和金陵王氣，對大軍壓境還滿不在乎。陳叔寶說:“王氣在此，齊兵三度來，周兵再度至，無不摧沒。虜今來者必自敗。”都官尚書孔范附和說:“長江天塹，古來限隔，虜軍豈能飛度?”後主同他的文人狎客們依舊“奉伎縱酒，作詩不輟”。

　平陳前，隋文帝使高穎問方略於李德林，以授晉王。實際隋軍在長江全線發動攻勢的戰略，是根據崔仲方的建議制定的。戰役首先由楊素和楊俊在中遊打響，消滅或牽製住上方的陳軍，使之不能聲援下遊陳軍。接著在開皇九年(589)正月一日，趁陳軍沉浸在五日酒宴之機，隋軍在長江下遊發起總攻。賀若弼自廣陵渡江攻佔京口(今江蘇鎮江)，韓擒虎自橫江(今安徽和縣東南)渡江襲取采石(在今安徽當塗境)，迅速向建康合圍。渡江後一周，賀若弼就進據建康東門外的鍾山，韓擒虎也進到西南城郊白鷺洲附近的新林。

　總攻開始時，楊廣親率大軍屯建康正北方向的鎮桃葉山(在今江蘇東南瓜埠)。陳廷遣南豫州刺史樊猛與左衛將軍蔣元遜，將青龍艦八十艘巡弋於白下以禦兵，防守今南京城北金川門下築有白下城的濱江要地，賀若弼、韓擒虎兩軍渡江時，楊廣也振行軍總管宇文述率三萬兵由桃葉山渡江，奪取了石頭山(在今江蘇江寧西北)。而後遣總管社彥與韓擒虎合軍，步騎二萬屯於新林。楊廣並將合圍建康城的消息報告皇帝。隋文帝聞訊大喜，宴賜群臣以示慶祝。

　正月二十日，舉棋不定的陳後主忽然倉促決定出擊，十余萬陳軍在城東排出二十裡長蛇陣與隋軍決戰。隋軍大勝，當天佔領建康，俘獲了陳叔寶。當時他藏身在景陽井中，開始隋軍怎麽喊他也不應，待井上揚言要落石，下面才驚叫起來，軍士放下繩去、往上拽時感到特別沉重，原來陳叔寶將自己與寵妃張麗華汛貴嬪捆在呻起，一道上來了。隋文帝聽到這故事時，驚奇不已。

　兩天后，晉王入據台城，將陳後主關押在東宮，斬施文慶、沈客卿、陽慧朗、徐析、史暨慧等“五佞”於石闕下，以謝三吳。又“使高穎與元帥府記室裴矩收圖籍，封府庫，資財一無所取，天下皆稱廣，以為賢”。

　此役隋軍紀律嚴明。賀若弼渡江後，“軍令嚴肅，秋毫不犯，有軍士於民間沽酒者，弼立斬之”。戰後楊廣又立即處置一些將領的違紀行為，首當其衝的，卻是這位名將。因決戰時，賀若弼不等統一號令，便擅自以本部八千兵出擊，攻陳軍十萬兵的長蛇陣。初戰失利，死二百七十二人，雖後來擊孔范部得手，轉敗為勝，但先期決戰，違軍令，楊廣將他收以屬吏，關押待審。隋文帝驛傳詔令楊廣:“平定江表，弼與韓擒虎之力也。”非但不加罪，還賜物萬段，褒美賞功。

　還有一個王頒，是被陳高祖襲殺的王僧辯之子，私自夜發陳高祖陵，焚骨取灰，投水而飲之，報了殺父之仇。事後自縛，向楊廣請罪。楊廣報告了皇帝，心境極好的隋文帝命赦而不問。

　建康平後，晉王命陳叔寶手書招上江諸將，派降將樊毅持書去找守江夏(治今武漢市武昌)的陳水軍都督周羅喉，派陳荊州刺史陳慧紀之子陳正業去公安找其父。當時陳慧紀率將士三萬、樓船千余艘，正準備入援建康。楊廣招降此二人的計劃成功，上江皆平。

　嶺南一時還在高涼郡(治安寧，今廣西陽江西)太夫人洗氏等控制下，晉王又命陳叔寶致書夫人，諭以國亡，使之歸隋。嶺南諸州亦定。

　於是陳國皆平，共得州三十，郡一百，縣四百。自西晉末以來分裂近三百年的南方，終於又與北方歸為一統。

　三月，楊廣班師回朝，留王韶鎮石頭城，委以後事。至此大功告成。晉王在給智(山己頁)和尚的一封信中談及自己“近年奉詔專征，吊民伐罪，江東混一，海內義寧，塔安其堵，市不易業。斯亦智者，備所明見”。事情果能若爾，他便完全無愧於天下稱賢的美譽。

　關於楊廣平陳之事，人們有一點爭議。

　有說平陳一事，完全是隋文帝的決策，高穎執行的功勞。確實，從一開始隋文帝便交給高頻統籌，伐陳時名義上楊廣任統帥，實際上左仆射高穎為晉王元帥長史，右仆射王韶為司馬，“軍中事皆取決焉”，軍務是他倆主持的。事後隋文帝還說過:“晉王以幼稚出藩，遂能克平吳、越，綏靜江湖，子相之力也。”但從上文大量引述可知，晉王廣也並非完全不視事，一些重大事務，還是他經手處理的，正因為如此才和高穎等發生一些衝突。大業五年(609)處決薛道衡(平陳時任行台尚書吏部郎)時，做了皇帝的楊廣猶有余怒地回憶平陳事，說:“我少時與此人相隨行役，輕我童稚，共高穎、賀若弼等外擅威權，自知罪當誣罔。及我即位，懷不自安……”這話反映出楊廣自小就養成了自我中心的性格，也暗示出這位元帥在用權上同他的輔臣有過矛盾。

　據《隋書•高穎傳》和《資治通鑒》記載，攻下建康後，楊廣曾派任自己記室的高穎的兒子高德弘飛馬進城去找高穎，告訴他自己“欲納陳主寵姬張麗華”，命他留人。高穎說:“昔太公蒙面以斬妲己，今豈可留麗華！”沒理睬兒子傳的話，斬張麗華於青溪。高德弘回去報告此事，楊廣變了臉，發誓:“我必有以報高公矣！”由是恨穎。史家認為由此種下後來煬帝殺高穎的根由。致使在歷史上非常輝煌的平陳大業這一頁上，也因而留下了一片陰影。

　但《陳書》和《南史》的記載與《隋書》、《資治通鑒》不同，《陳書》記為:“晉王廣命斬貴妃，膀於青溪中橋。”《南史》也記作“晉王廣命斬之於青溪中橋。”後來《通志》承襲此說。《陳書》的著者姚思廉(557―637)，《南史》的著者李延壽繼承了他父親李大師(570―628)的草稿舊本，他們和魏徵(579―642)是同時代人，貞觀年間同在史館，接觸史料的機會是一樣的，但關於張麗華之死的記載如此相悖，令人疑惑。我們還可以注意到，同是《隋書》，高宗永徽元年(650)成書的《伍代史志》部分，關於張麗華之死的記載就和貞觀十年(636)成書的、由魏徵、顏師古等人撰寫的紀、傳部分的記法就有不同。李淳風執筆的《五行志》記為:“隋師執張貴妃而戮之”，他大概發現了同於貞觀十年(636)成書的《陳書》和《隋書》關於張貴妃之死是晉王廣或高穎誅殺的差舛，便回避了下令人的名字，含糊其詞為“隋師”。九年後，李延壽於顯慶四年(659)完成的《南史》又恢復了《陳書》的記法，明確是晉王廣命斬張麗華的。他這樣處理，應是審核史料之後作出的抉擇。

　於理，高穎在俘獲陳後主、張貴妃、孔貴嬪之後，並不能私自對他們作出人事方面的處置，五佞也是過了兩天楊廣人城後主持斬決的。高頻非要逆楊廣之意，故意越權(高穎隻被授與節度三軍的兵權)殺后宮妃子，事誠可疑。不能不令人想到，魏徵和後來在《陳書》、《隋書》、《南史》三部書中偏偏擇抄魏徵觀點的司馬光，是不是別有用心。篡改那位“發長七尺，髯黑如漆，其光可鑒”，“飄若神仙”的美女張麗華之死的真相，來編造楊廣的桃色新聞，是很容易取得宣傳效應的。

　三、弘揚佛儒開一代風

　開皇十年(590)，江南士族高智慧等人起兵作亂，晉王楊廣又一次出鎮揚州，到開皇二十年(600)為皇太子時去職，在任整整十年。

　這次鎮揚州，他被賦與很大權力，頭銜是“使持節、上國枉、太尉公、揚州總管諸軍事、揚州刺史”。正像智(山己頁)和尚說的:“至尊以晉王殿下有文武奇才，故遍加委任，江南諸州，事無大小，皆由決判。”但他是兩度帶兵南下的征服者，要被南方人民接受，必須改善自己的形象。汲取蘇威用懲罰的辦法強製推行五教和政令，激起南方普遍反抗的教訓，改而求諸宗教和儒學。這時期裡，他十分引人注目地對佛教和儒學表現出極大的熱心，目的是利用宗教和儒學溝通南北僧俗隔閡已久豹心聲，消彌南方人民的反隋感情。在平陳、平叛後繼續鎮守揚州的晉王，將這視為自己頭等的政治使命。這是他和南方佛教首領智顫等一批和尚，及以柳誓為首的一批文入學士親密交往的大背景。賴特(arthurf)博士很有見地地稱之為隋朝的一種“文化戰略”。楊廣是這一戰略的靈魂。

　首先說佛教。

　佛教傳人我國東南沿海地區為時甚早，佛教初傳的一些史料出自這一帶。如漢光武帝之予楚王劉英(?一71)，晚年“尚浮屠之仁祠”，當時他的封國在蘇北臨淮處。這位王公貴人中最先好尚禮佛的楚王，是明帝的異母弟，明帝就是最早派蔡情等人西行求法的中原皇帝，於永平十年(67)迎回中天竺僧人迦葉摩騰和竺法蘭到洛陽，建白馬寺譯經，此舉被認為是“漢地沙門之始”。這與劉英學為浮屠幾乎是同時的事。我國佛教史上又一較早的事例，東漢末黃巾興起時，笮融在廣陵(治今江蘇揚州市)、下邳(治今江蘇睢寧西北)、彭城(治今江蘇徐州市)“大起浮屠寺”，浴佛時，“就食及觀者，且萬余人”。近年學術界有主張江蘇連雲港孔望山摩崖造像中有我國最早的東漢桓靈帝時期的佛教石刻。於是產生了佛教從西北絲路還是從東南沿海首先傳入我國中原地區的學術問題。

　東漢以後六朝時期，東南一帶佛教盛行不衰。梁武帝蕭衍(464―549)四次舍身同泰寺，群臣一再以一億萬錢為他贖身。“南朝四百七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一派香煙繚繞的景象。整個南方社會上上下下彌漫著濃烈的，宗教氣氛。隋軍平陳以來連年作戰，寺廟遭兵火毀損嚴重，成為人們心靈上的創傷，全看新的統治者如何治療平複了。

　隋文帝楊堅出生在馮翊(今陝西大荔)的般若寺中，且由一位女尼撫養大。獨孤皇后更是篤信拂教。家庭佞佛的傳統，從小就影響了楊廣的信仰，促使他接受佛教。但在平叛之後的開皇十一年(591)，楊廣親受菩薩戒，甘心做一名菩薩弟子，事情就有點出格了。

　在《受菩薩戒疏》中，他自稱:“弟子基承積善，生在皇家，庭訓早趨，貽教夙漸，福理攸鍾，妙機須悟。”回顧了家庭的影響。在這篇疏文中，他還說到:“以此勝福，奉資至尊皇后。”後來他還不時讓和尚度人出家，為皇后祈福，用意都是討取母后的歡心。然而有點做作的受戒的舉動，總是令人費思量。像是模仿南朝遺民記憶猶新的梁武帝蕭老兒，又像是在超前實踐“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教義。總之是想藉此樹立一個讓南方人比較熟悉、比較容易接受的形象吧。

　菩薩戒，在佛教戒律中和普通的五戒、十戒、具足戒有別，屬大乘戒。晉王楊廣這次受戒，儀式空前隆重。十一月二十三日在揚州大聽寺設千僧齋，專門從天台山請來智顫作他的戒師。智顫禪師(538―597)，“童真出家……年將耳順”，一向“先物後己，謙挹盛風，名聞普間，眾所知識”，尤精《法華經》，能一段段一字字將經文宣講明白，創立了中國佛教最重要的宗派之――天台宗。當時已是南方著名的宗教領袖。楊廣特別想借重這位高僧的名望，擴大自己的影響。

　佛籍中現在還留存著晉王和智顫往來的幾十封書信。智(山己頁)為這位表示願“生生世世長為大師弟子”的親王說了許多好話。盛讚“晉王殿下，道貫古今，允文允武，二南未足比其功;多才多藝，兩獻無以齊其德。茂績振於山西，英聲馳於江左。管淮海之地，化吳會之民。……今太平之世，路不拾遺。”竭誠擁戴楊廣為“總持菩薩”，還給楊廣送去“菩薩天冠”，為他的統治添上一道宗教的靈光。

　智顫當然也有自己的目的，和這位王爺交往，可以不時得到許多布施，有一次就從江州(治尋陽，今江西九江)正倉撥給東林寺“法衣六件，鹽一百斛，米一百斛”。更要緊的是，不久前北朝周武帝滅佛的余悸，和平陳以來戰亂的破壞，使僧侶們急於要在最高統治層中找保護傘。智顫曾一再致書楊廣，徑請他做匡山(廬山)京林、峰頂兩寺和天台、玉泉、十住三寺的檀越，即施主。東林寺是東晉慧遠大師(334―416)創建的淨土宗第一祖庭，‘德布遐方，聲高霄漢”，“然山下伽藍，偏近驛道，行人歸去，頗成混雜”，求助楊廣出面，“庶藉影響”，免受騷擾，“眾得安心”。開皇十年平叛戰役中，寺院也遭到破壞，可是官府還“擄剔伽藍”，拆廟蓋房。智顫上書，轉去蔣州(治石頭城，在今江蘇南京)奉誠寺慧文律師的告急信，懇求:“若謂寺多州少，國或不聽，方便善權，仰由安立。若須營造，治茸城隍，江南竹木之鄉，采伐彌易。仰希弘紐，提拔將沉。”請楊廣挽救故寺。楊廣也承認，“虛廊簷宇，會當倒壓，所以移來，還充寺館。其外椽版，權借築城。若空寺步廊，有完全者，亦貸為府解。”府解即府廨，辦公室。楊廣承認官府是拆遷了一些將坍塌的廟宇的建材，用於構築蔣州城和官衙樓館。不過楊廣處理此案時並不光憑條子講面子，考慮到財政的實際困難，表示“須一二年間，民力展息，即於上江結筏，以新酬故”。沒有答應當時就解決。回信還要智頗多作解釋，安撫遠近僧眾。

　楊廣和智(山己頁)相互照應，彼此諒解。智顫圓寂後，楊廣遣使吊唁，並設周忌，真誠地哀悼。開皇十八年(598)，即為智(山己頁)常駐的天台山修天台寺。大業元年(605)，改名國清寺，取意“寺若立，國土即清”。迄今，隋煬帝創建的這座名寺，仍與山東靈岩寺、湖北玉泉寺、江蘇棲霞寺並稱為我國古代四大叢林，因是我國佛教天台宗的發源地，被奉為日本佛教天台宗的祖庭。至今一株隋梅生意盎然，主乾神奇地枯而複生，表現出頑強的生命力。

　再說儒學。

　“儒者，所以助人君明教化者也。”按當時的說法，佛教有“篤父子，正君臣，尚忠節，重仁義，貴廉讓，賤貪鄙，開政化之本源，鑿生民之耳目”的功效。隋煬帝深通此道，他雅好儒士，讀書撰述，整理圖書，大力辦學，在文化建設上多有建樹。

　他在揚州總管任上時，大量網羅才學之土，現在知名的王府學士和揚州博士便有柳晉、諸葛潁、虞世南、王胄、王窯、朱場、庾自直、潘徽、虞綽等人，其中柳(巧言)來自梁國，諸葛潁來自北齊，其余虞世南等全都來自陳國，全是聲譽頗高的文人，楊廣聞名禮聘來的。還有一個薛道衡(539---609)，平陳時為淮南道行台尚書吏部郎，兼掌文翰。高穎對他的才學和籌略大為稱讚。平陳後在吏部侍郎任上坐事除名，配防嶺表。楊廣求才心切，讓人轉告他，從揚州路走，屆時上奏留他在王府。可是薛道衡不願意，用漢王諒之計，出江陵道而去。楊廣對此心裡很不痛快，“然愛其才，猶頗見禮”。

　晉王楊廣身邊的這批文人學士以柳(巧言)(字顧言，一605)為首，“王以師友處之，每有文什，必令其潤色，然後示人。……初，王屬文，為庾信體，及見(巧言)已後，文體遂變”。無疑是受到了詞藻淫麗的南方豔體文學的影響。但當時隋文帝“每念斫雕為樸，發號施令，鹹去浮華”，強製轉變文風的複古運動，對楊廣也有影響。因此，“煬帝初習藝文，有非輕側之論”。後來“發言降詔，辭義可觀”。人們高度評價他的“《與越公書》、《建東都詔》、《冬至受朝詩》及《擬飲馬長城窟》，並存雅體，歸於典製。雖意在驕淫，而詞無浮蕩，故當時綴文之士，遂得依而取正焉”。魏徵在這裡總算給了一點“君子不以人廢言”的評論。現代文學史家更有論及:“隋煬帝的《江都宮樂歌》，形式上比度信的(烏夜啼)更接近唐代的七律。”我們錄此二詩，請體味唐詩之前詩壇的演變軌跡。

　烏夜啼

　促柱繁弦非子夜，歌聲舞態異前溪。

　禦史府中何處宿，洛陽城頭那得棲。

　彈琴蜀郡卓家女，織錦秦川竇氏妻。

　詎不自驚長淚落，到頭啼鳥恆夜啼。

　(庾信)

　江都宮樂歌

　揚州舊處可淹留，台榭高明複好遊。

　風亭芳樹迎早夏，長阜麥隴送余秋。

　淥潭桂揖浮青雀，果下金鞍躍紫騮。

　綠觴素蟻流霞飲，長袖清歌樂戲州。

　(煬帝)

　史稱:“帝好讀書著述，自為揚州總管，置王府學士至百人，常令修撰，以至為帝，前後近二十載，修撰未嘗暫停;自經術、文章、兵、農、地理、醫、卜、釋、道及至蒲博、鷹狗，皆為新書，無不精洽，共成三十一部，萬七千余卷。”這是一個很了不起的成績。當時印刷術在難產中，自秦代以來，圖書又數遭厄難。北周圖書，方盈萬卷，平齊所得，才加五千。隋文帝按牛弘建議才下詔，“獻書一卷，賚縑一匹”。隋軍平陳，“既破丹陽，晉王廣令矩與高穎收陳圖籍”，保護下一批圖書。於是“經籍漸備”，整理成三萬余卷。比較隋初的一萬五千余卷禦書單本和隋文帝後來整理好、藏於宮中和秘書監的那三萬余卷，隋煬帝這又組織撰寫的一萬七千余卷新書，是份量很大的成果。他在位時又命擔任了秘書監的柳(巧言)整理西京嘉則殿藏書，“得正禦本三萬七千余卷，納於東都修文殿。又寫五十副本，簡為三品，分置西京、東都宮•省•官府，其正書皆裝翦華淨，寶軸錦襟”。實在是我國文化史上的一件盛事。為讀這些書，隋煬帝又“於觀文殿前為書室十四間，窗戶床褥廚幔，鹹極珍麗，每三間開方，戶垂錦幔，上有二飛仙，戶外地中施機發，帝幸書室，有宮人執香爐，前行踐機，則飛仙下，收幔而上，戶扉及廚扉自啟，帝出，則垂閉複故”。這應是世界上最早的機器人裝置了，可惜現在還沒有人能將它複原。

　隋煬帝著有文集五十五卷，卷帙浩繁，為隋代之冠。《全隋文》中存四卷，《全隋詩》中存詩四五十首。特別是那些夾帶脂粉輕薄氣味的梁陳宮體詩，無法叫人恭維，但另一些氣勢磅礴的政論和不乏高古清俊詩意的佳作，總是要讓人對這位有很高文化素養的皇帝刮目相看。

　仁壽年中(601―604)楊廣為太子，東宮學士仍是柳(巧言)一班舊人，出入臥內，親熱無比。煬帝即位，柳(巧言)拜秘書監，“帝退朝之後，便命入閣，言宴諷讀，終日而罷。帝每與嬪後對酒，時逢興會，輒遣命之至，與同榻共席，恩若友朋”。煬帝一直喜歡讀書，喜歡在讀書人的圈子裡生活度日。夜裡留他們在宮裡不方便，他感到懊喪。“帝猶恨不能夜召，於是命匠刻本偶人，施機關，能坐起拜伏，以像於(巧言)。帝每在月下對酒，輒令官人置之於座，與相酬酢，而為歡笑。”又玩起機器人的把戲。

　不過一年光景，柳(巧言)病死。隋煬帝的文學侍從班於改組，“(虞綽)與虞世南、庾自直、蔡允恭等四人常居禁中，以文翰待詔，恩盼隆洽”。這時候庾自直為隋煬帝改文章。“帝有篇章，必先示自直，令其詆河。自直所難，帝輒改之，或至於再三，俟其稱善，然後方出。”大家編撰的書稿則往往山虞綽負責刪削，隋煬帝看了總是稱讚改得好。這些材料使我們相信隋煬帝好讀書撰述是實，詩文也多出自他本人之手，不像後來的一些無聊皇帝和慈禧等人，署名禦筆的幾個字都要別人代勞。

　除了本人身體力行潛心於儒學文化，隋煬帝還大力興學辦教育，這在後面我們用專門篇章談。

　佛教和儒學的發展，在歷史上是一個複雜的社會現象，是不可以用一句話簡單地否定的。誠然我們看到了佛教和儒學傳播產生的許多基本的消極影響，但是它們又代表了一個時代的文化、心理和世界觀，甚至曾經作為學術和中外文化交流的載體發揮作用。我國乃至人類歷史上多少科學發現和文明進步，是在神學和儒學外衣的掩護下得以實現的。因此，對隋煬帝弘揚佛教、發展儒學的所作所為當作如何評價，恐怕還必須經過具體細致的分析研究。現在我們至少可以說，他借助佛儒作為溝通南北人心的聯絡渠道，穩定南人情緒，鞏固統一局面，是成功的，起到了“故陳之境內，給複十年”的經濟政策和優待陳叔寶君臣、銷毀兵器等軍政措施所不及的作用。在開皇十年平叛後，得力於坐鎮揚州的晉王上述思想文化領域中的工作，南方的形勢終於穩定下來了。

　對於楊廣個人來說，也藉此贏得了一批僧俗群眾，在東南地區扎下了政治根基。特別是那批追隨他的文人學士，名義上是以讀書修撰為名聚攏起來，而中國的儒生一向是有議政傳統的，他們和晉王在一起，也研究政治，窺測形勢，籌劃著未來的宏圖大業，這是雄心勃勃的晉王積聚政治實力的方便形式。在中國，養士和招引學士之風由來已久，楊廣置王府學土至百人的規模和他的成功，直接啟示了他之後的李世民、李泰、武則天。他們也召秦府學士、魏王府學士、北門學士，成為各自在政治上起步的墊腳石。楊廣開啟的這一代風氣，在歷史舞台上導演了一幕幕百舸爭流式的活劇，在優勝劣敗的角逐中，一代代風流人物輪番主政，並力在中華五千年歷史上留下隋唐輝煌的篇章。

　開皇二十年(600)，突厥達頭可汗進犯北方邊境，文帝命楊廣與楊素、史萬歲、漢王楊諒率軍分道出擊。楊廣部下的泰州總管長孫晟熟悉突厥的山川形勢，風俗人情，建議於泉水上遊置毒，西突厥人畜飲者皆死，於是退走。晟率軍追擊，西突厥大敗而歸。

　這樣，楊廣既曾為平陳的軍事統帥，又曾鎮守並州，北禦突厥，和隋朝諸多功臣相比也許不怎麽出類拔萃，但在楊堅的諸皇子中，其功勳可稱得上是佼佼者了。

　四、奪嫡弑父大興土木

　隋文帝楊堅共有5個兒子，長子名勇，次子楊廣，三子秦王俊，四子蜀王秀，五子漢王諒。兄弟五人都是獨孤皇后所生，一母同胞。按說在這種情況下，父母對兒子不會厚此薄彼，兄弟們也不存在同父異母的隔閡，該不會發生骨肉相殘的慘劇，但事實恰恰與常理相反，封建統治者在爭權奪利的鬥爭中，父子、兄弟相殘是司空見慣的事情。

　隨著楊廣政治資本的增加，越來越滋長了他繼承皇位的奢望。可是按照中國傳統的嫡長繼承製，次子是不能繼承皇位的。早在楊堅當皇帝不久，就立長子楊勇為皇太子，成為法定的皇位繼承人。如無意外，楊廣是撈不到皇帝的寶座的。

　但是，楊廣並非甘居楊勇之下的庸庸之輩。他有南征北戰的功業和威望，有矯揉造作、沽名釣譽的心機，又有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險惡用心，憑著這些資本，他要和楊勇進行一番你死我活的較量。在權力之爭面前他毫不眷戀手足之情，也決不能有半點的心慈手軟。

　楊廣明白，要奪得太子的地位，一是要討皇帝老子的歡心，二是要籠絡自己的親信黨羽，按照這兩個策略，他同隋文帝楊堅、太子楊勇演出了一幕驚險殘酷，精彩圓滿的篡奪皇位的歷史劇。

　原來，太子楊勇是一個沒有心機，我行我素的渾小子。他既沒留心楊廣的奪嫡陰謀，也不會虛情假意討父母的歡心。他明知母親獨孤皇后痛恨男子寵愛姬妾，卻明目張膽地喜好女色，把父母為他娶的嫡妻元氏冷落一邊，與其他的姬妾吃喝玩樂。尤其寵幸昭訓雲氏，使獨孤後十分不滿。事也湊巧，這位紅顏薄命的元氏突遇心病，兩天便一命嗚呼了。獨孤後認為被楊勇毒死，時常訓斥他。再加上楊勇和姬妾們接二連三地生了十幾個孩子，在那多子多福的社會裡竟沒給獨孤後帶來一絲喜歡，反而更加對楊勇咬牙切齒。

　隋文帝楊堅是―個比較儉約的皇帝，可楊勇偏不討他喜歡。楊勇有一套蜀人精工製作的鎧甲，他還嫌不夠華麗，又裝飾上漂亮的花紋，楊堅看了自然不高興，訓導了他一頓。冬至那天，楊勇大張旗鼓地接受百官朝賀，隋文帝生怕大臣們和太子關系過密，影響自己的皇權，這又觸犯了他的忌諱。於是父子之間漸生猜忌。夫妻倆既然都不喜歡這個太子，楊勇太子的地位就開始動搖了。

　楊廣本來就是一個善於耍陰謀權術的人，又存心算計楊勇，在這些方面作得天衣無縫。為了迎合獨孤後，他只和王妃蕭氏居處，每當和後庭的女人生了孩子就殺掉。父母每派人來，他都親自和蕭妃到門口迎接，並用豐盛的酒飯招待，臨走再送上禮物。這些人得了好處，都在文帝和獨孤皇后面前稱道楊廣仁孝。有時文帝和獨孤皇后到楊廣那兒去，他便把年輕貌美的姬妾藏起來，讓年老醜陋的人穿上粗劣衣服服侍文帝和獨孤後，文帝夫婦見楊廣節儉而又不好聲色就更加寵愛他了。楊廣還用同樣的方式敬待朝中大臣，大臣們也都稱道他。這樣，在朝廷中外，他獲得了普遍的好感，聲望越來越高了。於是，楊廣開始施展陰謀，顛覆哥哥楊勇的皇太子的位置。

　楊廣任楊州總管時，趁入宮辭別獨孤皇后的機會，故意跪在母親面前痛苦流涕，好象不知離開母親心裡有多難過，又好象受了多大委屈似地說:“我平日以至誠對待兄弟，不知為啥得罪了皇太子，早晚要遭他毒手，死在他手裡。”獨孤皇后馬上聯想起太子的種種壞處，更加火上加油，憤憤地說:“睨地伐(楊勇的小名)越發讓人不能忍耐了，我給他娶元氏女，他將人家毒死，我還沒治他的罪，竟又想陷害你。我活著他就敢這樣，我死了不就更無忌憚了。他沒有嫡子，以後你們要在阿雲(指雲昭訓)賤人所生的兒子面前稱臣，這是何等痛苦的事啊！”母子二人抱頭痛苦了一頓。從此後，獨孤後決計廢除太子。

　窺測了母后的心思後，楊廣便有恃無恐地加快了奪嫡的步伐。壽州刺史宇文述是楊廣的親信，為他策劃說:“現在皇太子已失去父母的寵愛，大王您以仁孝著稱，才能蓋世，又屢有大功，受到父皇母后的鍾愛，天下非你莫屬。然而，廢立大子雖國家大事，但在父子骨肉之間，外人很難參預。能夠說上話的隻有楊素一人，楊素又聽他弟弟楊約的話。我很早就認識楊約，請讓我進京與約相見，共同謀劃這件事。”楊廣一聽，不由得喜上眉梢，給了宇文述很多金銀財寶進京去了。

　楊素是隋朝著名的大將，早在北周時就屢立戰功，後來幫助隋文帝奪取了北周政權，與楊廣率軍平定陳朝，並掃清其殘余勢力，後又指揮軍隊北征打敗突厥達頭可汗，深受隋文帝寵幸，為隋朝舉足輕重的人物。而楊素很信任弟弟楊約，對他言聽計從。字文達到京後，即找到任大理少卿的楊約，整日和他賭博，故意將金錢都輸給他。楊約見錢贏得太多了，不免心生疑竇。宇文述趁機將楊廣的意思告訴他，並危言聳聽地說:“你們兄弟功名蓋世，執掌朝政多年，不僅結怨於朝臣，且得罪了皇太子。你們光依皇帝為靠山，皇帝一死，你家就要大禍臨頭了。如今皇太子失愛，主上有廢立之意，請立晉王為太子就在你哥哥一句話。如能建此大業，晉王必感激你，你家的地位就穩如泰山了。”楊素兄弟都是奸詐狡猾的勢力小人，被宇文述一提醒，果然心有靈犀一點通，馬上答應挑唆文帝和獨孤後廢掉楊勇，援立楊廣為太子。

　在一次宴會上，楊素巧妙地試探獨孤後說:“晉王仁孝恭順，很象當今聖上。”一句話觸到了皇后的心痛處，對楊素說了一大通晉王的好處和楊勇的不是，二人一拍即合，獨孤後又送給楊素一大批金銀，讓他作為廢立太子的費用。

　隋文帝心裡也有廢立太子之意，隻是礙於朝中大臣，難於啟口。有一次他曾暗示尚書仆射、齊國公高穎說:“有神告訴晉王妃，說晉王必有天下，該怎麽辦?”穎跪下奏道:“長幼有序，怎麽能隨便廢掉太子呢?”高穎是隋朝的佐命元勳，當朝宰相，在朝臣中威信極高，文帝見高穎反對，雖沒作聲，卻暗中尋找機會除掉這塊絆腳石。

　獨孤後本來和高穎關系不錯，可有一次，獨孤後見尉遲迥的孫女得幸於文帝，趁文帝不在殺掉了她。文帝回宮得知，火冒三丈，卻又無可奈何，心緒煩亂地獨自騎著馬走進山谷中，大概是不想活了。高穎得知，追上文帝，叩馬進諫說:“陛下豈以一婦人而輕天下！”獨孤後得知高穎竟稱自己為一婦人，覺得有失體面，於是反目成仇。這次見高穎反對廢太子，更巴不得把他除掉。在廢太子這個問題上，楊堅夫妻真算是步調一致了。

　後來，高穎算是交了華蓋運了，倒眉的事接踵而來。文帝命選東宮衛士宿衛自己，高穎加以反對。文帝以為，這是因為高碩與太子是兒女親家，庇護太子。高碩夫人死了，文帝要給他另娶，穎以年老研讀佛經為由推辭了。後高穎小妾生男，獨孤後對文帝說:“高穎心存小妾，卻找借口欺騙陛下，這樣的人怎麽能相信呢?”漢王楊諒率軍征遼東，高穎為元帥長史，自以為責任重大，所有軍政秉公處理，沒更多地采納楊諒的意見。回來後，楊諒在文帝面前搬弄是非說:“孩兒差一點被高穎殺掉。”隨著積怨越來越深，高穎終於被削職為民了。高穎被廢，楊勇失去了朝臣中有力的支持者，就更加勢單力薄了。

　楊素這時擔任了一個穿針引線的角色，――方面在文帝夫婦面前稱譽楊廣，攻擊楊勇，催促文帝廢勇立廣;一方面在朝中大肆活動，廣造輿論，煽動更多的人誹謗太子。楊廣又收買了東宮幸臣姬威，凡楊勇一舉一動都向楊素密告。於是，對太子的流言蜚語接二連三地傳到文帝那兒。就連女史令袁充也對文帝說:“臣觀天文，皇太子當廢。”這些家夥為了達到廢太子的目的，把老天也請出來替他們說話了。

　楊素又進讒言說:“太子心懷怨望，恐有他變，應嚴加防范。”於是，文帝派人刺探太子的動靜，隨時稟告;又裁減東宮衛士，去壯健，留老弱，東宮屬官有才能者也分別調開。文帝的這些措施已大有咄咄逼人之勢了。

　楊勇這時總算明白了，但他無計可施，驚慌失措，隻好以“厭勝”的辦法祈禱免去被廢掉的厄運，這不僅徒勞無益，反給政敵提供了把柄。

　楊素見時機成熟，馬上派人脅迫姬威上書密合楊勇不軌。開皇二十年(600)，文帝下令收捕東宮屬官唐令則等人。姬威誣告楊勇的罪狀是，要殺戮朝中大臣;求神問卜，希望文帝早死。文帝大怒，把楊勇父子及一部分屬官都抓了起來，派楊素審問這個案件，楊勇便完全掉入楊素的圈套中。

　楊素唯恐太子罪名太輕，拚命羅織。楊勇曾收了些取火的古槐想分給衛士，養了1000多匹馬，都說成是準備謀反。楊勇當然不服，他反問楊素:“我貴為太子，養馬千匹是謀反，你家裡養馬數萬匹怎麽解釋呢?”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楊勇的辯解自然是白費口舌。結果，楊勇被廢為庶人，並拘國在楊廣的管制之下。東宮屬官被殺掉和罷免的有10多人，楊素、楊約兄弟因廢太子有功，卻得到了許多賞賜。

　楊勇被廢不久，楊廣終於如願以償，被立為皇太子，取得了皇位的繼承權。

　楊廣坐上太子的寶座也並非萬事大吉了，他搞的陰謀詭計實在難掩人耳目，尤其是在他們哥們弟兄之間，當然更了解內幕。如蜀王秀就心懷不滿，楊廣當然不能留這個隱患，又命楊素捏造罪名，將秀廢為庶人。在此之前，太子楊勇自以為無罪，屢次請求見文帝申冤，都被楊廣阻止了。楊勇就爬到樹上大叫，希望文帝聽到召見他。楊素又說他是癲鬼纏身，文帝就不願也不敢見他了。這樣，楊廣便穩坐東宮，光等文帝死了好坐皇帝。

　仁壽四年(604)文帝臥病仁壽宮，楊廣與尚書仆射楊素、兵部尚書柳述、黃門侍郎元蘆入宮侍疾。這時楊廣已急不可待，寫信給楊素問如何處理後事，楊素的回信被錯送給文帝，文帝看廠非常生氣。文帝寵幸的宣華夫人陳氏入侍，楊廣見了不由得欲火燒身，獸性大發，企圖逼奸她。文帝得知大怒道:“畜性何足付大事！”對柳述、元蘆說:“速召我兒！”柳述等便想召楊廣前來，文帝連呼“勇也！”柳、元二人便出外起草詔書，召楊勇前來。

　這一突變的風雲，使形勢急轉直下，眼看楊廣到手的帝位就要告吹。但楊廣的心腹已布滿內外，得知這一消息，楊廣盡管驚得心膽俱裂，但卻也異常果斷，凶狠、毒辣，命心腹宇文述、郭衍率東宮衛士包圍皇宮，撤換文帝的衛士，后宮姬妾服侍文帝之人全部趕走。後來乾脆一不做，二不休，派張衡人宮拉殺文帝，又矯詔囚禁了柳述、元嚴，派楊約殺掉楊勇。就這樣，在這年七月，他登上了皇帝的寶座，是為煬帝，年號大業，當時他36歲。

　煬帝即位後，最小的弟弟並州總管楊諒馬上舉兵反抗，但很快被楊素平定，楊諒被俘至長安，幽囚而死。

　當初，隋文帝曾得意地對群臣說:“前世天子，溺愛姬妾，諸子同父異母，爭權奪利，以至於亡國，我五子同母，可謂真兄弟，可以高枕無憂了。”然而無情的事實卻和他開了一個大玩笑。這同母五子，除秦王俊早死外，太子勇、蜀王秀、漢王諒全遭煬帝毒手，連皇帝老子楊堅也沒幸免。這一門骨肉相殘的悲劇充分暴露了封建社會父慈子孝，君臣大義的虛偽性。

　隋煬帝取得帝位後，大約也想作一些改革制度、輕徭薄賦、收攬民心的工作，以盡快地消除人們對他不光彩的歷史的記憶。他剛辦完文帝的喪事，就下詔免除婦人和奴婢、部曲的課役，男子成丁的時間由21歲改為22歲，以縮短服役時間。這是自北魏實行均田製以來的重大改變。北魏婦人授田服役的制度到此即行中止了。

　此外，煬帝厘定制度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並省州縣，改州、縣為郡縣。大業二年(606)，煬帝遣使者10人，並省天下州縣。目的仍是改變以前“民多官少，十羊九牧”的弊病。次年，又改州為郡，地方行政機構成為郡縣兩級。

　其二、創立進士科，確立科舉製。文帝時，廢九晶中正製，初行科舉。煬帝初即位，創進士科，並曾命按十科舉人。於是在煬帝之初，科舉制度正式確立。從隋唐到明清，一直是封建政府選拔官吏的主要途徑，對中國封建社會產生了極大影響。

　其三、修訂法律。大業二年(606)，煬帝以文帝末年法令峻刻，人民喜於寬政，詔吏部尚書牛弘等修改律令。次年，新律成，共十八篇，稱作《大業律》。它與《開皇律》相比，除去了十惡之條，死、流、徒、杖、笞等五刑中改重就輕的條款有200多條。但是，律成以後並沒真正執行。特別是煬帝末年，用刑殘酷，生殺任情，連《開皇律》中取消了的族誅、韞裂、嫋首等酷刑都拿了出來。所以，此項改革徒具輕刑之名而無其實。

　其四、興建學校，搜訪遺書，整理典籍。

　煬帝即位後，恢復了文帝時一度取消的國子監、太學、四門學和州縣學，這一點比起隋文帝來算是進步的了。

　另外，隋煬帝也算得上一個風流天子，頗好讀書著述。在任揚州總管時，就設王府學士百人，修撰書籍。即位不久，又命寫成《長洲玉鏡》四百卷，《區宇圖志》一千二百卷。自任揚州總管到大業末年，修撰工作從未間斷。凡經術、文章、兵、農、地理、醫、卜、釋、道及至蒲博(遊戲賭博)、鷹狗等各方面的書籍都編成新書，共三十一部，一萬七千余卷。當時，長安嘉則殿有書3了萬卷，煬帝命秘書監柳顧言等進行整理，除去重複雜劣，精簡為37萬余卷，置於洛陽修文殿，並抄成50副本，分置兩京宮省官府。又於洛陽觀文殿修建精致的書庫，其縵帳，書櫥及書庫的門皆能自動關閉，藏書以甲乙丙丁為目，分統經、史、子、集四類，這就是後來沿用的四部分類法。煬帝的這些整理、保存典籍的措施和古書分類的方法，對中國文化是有貢獻的。

　除此之外，還有一些類似的其他方面。從煬帝厘定這些制度，可以看得出，他也算是一個有見識，有魄力的統治者，但他決不是一個勵精圖治的帝王，後來他的殘暴統治將這些改革的益處抵消得一乾二淨。

　為了鞏固隋王朝的統治，消除自西晉末年以來的分裂割據的遺跡，隋煬帝修建了一系列的浩大工程。

　隋煬帝時洛陽的重建，是一場非常漂亮的速決戰。作為他登基後的第一大工程，他以極大的決心付諸實施。

　仁壽四年(604)十月，才料理完隋文帝的喪事，隋煬帝便於十一月乙未(三日)去洛陽，次日“發丁男數十萬掘塹，自龍門東接長平、汲郡，抵臨清關，度河，至浚儀、襄城，達於上洛，以置關防”。先在洛陽外圍掘了一道長達近千公裡的u形長塹，自今山西河津龍門起，向東經高平西北的長平關，到河南汲縣，從新鄉東北的臨清關渡黃河，至開封折向西，經臨汝到陝西商縣。用意是使長塹與長安周圍的關山大河合攏，拱衛兩京。掘長塹以阻滯人馬通過，是和長城起類似作用的軍事設施，當時在邊防和內地都有使用。城與塹結合而成的城牆外加挖護城河，便是傳統的城防工事模式。這裡隋煬帝把壕暫設計得很長，是想擴大洛陽外圍防禦圈，但這道長塹似乎只在隋煬帝的心理上增加了一點安全感，除了設置關卡，未見在軍事上發揮過什麽作用。

　十八天后的癸醜(二十一日)，隋煬帝在洛陽發布了著名的營建東京詔。

　又四個月後，大業元年(605)三月丁未(十七日)下詔，命尚書令楊素、納言楊達兩位宰相和主管工程的將作大匠宇文愷營建東京，指定了權力很大的工作班子。楊達是武則天的外祖父，大約也因建東都的關系，他和太原的木材商有了聯系，後來把女兒嫁給他，生下武則天。

　宇文愷依據隋煬帝在邙山上觀伊闕龍門時講的話，作為設計的主導思想，“都城前直伊闕，後據邙山，左e右澗，洛水貫其中，以象河漢”。新都位於今洛陽市區和南郊一帶，在漢魏洛陽城西十八裡，西傍東周王城，內包明清洛陽城，“周回五十二裡”，考古勘測，四面牆合計周長27516米，折一裡52915米，一尺29.4厘米，與我們按5尺為步，360步為裡推測的隋唐大裡531米、大尺295厘米之製略合。

　隋代洛陽城包括宮城、皇城、外郭城、含嘉倉城和若乾小夾城。

　宮城在都城西北隅，今定鼎路兩側，為皇帝視事的朝堂和寢宮所在，有乾陽、大業、文成、武安、修文、儀鸞、觀文、含涼等殿。

　乾陽殿為正殿，人唐重修為含元殿。“殿基高九尺，從地至鴟尾高―，―百七一尺。又十三間二十九架，王陛軒，文昆鏤檻，欒櫨百重，梁拱千構，雲楣繡柱，華榱碧，窮軒甍之壯麗。其柱大二十四圍，倚井垂蓮，仰之者眩耀。南軒垂以珠絲網絡，下不至地七尺，以防飛鳥。四面周以軒廊，坐宿衛兵。殿庭左右，各有大井，井面闊二十尺。庭東南;西南各有重樓，一懸鍾，一懸鼓，刻漏即在樓下，隨刻漏則鳴鍾鼓。”乾陽殿是舉行大典和會見重要外國使臣的地方，所以建築最為壯觀，一應設施齊全。常朝在大業、文成、武安三段，位於乾陽殿西。安福門內北院是隋煬帝禦寢所在，“雕飾最華”。“殿庭並種枇杷、海棠、石榴、青梧桐及諸名藥、奇卉。”宮城正門為則天門，重要詔命常在這裡發布。門有雙重觀，左右連闕，李世民認為太奢，武德四年(621)命人焚毀。唐高宗時重修，神龍元年(705)避武後尊號，改名應天門。今定鼎路南段周公廟和洛陽日報社之間?地下尚保存有門基石。正北門為玄武門，作為形勢要地，與長安宮城的格局是一樣的。神龍元年的五王政變，就是從這裡斬關而入，推翻武則天的。

　皇城在宮城市南，從東、南、西三面環繞宮城，是百官衙署和禁軍衛府駐地。出則天門，過寬八十步的橫街，兩邊就是皇城的東、西朝堂。則天門南去五百步為端門，是皇城正門。其中右掖門，遺址在今中醫院和三十九中學大門之間，其東左掖門，已為洛河浸沒。右掖門內“子羅倉，倉有鹽二十萬石。子羅倉西有粳米六十余窖，窖別受八千石。”遺址在今市委宿舍院內。按石容60公斤、粳米容重085計，皇城內可貯米2448萬公斤和鹽1200萬公斤。

　皇城和宮城的東邊為東城，東城的北門含嘉門北為含嘉侖城，在今洛陽市老城北。《通典》記唐時倉貯糧食中，“含嘉倉。五百八十三萬三千四百石”。按粟每石折今81斤計，約合23625萬噸。考古發掘探明，倉城總面積約43萬平方米，按已探出的287個倉窖的排列情況推測，總共有窖400多個，“窖為口大底小如缸形，現存窖口直徑最大的為18米，一般為10--16米。最深12米，一般為7―10米，窖底呈圓底，或平底”。據此則窖容在1000立方米上下，按石容60公升，每窖可貯糧萬石以上，如含嘉倉出土的“東南從南第廿三行從西第五窖”的刻銘磚記該窖含納“蘇州通天二年租糙米白多一萬三口口十五石”。因此，400多窖是可以貯存二十萬噸，夠數十萬人一年食用的。考古資料還說明了含嘉白地下糧窖設計了防潮設施:“為了防止窖底濕氣上升，造成窖內儲糧變質，窖底都經過防潮處理。這種防潮設施，首先是在窖底加固夯實，然後進行火燒、烘烤窖底及窖壁，還在窖底鋪墊一層紅燒土碎塊和黑灰拌成的混合物層，再在窖底鋪設木板和草，並在木板上鋪有葦席，窖壁則是隨儲糧隨壘壁板層層加高至頂部。值得注意的是，在壁板和席之間還豎有一層箔，箔縫內夾有谷糠，說明席是隔離谷子和糠的，更進一步起到了防潮作用。”考古還發現，“含嘉城尚有倉中門和倉東門……東門則可能是漕運逆河而上到新潭後進入含嘉城的門戶。而北門則有可能是糧食輸出的門戶”。

　外郭城又叫羅郭城，在城東北隅和城南半部，洛河隔為兩半。城內縱橫各十街，分成113個裡，為寺觀和官民住宅區。三個市，洛河北的渡河東岸為通遠市，洛河南的兩個市，東為豐都市，西為大同市，是商業區。正南門叫建國門，位於今洛南趙村西南約1公裡的關帝廟西側，門址寬28米，一門三道，中間門道寬8米，兩側門道各寬7米，門堵隔牆各寬3米。建國門南通伊闕，撥天津橋，北對端門。自端門至建國門這條南北大街，叫天津街或天街，唐叫定鼎街，街寬一百步，實測121米，長七裡一百三十七步，約4公裡，“隋時種櫻桃、石榴、榆、柳，中為禦道，通泉流渠”。隋代洛陽城的四角，東北角在今唐寺門，東南角在城角村，西北角在苗洵東南，西南角在古城村西北。當時“隋煬帝作東都，無外城，僅有短垣而已”。外郭城因工程浩大，隋代沒有大動，是武則天天授三年(692)又開工築成的。

　《大業雜記》稱，大業“元年夏五月，築西苑，周二百裡，其內造十六院。”其地在城西，今澗西一帶。“每院各置一屯，……。屯內備養芻豢，穿池養魚，為園種蔬菜植瓜果，肴膳水陸之產，靡所不有。”還“造山為海，周十余裡，水深數丈，其中有方丈，蓬萊、瀛洲諸山，相去各三百步，山高出水百余尺。”《隋書•食貨志》所稱:“又於早澗營顯仁宮，苑囿連接，北至新安，南及飛山，西至澠池，周圍數百裡。課天下諸州，各貢草木花果，奇禽異獸於其中。”與西苑為一事。

　配套工程還有漕渠等，“引谷、洛水，自苑西入，而東注於洛”。有天津、通濟、利涉等橋，天津橋“以架洛水，用大船維舟，皆以鐵鎖鈞連之”。在隋代是浮橋。有“新置興洛及回洛倉”。興洛倉即洛口倉，故址在今河南鞏縣東北洛水入黃河口，周圍二十余裡，穿窖三千，每窖容糧食八千石。回洛倉故址在今洛陽故城北七裡，倉城周圍十裡，穿窖三百。這兩個倉都是大業二年(606)築，與城中的子羅倉、含嘉食保證了東都的供應，並是國家最大的糧食儲積中心。

　配套工程還包括交通設施，當時就“廢三崤舊道，令開蔓柵道”。《資治通鑒》作二崤道和蔓冊道，意在改善洛陽與長安之間崤、函山中“峻卓絕澗，車不可方軌”的交通。此後還修過太行直道，以改善洛陽與太原之間的交通。以洛陽為中心修的南北大運河，更將洛陽置於全國南北交通的樞紐位置。並‘徙洛州郭內人及天下諸州富商大賈數萬家以實之”。大業二年五月，“敕江南諸州，科上戶分房，入東都住，名為部京戶，六千余家”。還遷去河北三千余家工藝戶到東京。

　綜合上述各方面，可見東京洛陽城的建設是規劃有序，周密細致的。

　大業二年正月，東京成一個“曾雉逾芒，浮橋跨洛，金門象闕，鹹竦飛觀，頹岩塞川，構成雲綺，移嶺樹以為林藪，包芒山以為苑囿”的東方大都會，陡然矗立起來，僅僅用了一年零兩個月的時間，洛陽新城便告建成，其中裴矩“職修府省，九旬而就”，三個月就完成了皇城內全部官府衙門的修建。在都市建築史上成為奇跡。

　洛陽新都氣度恢宏，立即成為我國新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自河陰之變(527)和侯景焚毀洛陽(538)以來，數十年間飽受戰亂紛擾的東夏，終於又有了一個安定大局的重心，新統一的國家，有了一個聯結南北東西各方的樞紐，東西方文明古國之間的商業貿易和文化交流，也有了―個足夠氣派的中心。

　大業二年四月庚戌(二十六日)，隋煬帝自江都興衝衝地趕來，“自伊闕，陳法駕，備千來萬騎，入於東京”。親自主持了一個盛大的入城式。次日又登臨皇城的正南門端門，面向全城居民宣布大赦，兔天下今年租稅。為新都的建成，留下一個普天同慶的紀念。

　隋煬帝營建東京洛陽，是富有歷史眼光的開創隋唐盛世的戰略性步驟之一，開大運河和營建洛陽，無疑是我國古代國土規劃中最宏偉的系統工程，無論從發展新國家的戰略需要，抑或從地形環境的實際條件來評估以河、洛交匯處的洛陽為中心修南北大運河的設計，都不能不稱遣是上乘的方案。

　在機動車輛特別是火車發明以前的古代世界，靠人力和畜力拽行的陸路交通運輸工具，對糧食等大宗笨重物資的長距離運輸，實際上是無能為力的，原因是運量小而人畜自身消耗大。相比之下，水運的可行性是陸路運輸無法企及的。我國西高東低的地理形勢決定了天然河道基本上都呈東西走向，用人工開鑿南北向的河運水道，在千百年中成為國人的事業和追求。

　《禹貢》時代，人們就探討了江河之間的南北通道。西邊的一條:“浮於潛，逾於沔，入於渭，亂於河。”即溯嘉陵江(潛)，經漢水(沔)的上遊，入渭水，渡黃河。中間的一條:“浮於江沱、潛、漢，逾於洛，至於南河。”江沱為今湖北枝江縣東一段長江，大凡是自長江中遊，溯漢水，翻越伏牛山，入洛河，至黃河(南河)。東邊的一條:“浮於淮、泗，達於河。”是由淮河入泗水、荷水以通黃河。相當於上、中遊的西邊和中間兩條道，要翻越秦嶺、大巴山或伏牛山，不可能由水路溝通全程。最方便的是依淮、泗通江、河的東邊這條道，這正是隋代開大運河的選擇，而早在春秋戰國之際，人們已不僅在議論，在醞釀，且局部地開始實施了。最早見於記載的是《左傳》魯哀公九年:“吳城邗，溝通江淮。”即公元前486年吳王夫差開鑿江淮間的邗溝。而後在公元前360年起魏惠王開連結黃、淮的鴻溝(蒗蕩渠)。

　邗溝，起自邗城(在今揚州蜀崗)西南;至城東南角(今鐵佛寺南)，經螺絲灣黃金壩北上，穿過武廣與陸陽兩湖之間，北入樊良湖，又東北人博支、射陽兩湖(在今江蘇寶應東)，出湖西北至末口(今江蘇淮安縣北五裡的北神堰)。見載於《漢書•地理志》。《水經注》卷30《淮水》亦稱:“昔吳將伐齊，北霸中國，自廣陵城東南築邗城，城下掘深溝，謂乏韓江，亦曰邗溟溝，自江東北通射陽湖……而北至末口淮。”

　魏惠王十年(前360)始鑿的鴻溝，大致是引黃河水東入圃田澤(在今河南中牟西)、由圃田澤開大溝東至大梁(今河南開封)。公元前340年，魏惠王又由大梁向東南開掘，至陳(今河南淮陽)入潁水通淮。―百多年後楚漢相爭時，劃鴻溝為界就是這一段。由此可知，早在公元前四世中葉，依人工開鑿的邗溝、鴻溝，江、淮與黃河之間，已可以交通。

　西漢時，鴻溝之外，又開汴渠，溝通黃河、泅水，汴渠與鴻溝同在今河南滎陽北的汴口受河水，自西北流向東南，經今開封、徐州與古泗水會合，成為漢代漕運的骨乾水道。

　東漢末調整部溝舊道，原自樊良湖北至射陽湖間另開數段新渠人淮，稱建安故道。經廣陵太守陳登這次整修，自廣陵雷塘至末口的水道大致取直了。

　晉懷帝永嘉六年(312)，石勒、石虎攻晉軍於淮上名城壽春(今安徽壽縣)，“會江南運船至，獲米、布數十艘”。可見此時江淮之間的運河仍通航。

　東晉永和年間(345--356)，又曾改修邗溝南段，自今儀征境內的歐陽埭引江水，東行至今三漢河、揚子橋北上廣陵，為後來儀揚運河前身。

　入隋，南北運河的整治和開鑿進入了一個新時期。隋文帝開皇四年(584)在關中鑿廣通渠後三年，便於開皇七年(587)轉向江淮間開山陽瀆。於今揚州西南七公裡的揚子津附近會大江，經由汶河路往北穿過城區，借蜀崗下古邗溝故道東去，在灣頭折向北上，過江都東和高郵、寶應西，走一段射陽湖，西北至山陽縣末口入淮。大體循吳王夫差所開邗溝故道。隋煬帝在以往歷代修鑿的基礎上，更做大規模的全面整治，並開拓成為貫通江浙和黃淮平原的南北大運河。工程分四段進行。

　首先於大業元年(605)三月征發河南、淮北諸郡男女百余萬開通濟渠，以溝通黃淮。通濟渠又名禦河，起自洛陽西苑，引谷、洛水橫貫洛陽城，東至偃師東南，這一段循東漢陽渠故道，而後入洛達於河。沿黃河下行一段，到汜水(今河南滎陽汜水鎮)東北35裡的板渚(今已在黃河北岸)，引河水在滎澤(今河南鄭州西北)入汴，過大梁(今河南開封)西南，歷陳留、雍丘(今河南杞縣)、襄邑(今河南睢縣)、寧陵、宋城(今河南商丘西南)、谷熟(今商丘東南)，以下利用古蘄水河道，過永城，進入今安徽境，經夏丘(今安徽泗縣)，至盱眙(今江蘇盱眙東北，已沒入洪澤湖中)入淮。“河畔築禦道，樹以柳。”

　在開通濟渠的同時，又發淮南民十余萬開邗溝。仍自淮河南岸的山陽至揚子入江，長三百余裡，寬四十步，合今約59米，渠旁也築禦道，植柳樹護堤。此邗溝與十八年前隋文帝時開的山陽讀的關系尚有爭議。一說邗溝即山陽瀆，是同一條河又開而廣之;一說是邗溝西線，原東線還遠，改由江都、高郵直上山陽，不再繞道射陽湖，再次取直了邗溝道，所以被稱是後世運道直徑之始。

　至此，長安至江都可以直航到達，隋室在沿途置離宮四十余所。通濟渠和邗溝自三月辛亥(二十一日)動工，八月壬寅(十五日)隋煬帝即自洛陽西苑顯仁宮出發，乘龍舟下江都，巡航視察，全部工程在171天內完成，進展神速。

　大業四年(608)，又詔發河北諸郡男女百余萬開永濟渠。

　五、大運工程千秋功罪

　引沁水南達於河，北通涿郡。”直達今北京市。據《元和郡縣圖志》和歷代學者研究，可以大致判明這隋代大運河北段永濟渠的走向。

　永濟渠以通濟渠渠首板渚對岸的沁水人黃處附近為渠口，其地在今河南武陟西北，向東北開渠，會清(衛河)、淇二水，過新鄉、汲縣、衛縣(今河南淇縣)，《初學記》稱:“隋煬帝於衛縣，因洪水之人河，立淇門以通河，東北行，得禹九河之故道，隋人謂之禦河。”是在衛縣淇水上建造了分水入永濟渠的淇門。而後又過黎陽(今河南浚縣東北)，從內黃縣(在今縣西南)北二百步(約300米)和洹水縣(今河北魏縣西南)西二裡北去，經魏縣(今河北大名西)、貴鄉(大名東北)，過館陶縣西十裡，穿永濟縣，在西郭內渠闊一百七十尺(約50米)。深二丈四尺(約7米)。再經臨清(今河北臨西)西門外，過清河東南十裡、武城(今縣西北)、歷亭(今山東恩城北)、漳南(今河北故城東北)、長河(今山東德州市東)西十裡、東光縣西南的白橋、南皮、長蘆(今河北滄州)，直北過今青縣、靜海，至獨流口折向西北，接桑乾水(今永定河)達涿郡薊城(今北京市西南)。

　這一段線路的設計借用了許多天然水道，自渠口至汲縣一段用了沁水故道今孟薑女河，而後引清水下接淇水;汲縣與館陶之間利用了洹水下遊的白溝;館陶與長蘆間，部分利用漢代屯氏河故道;長蘆至獨流口利用了清漳水;今京津段在武清附近還利用了永定河、白河故道。但這永濟渠二千余裡的運河工程終究浩大，也和通濟渠一樣投入了婦女勞力。史書稱這時才因“丁男不供，始以婦人從役”，並不確切。總之，從一開始隋代婦女便為大運河的開鑿貢獻了自己的血汗。

　大業六年(610)又敕修江南河，北起京口(今江蘇鎮江市)，東南經曲阿(今江蘇丹陽)、晉陵(今江蘇常州市)，繞太湖之東，過無錫、吳縣(今江蘇蘇州市)，至今浙江嘉興折向西南，經上塘河直達余杭(今杭州市)，在今大通橋附近入錢塘江，全程八百余裡，河寬十余丈。

　江南運河的修鑿有和邗溝一樣悠久的歷史。公元前495年吳王夫差從其國都蘇州向西北方向的長江修運河，《越絕書•吳地記》記載:“吳吉故水道，出乎門(蘇州北門)，上郭池，人讀，出巢湖(漕湖)，上歷地，過梅亭，入楊湖(陽湖)，出漁浦(利港)，入大江，奏廣陵。”是經由今無錫東南五裡的泰伯瀆，過常州，到奔牛，接天然河道荊溪(今舊孟河)，從今江陰縣的西利港人江。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又開修鎮江附近運河，鑿斷丹陽一帶的高地，入江口西延至丹徒鎮東北的丹徒口，是為丹徒運河。兩漢時江南運河又有續修，六朝時，“丹徒水道入通吳、會。”所以隋煬帝修江南河，也有歷代開鑿的基礎。江南河使京口與在隋唐時已十分富饒的杭嘉湖平原之間交通便捷，而京口又與江都的瓜洲隔江相對，這樣可以通過水道把兩京與東南財賦之地溝通起來。

　至此，南北大運河全線完工。隋代大運河南起余杭，北至涿郡，全程約2000公裡，迄今為止，猶是世界上最長的人工運河。這樣一項偉大的工程，自大業元年起，六七年間斷斷續續施工，便告全線竣工。雖有歷代修鑿的基礎，但這短短幾年中，分段設計施工，一次通航成功，在地形勘測，線路選擇，水量節製，水位平衡等方面，都表現了成熟的科學技術水平。這是決策者隋楊帝的魄力，監修者皇甫議、閻毗、任洪則和工程技術人員高超的科學管理水平與建設者包括婦女在內的隋代廣大勞動人民偉大創造力相結合創造的奇跡。這是一個不可等閑視之的奇跡。就說運河與眾多東西向的天然河道交叉處的過水行船，便是十分的難題。運河水位是相對穩定的，天然河道卻因汛期或枯水期漲落甚大。比如我們在考察運河中得知，在瓜洲運河入江處，汛期長江水可高出運河七八米，而枯水期江水水位又要低於運河數米，若無節製，運河一開，不是引來大水造成汪洋一片，就是水盡泄入江河，運河變成乾溝一道。那麽如何調節平衡水位，保證行船通航呢?現在是修了巨大的瓜洲閘，通過節製問和船閘的升降啟閉，調節控制運河載船的水位，使船得以通行。隋代是怎麽解決這一難題的呢?重逾千鈞的閘門在沒有升降機械的隋代恐怕是難於應用的。考察沿途，我們耳聞目睹了另外三種河道交叉處行船過渡辦法。一是在浙江上虞，人工開鑿的四十裡河和余姚江連接，兩者水位高差3米許，交匯處建有通明壩，在那裡見到，兩隻鸕鶿船通過時，船工臨到壩前猛撐一杆，而後躍下船來用力一推，小船順勢躍上壩、進入四十裡河而去，旁邊還有一固定的絞盤，大一點的船可以推磨式地運轉絞盤，將船曳引而上，翻壩過去。二是在浙江蕭山見到電動絞車，將船沿斜插入水中的軌道牽引上來。三是安徽泗縣枯河頭，由於地高水淺，行舟困難，父老稱當年隋煬帝路過這裡時，用稷子拌了香油鋪在河床上，兩岸八百童男童女拉著，龍舟才得過去。所以當地流傳著“隋煬帝，下揚州，稷於拌香油”的民謠。據說1951年治濉時，曾於枯河頭南岸挖出稷子數石，證明傳說不妄。這故事更使隋代的通航技術像謎一樣撲朔迷離，使人難得其解。但無論如何，隋煬帝的龍舟在大業七年的二月乙亥從江都出發，隻用五十六天，在四月庚午到達涿郡，運河是解決了河道交叉處的過水行舟問題，全線通航的。

　當然，不能說隋代運河的設計便是盡善盡美的了。比如永濟渠渠首一段的引沁入衛為全線的重點工程之―，但是“衛小沁大，其勢難容”，以至後來沁水暴漲時不斷泛濫，大約到隋末唐初時這一段河道就淤塞了，後來唐宋運河就只靠清、淇二水，避開了沁水。好在航線已經開通，局部的調整就比較容易了。

　在千余年的漫長歲月中，大運河也歷盡滄桑變化，但是依然頑強地存在下來了。在歷史上作為一條閃光的紐帶，把黃河、長江兩大文明搖籃連成一氣，曾為祖國南北的物資文化交流日夜奔忙。她千裡波濤澎湃激蕩，為維系祖國的統一，為推動祖國的發展，貢獻過不懈不倦的力量。

　迄今到運河沿線走走的人們都不難發現，毗鄰運河的村鎮屋宇整齊，街市繁榮，發展水平明顯地高出離運河稍遠，那怕僅隻一二十裡的地方。過去一些不緊挨運河的城市，如黎陽(浚縣)、清河、武城、長河(德州)、清池(滄州)，都陸續移往運河岸畔，還有更多的城鎮在運河兩岸興起，成為工商業和交通運輸業的中心，洛陽和揚州因之成為全國性乃至是國際性大都會。特別重要的是，長江三角洲和杭嘉湖地區的發展從此躍上一個新的台階，一直影響到今天國土規劃的格局。運河且是我國國民經濟突破僵滯型自然經濟模式，向商品經濟發展的希望和象征。明清之際資本主義萌芽首先在這裡出現，不能不說有運河―的背景。在華夏大地五千年的開發史上，大運河是第一項無以倫比的豐功偉業。即使在人類古代文明史上，也恐怕罕有可以與之匹儔的建設工程。大運河是隋代人民永遠的驕傲，也是我們中華民族永遠的驕傲。對於隋煬帝來說，這運河是他本人的一塊輝煌的豐碑，我深信不疑，“當他的名字和大運河連在一起的時候，他便是不朽的了”。

　人們似乎無論如何也不能無視運河在歷史上發揮的巨大作用，即或在崇尚無為的道學家筆下，大運河的光彩也不能被完全抹煞，他們承認在大業元年開通濟渠後，“自是天下利於轉輸”。但是眾多的舊史家仍要處心積慮地貶抑隋煬帝決策開運河的歷史功績，不惜將這項舉世無雙的工翟糟踏得不成樣子。

　一種辦法是把開運河歸結為隋煬帝巡遊江都的個人玩樂的目的，即所謂“出於君王遊幸之私意”，以動機不純來否定開運河。現代持此論者大講所謂“動機與效果統一”的理淪為依據，按此理論，凡是沒有為人民謀幸福的動機的歷史人物，即使“客觀上”他做了利國利民的事情，也是不能被肯定的。不錯，隋煬帝的青年時代基本上是在江都度過的，那裡是他一生功業起步的地方，美麗的南國水鄉風光時時縈回夢中。蕭皇后又是南方人，他們夫妻倆有故地重遊的願望也是人之常情。但把這作為隋煬帝開運河和南巡的主要目的，是把歷史問題庸俗化了。六十年代我尋訪揚州時，瘦西湖一位花匠就曾對我說，隋煬帝不是瓊花開的時候來揚州的，他對隋煬帝下揚州是為看瓊花的說法很不以為然。一點不錯，大業元年通濟渠竣工後隋煬帝第一次南巡，是八月去，翌年三月走的，瓊花陽歷五月才開，他並沒有趕開花季節。楊廣任淮南道行台尚書令和揚州總管前後十余年，對這塊土地的形勢要害了如指掌，對江南的發展戰略也胸有成竹，必然對夫差、秦皇、曹操、鄧艾、桓溫、劉裕等都關注過的運河工程十分留意，從以後通濟渠、江南河迅速修成的情況推測，他對修運河一事可能規劃已久，甚至藍圖在手，因此繼位之後，在營建東京同時便下詔開河，迅即告成。如果不是多年留心，光是為玩，誰能心血來潮玩出這等水平！上述可見，煬帝在即位後五、六年的時間內，掘長塹，建東都，築馳道，修長城，鑿運河，興建了一系列大規模的土木工程。它一方面使國家耗費巨資，人民舉國就役，夫死於役而家傷於財，這些浩大工程處處都浸透著人民的血汗，堆砌著人民的累累白骨。另一方面，這些工程又的確加強了隋朝對全國范圍內的統治，維護了國家的統一。我們常說，大運河的開鑿使南北貫通一氣，成了以後南北物資交流的大動脈。其實，東都的營建和大運河的開鑿還有更深遠的意義，它為中國經濟重心轉移到南方後，整個國家的政治布局，各地物資的統一平衡調動，提供了有效的方案，奠定了中國以後一千多年政治、經濟的規模和格局。

　因此，它是隋煬帝虛耗天下，窮困萬民的罪證，又是他創建新的政治經濟體系的豐碑。罪過和功績都通過這些工程溶和在一起了。

　六、巡遊天下四出經營

　隋煬帝為了奪得皇位曾經裝出一副仁孝恭儉的假象，一朝天下在握，就原形畢露了。他比那些晚年腐朽的帝王更為瘋狂貪婪，他有充裕的時間和足夠的精力去尋歡作樂。窮極華麗的苑囿宮室，羽儀千裡的巡遊，清歌妙舞的宮庭，窮極奇珍的酒宴，陪伴了他的一生。

　隋煬帝本來就是一個好色之徒。平陳朝時，聽說陳後主貴妃張麗華色冠江南，唯恐再也得不到這樣的美女，一反他平日不喜美色的常態，令留下麗華，結果沒有得逞。

　隋文帝病危時，煬帝和宣華夫人陳氏一起服侍文帝。他覺得文帝病危即預示著自己馬上就要登基，再也不用象以前那樣遮遮掩掩了。見宣華夫人生得國色天姿，趁其出去更衣，竟企圖逼奸她，文帝被弑，宣華夫人戰栗失色，以為必死無疑。一會兒，煬帝派人送來一小金盒，夫人以為是鴆毒不敢開啟。使者再三催促，打開一看，原來是幾個同心結。當晚，煬帝就和宣華夫人同床共枕了，可惜這位夫人多愁善感，紅豔薄命，竟沒福消受煬帝的恩寵，一年功夫就死了。

　隋煬帝的后宮除了蕭皇后和眾多的貴人、美人外，還有在西苑的十六院夫人及宮女數千人。大業八年(612)，又命江淮諸郡每年挑選姿質端麗的童女送入宮中。無論是在兩都宮苑中，還是在巡遊的路上，煬帝都要攜帶她們尋歡作樂。經常以借、尼、道士、女官自隨，稱作四道場。每日罷朝，盛陳酒撰，使燕王楊炎(煬帝子)與寵臣蕭钜、宇文晶和隋文帝的嬪妃為一席，僧、尼、道士、女官為一席，煬帝與諸寵姬為一席。酒酣時，互相勸酒戲笑，以至於互相，鬧得烏煙瘴氣。隻有這種荒淫無度的生活才能使煬帝精神倍增，沉浸在無窮的樂趣之中。

　煬帝末年，住在江都，命王世充選擇江淮美女送到宮中，宮中有一百多房，每房美女無數。煬帝讓各房美女輪流作東道，盛排酒席，他和蕭後每天都去大吃大喝。不過這時煬帝已到了醉生夢死的末日了。

　為了創造眾多的遊玩場所，修治宮室成了隋煬帝的―項重要政事之一。史書上說他“無日不治宮室”。在隋朝的京師長安和東都洛陽，本來就有許多苑囿宮殿，後來在洛陽又增修了富麗堂皇的顯仁宮和廣闊的西苑。可久而益厭，每次遊幸總是左顧右盼，沒有中意的地方可去。他讓手下準備了許多天下山川的地圖，親自觀看，在普天之下尋找修宮室的理想之地。於是，一處處豪華的宮室拔地而起。大業三年(607)，修晉陽富於太原，大業四年，建汾陽宮於汾水之源，又南營江都宮，北營臨朔宮。到臨滅亡前的大業十四年(618)，還命毗陵郡(江蘇常州)通守路道德集十郡兵數萬人，於郡東南起宮苑，周圍20裡，內修十六所離宮，仿東都西苑的規模，其奢侈華麗有過之而無不及。還想再於會稽建宮，因隋王朝已分崩離析，沒有修成。如果他不被縊殺的話，還不知要修到何年何月呢。

　隋煬帝不象有些帝王那樣，專一貪戀京師，不願離開一步。他生性好動，享樂遊玩的興趣要經常變換。即位的第一年，即大業元年(605)八月，就坐船去遊江都，第二年四月才回到洛陽。大業三年又北巡榆林，至突厥啟民可汗帳。大業四年，又到五原，出長城巡行到塞外。大業五年，西行到張掖，接見許多西域的使者。大業六年，再遊江都。大業七年到十年，三次親征高麗。大業十一年，又北巡長城，被突厥始畢可汗圍困於雁門。解圍回來的第二年，又三遊江都。直至滅亡，幾乎是馬不停蹄地到處巡遊，通計在京城的時間，還不足一年。

　煬帝出巡如此頻繁，而每次出巡的氣派又大得驚人。第一次遊江都，造成大小船隻數千艘。皇帝坐的叫龍舟，高45尺，寬50尺，長200尺。船有4層，上次有正殿和東西朝堂。中間二層有120房，皆以金玉為飾，雕刻奇麗，最下層為內侍宦官所居。皇后乘的叫翔螭舟，比龍舟稍小而裝飾無異。嬪妃乘的是浮景舟，計有九艘，上下三層。貴人、美人和十六院夫人所乘的是漾彩舟，計有36艘。又有朱鳥、蒼螭、白虎、玄武、飛羽、青鳧、陵波、五樓、道場、玄埴、板擱、黃蔑等數千艘，由后宮、請王、公主、百官、僧、尼、道士、外國使臣乘坐及載內外百司供奉之物。共用挽船士8萬余人。挽漾彩舟以上的9000余人，稱作“殿腳”，皆穿著華麗的錦彩衣袍。又有平乘、青龍、艨艟、艚艋、八擢、艇舸等十二衛所乘的船艦數千艘。煬帝由顯仁宮出發，至洛口改乘龍舟，經過50多天，隨從的船隻才從洛陽出發完畢。一路上舳艫相接200余裡，照耀陸川，騎兵沿運河兩岸而行，旌旗蔽野。所過州縣，500裡內都要貢獻食物，多者一州至百車。都是水陸珍奇，佳肴美饌，宮人吃不了，多在臨行時埋掉。

　第二年三月，煬帝由江都回洛陽，水路威風夠了，這次又要改乘陸路，當然更不能失去這位九重天子的威容。於是，二月間便命吏部尚書牛弘議定陸路的輿服儀衛制度，命太府少卿何稠負責營造，送往江都。何稠為了討好煬帝，博覽圖籍，參會古今，精心構思。皇帝所服哀冕畫上日、月、星、辰，皮弁用漆紗製成，又作黃麾，36萬人仗。輅輦車輿、皇后儀仗、百官儀服，務求華麗。所用骨角、齒牙、羽毛等物，都從民間征取。百姓為了交差，水陸飛禽走獸凡有用的，幾乎捕殺殆盡。從民間榨取到這些材料後，役使工匠10萬多人，用金銀錢帛巨億計。這些儀仗送到江都後，煬帝每出行，前呼後擁，羽儀填街滿路，連綿20余裡。四月，煬帝便耀武揚威地回到了洛陽。

　可見，隋煬帝一人出行，幾乎是普天下的人民為他準備行裝，供奉食物。象這樣大規模的遊江都，共有3次。第三次遊江都時，由於楊玄感起兵，將龍舟水殿全部燒毀，這時各地的農民起義已風起雲湧，這個暴君仍下令重造，而且規模更加龐大。一路上各地方官競相刻薄百姓向煬帝貢獻，以求得升遷。致使百姓剝樹皮，采樹葉，禱野草，或者煮土而食，乃至人自相食。煬帝的遊幸，給人民帶來了何等的災難和負擔。

　到其他地方巡遊，不僅不比遊江都有絲毫遜色，還要改換口味，翻新花樣。他北巡時，又有一番派場。鑿太行山通馳道於並州，又於榆林至涿郡修長3000裡，寬百步的禦道，甚至讓突厥啟民可汗親自為其芟除庭草。又命宇文愷造可容數百人，下施輪軸，可以行走的飛行殿。又造周圍2000余步的行城，以木板蒙上布縵為城牆，飾以丹青，城樓、望樓等一應俱全。隨行甲士50萬，旌旗輜重，千裡不絕。

　隋瘍帝幾乎是在這儀仗千裡，靡費資財，傾動天下的巡遊中，度完了他做皇帝的時光。他還自以為得計，譏笑那些塗粉脂，坐深宮的南朝江東帝王不能到各地與百姓相見。其實百姓付出的代價不知要比他老老實實待在京師享樂大多少倍。

　隋煬帝即位時，隋王朝府庫余財，土馬強盛，依靠這一雄厚的經濟、軍事力量，本來可以成為歷史上長治久安的王朝，可是經過隋煬帝的一番折騰，這些家底全被揮霍殆盡。他四處擴張固然有鞏固邊防，發展對外貿易的積極作用，但也成為隋朝滅亡的致命傷。

　大業元年(605)，北方的契丹族侵犯營州，煬帝詔通事謁者韋雲起發突厥兵以討擊。東突厥啟民可汗發騎兵2萬，交韋雲起處分。韋雲起詐稱欲向柳城(即營州)和高麗交易，契丹沒有準備，雲起乘機偷襲，大獲全勝，俘虜男女4萬口和許多畜產。這次戰役，沒有動用隋朝的軍隊，也不能算是煬帝四處經營的開始。但意外的勝利引起了煬帝的興趣，加強了向四外擴張的信心。

　大規模地經營西域是從大業三年(607)開始的。

　在此之前，西域諸國商人多至張掖同隋進行貿易，隋以黃門侍郎裴矩負責。裴矩留心訪問西域諸國的山川地形、物產風俗等，撰《西域圖記》三卷，入朝上奏煬帝:從西頃山往西海(裡海)將兩萬裡。從敦煌出發有三條通道。北道出伊吾，中道出高昌，南道出鄯善。以現在國家的威德，經營西域易如反掌。隻是西突厥和吐谷渾控制這些國家，故朝貢不通。現在西方國家都通過商人向我們表示誠意，如果我們進行按撫，派人出使，不動兵革就能定西域，吐谷渾，西突厥就能消滅。裴矩這一番異域奇談把個好大喜功的隋煬帝說得心花怒放，竟賜給裴矩帛500段，天天將他叫到禦坐跟前，詢問西域的情況。裴矩的言論喚起了隋煬帝遠慕秦皇、漢武之功的雄心。又派裴矩回張掖，用重金引誘西域諸國來朝。此後，西域諸國往來相繼，所經州縣，送往迎來，糜費以萬計。

　大業四年(608)，隋煬帝派司朝謁者崔君肅會見西突厥處羅可汗，處羅遣使供汗血馬。次年，煬帝巡隴右，處羅不來相會，采用裴矩的謀略，使處羅的部下射匾擊敗處羅，處羅奔降隋朝。這樣，為經營西域除掉了一個障礙。

　吐谷渾據今青海和新疆南部，正當中原往西域的要衝。大業五年(609)，煬帝派許公宇文述、安德王楊雄大敗吐谷渾，其三伏允逃竄山谷。防在其地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中原和西域的交通和商業基本上暢通了。

　隨後，煬帝派右詡衛將軍薛世雄為玉門道行軍大將，率軍出玉門關擊伊吾，伊吾降。世雄於漢朝故伊吾城東築城留甲卒千余人戍守。煬帝出兵西域，這是唯一的一次。

　到大業五年(609)，煬帝西巡至燕支山，高昌王麴伯雅、伊吾吐屯設和西域27國使者同來謁見。其他如焉耆、龜茲、疏勒、於闐和康國、安國、石國、米國、曹國(均在今蘇聯境內)等均曾派遣使者來到中國。

　經營西域，開辟了通往西域的通道，保護了西方對外的商路交通，在客觀上促進了中外經濟和文化的交流。同時，除少數地區外，基本上沒有動用武力。按說不該給人民帶來更大的負擔，可實際恰恰相反，為經營西域所耗費的資財每年竟達钜億萬計。

　裴钜招致西域諸國入朝，都是引以厚利，臨行又有豐厚的賞賜，煬帝西巡接見西域27國時，都讓他們佩金玉，披錦Y。又強通武威、張掖士女穿上鮮豔的衣服，乘坐漂亮的車馬前來觀看，由地方官負責督察。接見時，人山人海，車馬填塞，方圓數十裡。煬帝竟是這樣體面地讓當地人民為置辦華麗的衣著而貧困破產，以此來向西域人誇示中原的富有。

　自煬帝經營西域後，長安及西北郡縣皆要向西北轉運糧食物資，由於路途遙遠，人畜死亡送不到者，郡縣即破其家。隋煬帝所有勞民傷財的措施造成了天下的窮困，而西北則是首當其衝的地區。

　大業六年正月，西域諸國酋長畢集洛陽，煬帝命在端門大演百戲，戲場周圍5000步，使人皆著錦繡結彩，歌舞者為婦人服，鳴環佩飾以珍貴的羽毛，共達3萬人，聲聞數十裡，從傍晚直到第二天清晨，徹夜不停，燈火光燭天地，一連折騰了一個月。自此不僅習以為常，而且越演越烈。為製造這些錦繡服裝，兩京繒錦為之耗虛。國家每年僅此項耗費達巨億萬。後來，中國元宵節觀景行樂，大盛於此。

　西域人請求入洛陽市內作交易，煬帝又命排場一番，店肆簷宇，整齊劃一，盛設帷帳，珍貨充積。賣菜的小販也要使用貴重的龍須席，以至於用繒帛纏在樹上表示豪華。西域商人過酒食店，便請進去飽餐一頓，分文不取，並說:“中原豐饒，酒食從不要錢。”

　隋煬帝要的是萬國來朝的派場和天下至尊的尊嚴，他揮霍巨資來粉飾太平，誇耀富有，也不惜和西域人作賠本的生意。為了滿足他的虛榮心，國家付出的代價實在是太大了。

　中日史書上都有記載的另三批日本遣隋使，都是隋煬布帝接待的。

　大業三年，即日本推古天皇十五年(607)，小野妹子大使和通事鞍作福利受倭王派遣來隋。《隋書》和《北史》所稱倭王仍為多利思比孤，不知是否即《日本書記》中推古(女皇)的異譯，既然翌年隋使林清回訪的是推古女皇，那麽在林清前一年。和後一年派小野妹子來的應即是這位女皇。

　小野大使說明來訪的用意:“聞海西菩薩天子重興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門數十人來學佛法。”日本“敬佛法”，但佛教是六世紀中葉才從朝鮮半島的百濟轉傳去的，時日未多，所以想派僧人來求學。推古女皇選定的攝政聖德太子力圖依靠佛教教義和儒家學說加強皇權，鞏固統治。從隔了一年日本又派來了一批學問僧，可知，此事得到隋政府同意了。

　小野大使呈送的國書以“日出處天於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作為問候語，口氣是友好的，但是從來日本都處在名義上受中國皇帝冊封的從屬地位，不過是漢委奴國王、親魏倭王的二等角色，南朝劉宋時倭王還自擬“使持節、都督倭、百濟、新羅、任那、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國王”的頭銜請求加委。這時聖德太子主政，巧妙地用外交辭令表達了與中國平等交往的合理願望。日本君主想平起平坐的意思當然瞞不過細心的隋煬帝，雖然當面不好發作，背後對負責外事接待的鴻臚卿交待:“蠻夷書有無禮者，勿複以聞。”讓下面的人替他擋駕。

　《隋書•煬帝紀上》又記大業四年三月壬戌倭國遣使貢方物，不知和小野妹子是不是一事。四月，隋煬帝派文林郎裴世清為使，一行十三人隨同小野大使取道百濟(今朝鮮半島西南部)去日本。隋使到達築紫(今北九州)的消息震動了朝野，聖德太子馬上派吉士雄前往迎接，急命在難波(今大阪)為隋使修迎賓館。六月十五日，裴世清一行到達難波，朝廷派出銀裝的彩船“芳船”三十五艘將隋使迎入新賓館。八月三日隋使入京城時，女皇指派在十二階冠位中僅次於大德的小德阿輩台率數百人，設儀仗，鳴鼓角，前去隆重迎接。而後又造大禮(第五階冠位)哥多毗率二百余騎郊迎。八月十二日入朝，聖德太子和請王大臣頭戴金髻花，身穿錦繡統羅出宮迎接。裴世清呈交隋煬帝致推古女皇的國書:

　知皇介居海表，撫寧民庶，境為安樂，風俗融和，深氣至誠，遠修朝貢，丹款之美，朕有嘉焉。

　在客客氣氣的褒揚中，仍透露出天朝大國天於凌駕於人了上的口吻。

　推古女皇對隋使初次回訪非常高興，好像並不計較隋煬帝來書中說話的口氣，反而對沒有及早會見隋使表示歉意，誠懇地說:“我聞海西有大隋，禮義之國，故遣朝貢。我夷人，僻在海隅，不聞禮義，是以稽留境內，不即相見。”據說小野大使在返途中過百濟時遭劫掠，丟失了一份隋朝的國書，所以回到難波後先行入朝述職，交代此事。群臣議其疏失，判處流刑。女皇以為不宜讓隋室知道丟失國書之事，特地赦免了他。為此，裴世清滯留難波五十天，女皇道了歉，接著又說:“今故清道飾館，以待大使，冀聞大國惟新之化。”裴世清滿口答應道:“皇帝德並二儀，澤流四海，以王慕化，故遣行人來此宣諭。”

　“冀聞大國惟新之化”是推古女皇、聖德太子熱衷於發展中日關系的實質。處在由奴隸製向封建制轉化期的日本，急於借鑒中國文化政治形成自己的律令制度，這是隨即到來的大化革新的前夜，推古女皇和聖德太子三年前頒布的《十七條憲法》中“國靡二君，民無二主，率土兆民，以王為主”，完全是中國儒家“國無二君，民無二主”、“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一類政治觀念的翻版，所頒布的十二階冠位，直接以德和仁義禮智信等儒家倫理信條為名，依次為大德、小德、大仁、小仁、大禮、小禮、大信、小信、大義、小義、大智、小智。日本的統治者如饑似渴地從中國文化中尋找治理他們國家的辦法，由此可見一斑。

　一月後，裴世清以“朝命既達，請即戒塗”，提出回國，日方設宴歡送。九月十一日小野妹子第二次被任命為大使，陪送隋使回國，隨行的還有副使吉士雄、通事鞍作福利和八名留學生、學問增等人。這便是大業四年來中國的第二批遣隋使。

　這次聖德太子交給大使轉呈的國書，是他用漢語寫的，稱:“東天皇敬自西皇帝”，首次以天皇名義致書中國，並東西對等，再次表達了在平等的基礎上展開外交的意向。此書是否順利遞交隋煬帝過目，他看後有何表示，這些中國史書中失截，所以不得而知了。《隋書•倭國傳》中隻有簡單的牛句，“複令使者隨清來貢方物”，還是把客人當作來朝貢的番夷看待，弄不好國書也被接“無禮者，勿複以聞”的授權，被下面的人擱置一邊了。

　重要的是第二批遣隋使帶來的四名留學生和四名學問僧那八個人。留學生是倭漢直福因、奈羅譯語惠明、高向漢人玄理、新漢人大國，學問僧是新漢人昱、南淵漢人請安、志賀漢人惠隱、新漢人廣齊，差不多都是渡日漢人的後裔，他們來留學的時間，少則十幾年，多則三十余年，直到唐高祖甚至唐太宗貞觀中才回國。回去以後對移植中國文化作出了貢獻，惠隱被延人皇宮講經，南淵請安當了大化改新的中心人物大兄皇子和中臣鐮足的老師，高向文理和僧F擔任了最高的政治顧問國博士，成為大化元年(645)開始的改新政治的主要設計人。他們帶回去唐朝的律令制度，將隋唐均田製和租庸調製移植為日本的班田製和租庸調製，開創了日本的“律令時代”。

　《隋書•倭國傳》稱:裴世清回國時，日本使者隨來貢方物，“此後遂絕”，又不對了。大業五年九月小野妹子大使回國後，大業六年正月倭國又曾“遣使貢方物”。大業十年六月還派遣以大使犬上禦田鍬、副使矢田部造為首的第三批遣隋使來中國，到翌年七月回國。這次隨來的留學生和學問僧有惠光、惠日、靈光、勝鳥養、惠雲等。頻繁的遣隋使活動成為更大規模遣唐使的先聲，而先期回國的直福因、惠光、惠濟、惠日等則是派遣遣唐使活動的直接推動者，他們鼓吹以中國為建立“法武備定的天皇製國家”的“藍本”的理想，後來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

　隋煬帝對先後入隋的留學生和學問僧給與了熱心的關照，將他們安置在鴻臚寺四方館中，特召著名的藍田悟真寺開山祖淨業和尚入館擔任他們的教授，為他們創造了很好的學習條件，使他們都能生活安定，學習有成，負擔起中日文化交流的重任。

　回顧這一段歷史，日本學者認為“和中國的交通是由皇太子為求取經論而開辟的”，我們說，求取經論，固然是當時中日關系發展的宗教原因，此外還有更廣泛的經濟文化背景，這時中日雙方致力開辟的，不僅是一條宗教之路，而且是一條代表東亞文明結晶的光耀千古的東絲綢之路，而在這條金光大道開通的初期，隋煬帝是一位積極的倡導人，在中日友好的歷史長河中，他和當時擔任日本攝政的聖德太子一樣，是應載入史冊的人物。

　台灣，古稱夷洲，隋代稱流求，《禹貢》中的“島夷”、漢代的“東鯤”，說的大約也是台灣。台灣島原與大陸相連，在距今一二億年前中生代的一次海浸運動中沒入海中，距今五千萬年前新生代第三紀中葉的喜馬拉雅造山運動時，重新隆起為台灣島。台灣出土的史前時期的石器等文物形製與大陸的類同。《後漢書•東夷傳》已記載了海峽兩地人們交往的情況:“會稽海外有東[人，分為二十余國，又有夷洲及澶洲。……有數萬家，人民時至會稽市。會稽東冶縣(今福建福州市)人有入海行，遭風流移至澶州者。所在絕遠，不可往來。”文中提到有傳說徐福率數千童男女也去了該地。三國時吳國丹陽太守沈瑩《臨海水土志》言及“夷洲在臨海(治今浙江臨海東)東南，去郡二千裡，土地無霜雪，草木不死……土地饒沃，既生五谷，又多魚肉。……此夷舅姑子婦臥息共一大床，略不相避。地有銅鐵……”對台灣島的風上人情已有較詳的了解。黃龍二年(230)孫權派將軍衛溫、諸葛直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洲及州”，想擴充人員土地以與魏、蜀抗衡，但給果如陸遜所料，“衛溫、諸葛直軍行經歲，士卒疾疫死者什，洲絕遠，卒不可得至，得夷洲數千人還”。孫權以“衛溫、諸葛皆以違詔無功，下獄誅”。三國抗爭的緊張局勢使孫權對衛溫等這次出海行動期望甚高，一旦破滅，濫加誅殺。這是大陸政權對台灣的第一次官方行動。

　隋代對台灣有了明確的稱呼“流求國”，“居海島之中，當建安郡(治今福建福州)東，水行五日而至”。了解比過去具體準確多了。寶島也引起了隋煬帝的關注。

　大業三年三月癸醜(初四)，遣羽騎尉朱寬使於求國，大業元年曾報告說“每春秋二時，天清氣靜，東望依稀，似有煙霧之氣”的海師何蠻與他同往，到了流求國，但因“言不相通，掠一人而返。”

　大業四年，隋煬帝再次派朱寬去流求，“夏令寬慰撫之”，可是“流求不從，寬取其布甲而還”。這兩次是試探性的招撫和求訪異俗，隻是取了人證物證回來好述職，沒有大的騷擾。

　朱寬招撫不成，隋煬帝改派武賁郎將陳梭和朝請大夫張鎮周率東陽(治今浙江金華)兵萬余人住流求。自義安(治今廣東潮安)出海，經高華嶼、雍甓嶼到達流求。“流求人初見船艦，以為商旅，往往詣軍中貿易。”說明兩地間平素存在貿易往來。這次軍中帶了翻譯，是“頗解其語”的昆侖人一陳棱“遣人慰諭之”，流求王歡斯渴刺兜不從，遣兵拒戰，被先鋒張鎮周打敗，退至低沒檀洞，小王歡斯老模又率兵拒戰，被陳梭擊敗陣亡。隋軍分為五軍，進攻流求都邑，與渴刺兜所率數千眾決戰，從辰時至未時苦戰了大半天，流求兵疲撤回柵內時被隋軍攻破，渴刺兜戰死，其子島槌和男女數千被虜，焚其宮室，載戰利品而還。大業六年二月乙己(十三日)陳梭等獻流求俘萬七千口，隋煬帝頒賜百官作奴仆，陳梭進位為從二品散官右光祿大夫。原為正五品散官朝請大夫的張鎮周進為正三品金紫光祿大夫。唯《隋書•食貨志》記此役“士卒深入，蒙犯瘴癘，餒疾而死者十。”若按此說，則幾乎是完全重演了三百六十多年前東吳衛溫、諸葛直率艦隊去夷洲的那幕歷史，不過陳梭、張鎮周不僅沒像衛溫他們一樣掉腦袋，還榮升高位，隋煬帝的情緒也好，和孫權大不一樣，因此隋志關於死那麽多人的說法是否事實令人懷疑，而且《食貨志》又說“俘虜數萬”也和同書《煬帝紀》的“獻俘萬七千口”、《陳梭傳》和《流求傳》的虜“男女數千”，《資治通鑒》的“虜其民萬余口”都不同，《隋書•食貨志》的說法可能與事實相差甚遠，試想萬余軍隊死者十，只剩一二千人，如何能從海上押解數萬俘虜回來呢?

　《隋書》和《資治通鑒》記隋楊帝大業三年、四年派朱寬兩次去流求的任務是“慰撫”或“招撫”，不同於對―般外域的用詞，可見流求與大陸關系近密，隋代已有意將台灣收入版圖。流求王的一再抗拒實在不應成為隋軍先禮後兵大肆攻掠的藉口，缺乏耐心結果適得其反，被嚴重損傷了的雙方關系“自爾遂絕”。以後隋煬帝忙於征遼東和對付農民戰爭，再無暇東顧去收拾亂局，彌補與流求的關系。

　七、三征高麗玄感起兵

　隋煬帝向外經營或擴張，規模最大，時間最長，給人民造成災難最深重的是對高麗進行的三次侵略戰爭。

　高麗是隋朝東北最強的鄰國，當時它的轄地東至新羅，西過遼河，南接百濟，北鄰株L。隋開皇十八年(598)，曾侵擾遼西，被隋朝的遼西總管韋衝打退。由於它的領土擴展到遼河，並曾侵擾營州，隋文帝曾派漢王楊諒率軍征伐高麗，但一敗即收兵，役有再舉。

　大業三年(607)，煬帝巡幸東突厥啟民可汗帳，恰巧高麗使者也在。煬帝接受裴矩的建議，脅迫高麗王高元入朝，高元拒絕不至，煬帝便以此為借口，勞師大舉了。

　高麗是當時強國，且道路遙遠，出征餉運困難，煬帝在發動進攻之前做了充分的準備。

　大業四年，開洛口至涿郡的永濟渠以通漕運。大業五年，在汲郡營建臨朔宮，作為煬帝親征的指揮所。又命幽州總管元弘嗣到東萊郡(今山東萊州)督造300艘大海船。弘嗣催通極其殘忍，船工晝夜立於水中，不敢稍停，自腰以下，無不生蛆，役死者有十分之三四。

　因需陸路運輸工具，命河南、淮南、江南等地製造戎車5萬輛，送到高陽(今河北高陽縣)，供裝載衣甲帳幕。

　大業七年(611)，調發江淮以南的民伏和船，轉運黎陽和洛口諸倉的米和兵甲攻取之具，沿運河送往涿郡，舳艫相接千余裡，往返於路者有數十萬人，晝夜不絕，死者不計其數，填塞於道，臭穢盈路。又發山東一帶車牛民夫，運米積於店河(河北東北)、懷遠(遼寧朝陽東)二鎮。僅鹿車夫就有60多萬，二人共推米三石，道路險遠，三石米還不夠充路糧，至鎮已無糧可交，隻好逃亡。百姓耕稼失時，土地荒蕪，財力俱竭。山東長白山王薄領導的起義，也就在這―年揭竿而起了。

　這才僅僅是財力運輸上的準備。在軍事上，從大業四年就命大造兵器，器仗兵甲，務求精新，濫者立斬。又今天下富人按其資產買馬，一匹馬價至十萬錢。又下令在山東增置軍府，掃地為兵。大業七年四月，隋煬帝親至涿郡臨朔宮，詔各地陸軍，不分遠近，都到涿郡集中。又征發江淮水手1萬人，弩手3萬人，嶺甫排鑹手3萬人充當水軍。

　大業八年(612)正月，煬帝下詔大舉進軍。隋軍130萬人，號200萬，分24軍，另有煬帝親帥的6軍，共30軍。轉運糧餉的民夫又倍於此數。第一軍出發後，每天發一軍，相去40裡，經過40多天，隋軍才從涿郡出發完畢，前後相繼，千裡不絕。這是進攻高麗的主力。另一支水軍由右翊衛大將軍來護兒率領從東萊海口出發，指向壩水，是接應陸軍的。

　來護兒的水軍進到距平壤60裡的地方，打了一個勝仗，乘勝進攻平壤城，縱兵掠虜，被高麗的伏兵擊敗，4萬人只剩幾千人逃回船上，倉皇撤退。

　陸路軍隊在大將宇文述、於仲文的率領下，計有30.5萬多人渡過鴨綠江。兵士攜帶兵器糧餉，負擔太重，疲憊不堪，多偷偷將糧食扔掉。才及中路，糧食已盡，饑困交加。高麗大將乙支文德采用誘敵深入的戰術，隋軍雖攻到離平壤30裡的地方，但經過長途跋涉，又無軍糧，狼狽不堪，根本無力再戰，不得不退回。這年秋天，退到薩水遇高麗軍痛擊，右屯衛將軍宰世雄被打死，隋軍兵敗如山倒，紛紛逃命，一日一夜行450裡，方逃到鴨綠江。305萬人僅2700人逃還，軍資器械巨萬計丟失殆盡。第一次征高麗遂告失敗。

　這次出征高麗，給人民帶來了無窮的災難，各地的農民起義風起雲湧。齊郡王薄、孟讓、北海郭方預、清河張金稱、平原郝孝德、河間格謙、渤海孫宣雅等義軍多者數十萬，少者數萬，已給隋王朝造成了嚴重的威脅。隋煬帝本該接受教訓，保境息民，但他一意孤行，堅持繼續發動進攻。

　大業九年(613)正月丁醜(二日)，隋煬帝再次發布總動員令，征天下兵集涿郡。又修遼東古城以貯軍糧。“始募民為驍果”，是軍事政策方面的一個重大變化，即在府兵為基礎的征兵製之外，補充了一支募兵製的驍果。不宜將此事簡單地視為因均田製――府兵製破壞中兵員不足而采取的權宜之計，這不僅有適應經濟基礎的變化，開後代兵製先河的意義，而且在隋末的軍事政治中發揮了相當的作用。隋煬帝最後迫不得已用驍果代替番上行衛的府兵充當禁軍，下製“驍果之家蠲免賦役”，盡管在經濟上、生活上千方百計滿足驍果的要求，但後來驍果還是被宇文化及操縱成為他發動兵變、殺死隋煬帝所仰仗的兵力，因此驍果成為中外學者矚目的研究對象。

　大業九年三月戊寅(四日)，隋煬帝又踏上親往遼東的征途，行前他對侍臣說:“高麗小虜，侮慢上國，今拔海移山，猶望克果，況此虜乎！”這種不切實際的豪言壯語中，已透露出他偏執狂式的不健全心態。左光祿大夫郭榮勸說的“千鈞之弩，不為鼷鼠發機，奈何親辱萬乘以敵小寇乎”的道理，他自然是聽不進去了。

　四月庚午(二十七日)隋煬帝渡過遼水。這第二次征遼的戰役，他作了如下部署:一路主力由複職未久的宇文述和上大將軍楊義臣率領，由陸路攻平壤，右驍衛大將軍來護兒仍率舟師由東萊海路攻平壤;另一路主力由左光祿大夫王仁恭率領攻新城(今遼寧撫順北)。王仁恭以一千勁騎擊破數萬敵軍後，高麗兵嬰城固守。後繼的攻遼東城的隋軍主力以飛樓。幢、雲梯、地道四面俱進，晝夜不息，而高麗應變抵抗。打了二十余日，隋軍攻城不下，雙方死傷都很慘重，戰事呈膠著狀態，不分勝負。隋煬帝這次收回了軍事進止必須奏報由他獨裁。不許諸將專擅的成命，改變為“帝命諸將攻遼東，聽以便宜從事”，允許將領們相機處理軍務。他還命攻遼東城的部隊造布囊百余萬個，滿貯土，堆成闊三十步、高與城齊的魚梁大道。使戰士可登而攻城。又命做八輪樓車，更高出城牆，準備俯射城內。新的―場攻勢正在緊鑼密鼓中準備。

　這時，忽然傳來楊玄感起兵造反的消息，打亂了隋煬帝攻遼的全盤計劃。

　楊玄感是已放權臣楊素的嗣子，以父功為往國，任禮部尚書，“禮遇益隆，頗預朝政”。但他也早就知道隋煬帝的心思:“使素不死，終當夷族”，所以仗著自己累世貴顯，在朝文武多父之故吏的關系，蓄謀反隋已久。隋揚帝第二次征遼時，委他在黎陽督運，他故意逗留漕運，不按時發送，存心製造渡遼諸軍的糧食危機。隋煬帝遣使來催促，他托辭水路多盜，不能正常運糧，暗地裡從遼東和長安召回他的三個弟弟和李密等人。六月乙巳(三日)，楊玄感詐稱水軍總管來護兒反，率兵據城，大索男夫，造兵甲，置官署，移書傍郡，令發兵會黎陽。糾合少壯運夫五千余人和丹陽、宣城篙梢(船工)三千余人，刑三牲誓眾說:“主上無道，不以百姓為念，天下騷擾，死遼東者以萬計。今與君等起兵以救兆民之弊。”眾人踴躍激動得高呼萬歲。

　楊玄感請李密為他的謀主，李密提出上、中、下三計。上計是:“天子出征，遠在遼外，去山州猶隔千裡。南有巨海，北有強胡，中間一道，理極艱危。公擁兵出其不意，長驅人薊，據臨渝之險，扼其咽喉。歸路既絕，高麗聞之，必躡其後，不過旬月，資糧皆盡，其眾不降則潰，可不戰而擒。”中計是:“關中四塞，天府之國，雖有衛文異，不足為意。今帥眾或行而西，經城如攻，直取長安，收其豪傑，撫其士民，據險而守之。天子雖還，失其根本，可徐圖也。”下計是:“簡精銳，晝夜倍道，襲取東都，以號令四方。但恐唐貝告之，先已固守。若引兵攻之，百日不克，天下之兵四面而至，非仆所知也。”在這扼隋煬帝遼東退路、直取長安、襲取東都三策中，楊玄感偏偏選取下計為上策，引兵向洛陽。他的理由是:“今百官家口並在東都，若先取之，足以動其心”，還說“經城不拔，何以示威”。

　楊玄感軍從汲郡南渡黃河以後“從亂者如市”，屯兵洛陽上春門時誓眾:“我身為上柱國，家累钜萬金，至於富貴，無所求也。今者不顧破家滅族者，但為天下解倒懸之急，救黎民之命耳。”“眾皆悅。詣轅門請自效者，日有數千。”

　對於深受征遼之苦的廣大民眾來說，楊玄感是頗有一點號召力的，但是他迅即失敗了，原因有二:一是戰略方向抉擇錯誤，以下計為上策，找一塊硬骨頭啃，攻不下來，自己沒有退路;二是統治階級上層，特別是隋軍主力。沒有發生大的分化，楊玄感軍雖迅速發展到五萬人、十萬人，終究不敵隋煬帝的優勢兵力而敗亡。

　楊玄感起兵大約半個月之後，隋煬帝才接到報告。知道有一批達官子弟參加造反，隋煬帝十分緊張。跟隨征遼的兵部侍郎斛斯政，在暗中放走楊立感的兄弟虎賁郎將楊玄縱、鷹揚郎將楊萬石後，自己也於當月戊辰(二十六日)叛逃高麗，將軍事機密作戰方案全部泄露給敵方。兩天后的庚午(二十八日)夜半二更時，隋煬帝下令秘密撤退，全部軍資、器械、攻具、帳幕都按堵不動，棄之而去。高麗雖有所察覺，未敢動作，翌日中午才派出探子，還怕隋軍有詐。過了兩天，才派數千追兵，遠遠跟在後面，直到探明隋煬帝已渡過江水，才抄擊隋軍後軍，殺略數千羸弱殘兵。

　隋煬帝命陳棱、宇文述、屈突通等將乘傳發兵討楊玄感。來護兒在東萊獲悉楊玄感圍東都，即日主動回軍往洛陽，同時派其次子來弘整馳驛奏聞，使隋煬帝大為高興。此前，留守長安的刑部尚書衛文異己率四萬兵往救東都，留守東都的樊子蓋殺戮不肯聽命出戰的高官，使將史震驚，令行禁止，頂住了楊玄感精銳的攻城部隊。

　隋軍四面而來，楊玄感在東都城外日陷被動，本來他指望自己振臂一呼，天下響應，不料隻有梁郡的韓相國和余杭民劉元進在七月癸未(十一日)起兵呼應，“至於郡縣，未有從者”。楊玄感基本上是處於孤軍奮戰的窘境。他這時又信任一個叫韋福嗣的兩面派，李密被冷落，失望地說:“楚公(楊玄感)好反而不欲勝，吾屬今為虜矣！”七月壬辰(二十日)，楊玄感解東都圍，引兵入關，這才按李密建議的中計行事，可是已耽擱了一個半月，時機已經錯過。從高麗撤回來的宇文述等軍緊跟其後，等待前邊一有官軍阻擊，便實施前後夾攻。

　楊玄感軍進至今河南三門峽西的陝州弘農宮時，身份可疑的父老出面挽留，說:“(弘農)宮城空虛，又多積粟，攻之易下。”弘農太守蔡王楊智積也決定“以什縻之，使不得進”，故意登城罵得楊玄感出火，留足攻城拚命。李密急諫:“公今詐眾西入，軍事貴速，況乃追兵將至，安可稽留！若前不得據關，退無所守，大眾一散，何以自全！”楊玄感正在火頭上，哪裡聽得進去，攻城整整三日，攻不下來，這才又西行。到閿鄉(今河南靈寶西)，被宇文述、衛文N、來護兒、屈突通等官軍大部隊追上，楊玄感一日三戰三敗，八月壬寅(初一)又在董杜原大敗。楊玄感獨與十余騎奔上洛(今陝西南縣)，絕望之余，命其弟楊積善將他砍死。前後兩個月，楊玄感起兵便被平息。

　楊立感起兵從者十萬，連同在三吳和梁郡遙相呼應的劉元進、韓相國，共有二十幾萬人馬，因為公開打出反對征遼，為天下解倒懸之急的旗號，一時頗有聲勢。可以說，在反隋暴政這一點上，楊玄感起兵的大方向是和農民軍一致的，並給了隋末農民戰爭以切實的推動。另一方面，楊玄感起兵是一次貴族造反，他和謀主李密都出自關隴集團的最高層，還有名將韓擒虎子世雩、觀王楊雄子恭道、虞世基子柔、來護兒子淵、裴蘊子爽、大理卿鄭善果子儼、周羅侯子仲等四十余達官貴族子弟參加。這批衙內的世襲特權在隋煬帝改革官製中受到侵害和剝奪，楊玄感是他們的代表，是站在社會改革的反對派的立場上反隋的。在這一點上，楊玄感這一夥又絕非是進步勢力的代表。隋煬帝遭到這批貴族子弟的反對，是他為改革在政治上付出的沉重代價。

　大業九年八月，盡管平定了楊玄感為首的貴族子弟造反，但國內大局已亂，“群盜所在皆滿”。八月戊申(七日)，隋煬帝下詔“盜賊籍沒其家”，“郡縣官因之各專威福，生殺任情矣”。煬帝對內靠恐怖政策維持國內統治，對外仍固執堅持已經鬧得天怒人怨的征遼。封建政治對至高無上的君權沒有有效的製衡機制，隻得任憑隋煬帝一意孤行，一錯到底，縱使亡隋也無轉寰余地。

　大業十年二月辛未(三日)，隋煬帝又下詔百僚議伐高麗。見皇帝天怒難犯，百官全體沉默了數日，竟無一人敢說一句話。辛卯(二十四日)隋煬帝自己下詔，複征天下兵，“百道俱進”，第三次征遼。

　三月壬子(十四日)，隋煬帝到達涿郡，士卒在道，卻是亡者相繼。癸亥(二十五日)，煬帝至臨渝宮，榪祭黃帝，斬叛軍以釁鼓，即用叛逃軍卒的血來塗軍鼓，可是逃亡者仍不止。四月甲午(二十七日)，隋煬帝到北平(今河北盧龍)，七月癸醜(十七日)才慢騰騰地進到懷遠鎮，“時天下已亂，所征兵多失期不至”，隋煬帝是強不可為而為之。此役唯有平楊玄感時獲褒獎的來護兒所部保持了較高的士氣，他的水軍隨船帶糧，有運輸條件，戰績稍佳。這時開進到畢奢城(即卑沙城，今遼寧金縣)，高麗兵舉國來戰，被來護兒軍打敗，隋軍準備開往乎壤。

　高麗在隋軍連年攻擊下也圃弊到極點，高麗王不勝憂俱，七月甲子(二十八日)遣使請降，將斛斯政囚送隋軍。

　隋煬帝總算挽回了一點面子，臉上露出笑意，派出使臣持節召來護兒退兵。來護兒不肯奉詔，召集部眾鼓動說:“三度出兵，未能平賊，此還也，不可重來。勞而無功，吾竊恥之。今高麗因弊，野無青草，以我眾戰，不日克之。吾欲進兵，徑圍平壤，取其偽主，獻捷而歸。”要上表隋煬帝請戰。長史崔君肅堅持反對，來護兒以“吾在閫外，事合專決”，用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道理辯解。崔君肅說不服來護兒，便對眾將說，你們要是限從元帥違拒詔書，我一定要向皇帝報告，你們就都要獲罪。厭戰情緒早就像瘟疫一樣也傳染到來護兒水軍，眾將都要求退兵，來護兒無奈，隻好奉詔行事，撤兵回來。

　八月己巳(四日)，隋煬帝自懷遠鎮班師。十月丁卯(三日)回到東都，己醜(二十五日)回西京長安，舉行告廟儀式，宣示征遼得勝凱旋，告慰列祖列宗。隋煬帝通過跟隨入朝的高麗使者轉達征高麗王入朝的旨意。高元到底是不會來的，於是隋煬帝又下敕將帥整裝待發，更圖征伐。當然這不過是做做姿態，如來護兒早料定的，三次征遼之後，不可能再有第四次了。

　隋煬帝當然清楚他征遼東的勝利是自欺欺人的，於是將一肚子的怒氣衝著那個被解送回來的斛斯政身上發。

　斛斯政“明悟有器乾”，曾受到隋煬帝寵信，用為兵曹郎，即兵部侍郎，讓他“專掌兵事”。他是北魏太保斛斯椿之孫，與楊玄感的出身背景相似，這兩個名門貴族平素交往很深，大業九年楊玄感反前曾與他通謀，臨事他又悄悄掩護楊玄縱兄弟從遼東潛回黎陽。料到隋煬帝要追究此事，斛斯政逃亡高麗，大量軍事機密被他泄露。仗沒法打了，隋煬帝隻得立即撤兵回來，自然對這名叛逃的軍政大員恨得咬牙切齒。

　高麗王將斛斯政囚送回來，表示乞降誠意。隋煬帝將斛斯政押回西京，十月告廟儀式上帶他去充作戰利晶或者犧牲似的展示了一下，十一月將他殺死在金光門外。死刑由宇文述執行，如去年殺楊玄感之弟楊積善一樣，“縛諸應刑者於格上，以車輪括其頸，使文武九品以上皆持兵斫射，亂發矢如蝟毛，支體糜碎，猶在車輪中”。處死後還不解恨，更殘忍地“仍烹其肉，使百官啖之，佞者或啖之至飽，收其余骨，焚而揚之”。為三次征遼東打了一個令人毛骨悚然的句號。

　八、自命不凡親佞拒賢

　隋煬帝雖無雄才大略，卻也有一定的文武才乾，隻是他的才能沒有成為他治理天下的優勢，反成為他狂妄自大、嫉賢妒能的資本。

　在文學上，隋煬帝可以說是略具文采。他北巡啟民可汗帳，賦詩曰:“呼韓頓桑至，屠耆接踵來，何如漢天子，空上單於台。”大業十二年(616)，煬帝遊江都前，以詩留別宮人曰:“我夢江都好，征遼亦偶然。”由此可見他文才之一斑。他常自負自己的才學，瞧不起天下的文人，不欲他們在自己之上。他曾對侍臣說:“天下都說我是憑借世襲而有四海，假今讓我與士大夫平等選拔的話，我也應為天子。”

　內史侍郎薛道衡，才名冠絕南北，早在北齊時，即受到南北士人的稱美。每有新作，上至陳後主，下至一般文士，爭相吟誦。因此遭到煬帝妒恨，當他被誣殺時，煬帝得意地諷刺他說:“你還能作‘空梁落燕泥’不?”著作佐郎王胄，文詞為天下準則，被殺時，煬帝頌其佳句“庭草無人隨意綠”，問:“你還能作此語嗎?”

　一個君臨萬民的帝王，竟和一般文士計較才名的高下，並且如此嫉賢妒能，在古代帝王中確是罕見的。

　古代稍微明智一點的帝王，即使不能從諫如流，卻也多少能采納一些忠言，補救一些過失，而隋煬帝偏偏反其道而行之，他把自己的才能全都用來拒諫飾非。他曾露骨地對秘書郎虞世南說:“我生性就不喜歡人進諫，那些位望高的進諫是為了顯名，我就不耐煩。至於卑賤之士，我雖能暫時容忍，但終不讓他活在世上，你知道嗎?”可見他喜歡的是阿諛奉承的群小，厭惡甚至痛恨那些極言敢諫之士，必欲除之而後快。

　煬帝既然不能聽言納諫，朝中那些正直不阿、直言不諱的大臣如果不緘口無言，就不會有好下場了。

　尚書仆射高穎，是隋朝一代名臣，他不僅輔佐文帝建立隋朝，而且在煬帝南伐陳朝時任元帥長史，負責指揮部署，成就了煬帝的武功。隋煬帝即位後，總算知道他的才能，重新啟用他為太常。高穎見煬帝縱姿聲色，又起點城之役，對太常丞李懿說:“周天元帝以好樂而亡，應接受教訓，怎麽還可以這樣?”煬帝對突厥啟民可汗恩禮太厚，穎深為國家擔心，對太府卿何稠說:“啟民可汗知中國虛實，山川地形，恐為後患。”禮部尚書宇文、光祿大夫賀若弼也同意高穎的意見。三人就因為這麽幾句話而招殺身之禍，被煬帝以誹謗朝政的罪名殺掉了。

　後來，朝庭議定新令，久而不決，內史詩郎薛道衡對朝士說:“如果高穎不死，新令早就頒布執行了。”煬帝聽了，把道衡交給法司問罪。連道衡自己也覺得所犯並非大罪，必會赦免，催促法司早斷，還通知家裡人準備飯萊，迎候他回家。及煬帝叛決下來，竟讓他自盡。煬帝惡聞已過，就連對被他殺掉的人也不能有點思戀之情。

　禦史大夫張衡本來是隋煬帝的幸臣。煬帝奪太子位，皆出於張衡的謀劃。故即位後，張衡青雲直上。煬帝北巡至太原還特意到張衡家喝了三天酒，臨行又賞賜給他土地、良馬、金帶等，在朝中所受的恩寵可以說是無以複加了。後來，煬帝要擴修汾陽宮，讓張衡規劃圖樣，衡偷偷勸煬帝說:“前幾年勞役繁多，百姓疲敝，還應稍加節製。”張衡這人雖助紂為虐，總算良心沒昧，進了幾句直言，但馬上被貶為榆林太守。次年，煬帝複幸汾陽宮，見張衡身體沒有損瘦，以為他不思悔過，又讓他到南方督役江都宮。後來還是賜張衡自盡了。臨死時，張衡說:“我作惡多端，怎麽能希望活得長久。”這個暴君非但不聽忠言，連人家長得胖――點都不允許。

　三征高麗後，煬帝又要去東都遊玩，太史令庾質進諫說:“陛下連年征高麗，百姓困敝，應鎮撫關內，使百姓盡力農桑，讓他們喘口氣，然後再下去巡遊。”結果被煬帝殺掉。其余象右尚方署監事耿詢、內史詩郎蕭r、候衛將軍楊子崇、右候衛大將軍趙才、建節尉任忠、奉信郎崔民象、王愛仁都曾勸諫煬帝節省民力，停止巡遊，也都被殺被貶。大臣們見隋煬帝如此不可救藥，也就不敢再拿自己的性命開玩笑。一個個都變成了隨聲附合的應聲蟲。如果煬帝能稍微采納一些臣下的勸告，還不致落到那樣的下場。

　我們再看隋煬帝所寵信的人，不是凶殘歹毒，貪得無厭之徒，就是阿諛奉承的小人。

　楊素是隋煬帝寵信的朝廷重臣，他幫助隋煬帝登基後，又營建東都，平定楊諒的叛亂，被任為尚書令，又拜司徒。楊素雖有文武之資，卻專會奉迎主上，半點不敢觸犯煬帝的旨意。且聚斂財富，一再修飾華麗的住宅，邸店、水皚、田宅以千百數，家僮數千，後庭妓妾穿錦繡之服者以千數。由此他功名滿盛，也引起了煬帝的猜忌。楊素有病，煬帝振禦醫診視，但恐他不死。後來煬帝對侍臣說:“假如楊素不死，早晚我要誅滅他全家。”楊素的弟弟楊約奉煬帝之命親手縊殺了太子楊勇，煬帝高興地對楊素說:“你弟弟果堪大任。”沒幾天，就封他為內史令。

　宇文述也是煬帝奪嫡時的乾將，任左衛大將軍，善於觀望煬帝顏色，隨從巡遊河右，數以奇異之物進獻。大業十二年(616)，迎合煬帝意，勸煬帝幸江都，因而備受恩寵。其他象內史詩郎虞世基、禦史大夫裳蘊、光祿大夫郭衍皆以諂諛有寵。郭衍為討好煬帝，竟勸煬帝隔五日一視朝，以免被政事累著。象這樣勾引皇帝不理政事的奸臣，煬帝反以為是忠，說:“唯有郭衍心與朕同。”

　凡是能順合煬帝作威作福，享樂腐化者，即得到提拔，反之，則或殺或貶官。大業三年，煬帝北巡，雁門太守丘和獻食精美，內遷為博陵太守;馬邑太守楊廓無所獻，就派廓到博陵向丘和學習。此後，上行下效，各地方官爭著向煬帝獻納精美的食品。最後一次遊幸江都，江淮一帶的地方官謁見煬帝者，專問禮餉豐薄，豐則超升，薄則停職。江都郡丞王世充獻銅鏡、屏風，遷通守;歷陽郡丞趙元楷獻異味，遷江都郡丞。於是郡縣竟為刻剝小民以貢獻，官吏卻趁機貪汙中飽，賄賂公行，隋朝的政治日益。

　煬帝末年，農民起義的浪潮席卷全國，這個暴君被搞得惶惶不可終日。一夜，大業殿失火，他以為是人民打進來了，嚇得連忙跑到西苑，藏在草裡，滅火後，才敢回來。夜中睡覺，也膽戰心驚，要幾個婦人搖撫他，才能勉強入睡。農民起義把他搞成這個樣子，他還是自欺欺人。隻要臣下說盜賊少就喜歡，反之，不是貶官就是殺頭。

　有一次，煬帝問侍臣“盜賊”，宇文述欺騙說:“越來越少了。”又問:“比原來少多少?”“還不夠十分之一。”這時恰巧納言蘇威在跟前，揭露說:“起義之患越來越近，以前在長白山，現在在汜水。往日的租賦丁役都沒有了，其實這些人都化為盜賊了。以前所匯報的情況都是在欺騙陛下，所以沒能及時采取措施，釀成今日之患。大業十一年，陛下北巡，被始畢可汗圍在雁門，為了激勵士卒，已答應不再興征高麗之役，現在還要征發，盜賊怎麽能平息呢?”後來，蘇威為了讓煬帝知道天下盜賊究竟有多少，當煬帝問伐高麗事時，回答說:“遠征高麗，不用發兵，隻要赦免群盜，可得兵數十萬，派他們東征，足以滅高麗。”禦史大夫裴蘊說:“蘇威不遜，天下那有這麽多盜賊?”煬帝狠狠地說:“這老家夥奸滑，以盜賊威脅我，想堵我的口，待以後再收拾他。”裴蘊當然心領神會，派人誣告蘇威私通突厥，被免職為民了。

　還有個內史侍郎虞世基，見隋煬帝惡聞盜賊，凡諸將及郡縣向朝廷告急求救的奏章，即行扣押或篡改，只和煬帝說:“一些狗竊鼠盜之徒，很快就會剿滅，陛下不用擔心。”隋煬帝也樂得巨下這樣欺騙他。有使者來匯報盜賊的情況，以其妄言而杖之。這樣，起義遍布海內，這夥人仍麻木不知。太仆卿楊義臣擊降河北張金稱、高士達等義軍數十萬人，向煬帝匯報，煬帝歎曰:“義臣降賊怎麽這麽多呢?”世基又進讒言:“義臣擁兵太重，久在前線，恐不合適。”煬帝便令義臣放散士兵，起義又重新掀起。

　治書侍禦史韋雲起對裴、虞二人的行為實在看不下眼了，劾奏說:“裴蘊、虞世基久典樞要，四方告急，不作匯報。盜賊數多而向陛下匯報數少，發兵不多，往往使官軍失利。所以使盜賊勢力越來越大，應治他們二人的罪。”又一個佞巨大理卿鄭善果馬上跳起來:“雲起詆毀名臣，所言不實，誹謗朝政”煬帝就不問清紅皂白將雲起貶官。

　虞世基、裴蘊、鄭善果等人鹿集在煬帝周圍狼狽為奸，形成了一個成事不足敗事有余的集團。真可謂主昏於上，臣諛於下。在上者拒諫飾過，是非不辨，生殺任情;在下者欺君罔上，顛倒黑白，陷害異己。昏君、奸臣當道，智者緘口，明哲保身，又處在萬民困蔽，天下騷動的形勢下，隋煬帝的命運就隻有滅亡了。

　九、遇險雁門秉燭夜遊

　在隋煬帝統治的14年中，掘長塹，築西苑，營建東都，開鑿運河，修築長城，盛治離宮，伐木造船，鑿山通道等，可以說是百役繁興，又四出經營，窮兵黷武，這些無止境、無休期的兵役、徭役不僅奪去了上百萬人的生命，同時把社會經濟推向絕境。

　他屢次北巡，南遊江都以及窮奢極欲的揮霍，使得內外虛竭，百姓困敝。人民無法生存，隻有鋌而走險了。

　大業七年(611)，王薄領導農民在長白山(今山東章丘)首舉義旗，起義的口號就是反對遠征高麗。王薄作《無向遼東浪死歌》來號召農民參加起義，逃避兵役徭役的農民紛紛參加進來。

　王薄一起兵，備受兵役之苦的人民紛紛響應。漳南人(今山東恩縣西北)孫安祖，家中被大水漂沒，妻子餓死，縣令還強迫他當兵打高麗，他被迫聚眾起義;張金稱在g縣(今山東夏津)起義;竇建德、高士達在蓧縣(河北景縣)起義。

　在人民力量的衝擊下，統治集團內部發生了分裂。大業九年(613)，隋煬帝二征高麗，楊素的兒子楊玄感發動了叛亂。他也是利用了人民反抗情緒高漲的鬥爭形勢，他起兵誓師說:“我身為上柱國，家累钜萬金，富貴已無所求。今不顧滅門之禍，為解天下倒懸也。”他這一口號，無異迎合了廣大人民的願望，當地父老爭獻牛酒，前來投軍的每天都有上千人。

　楊玄感的叛亂，在統治階級內部引起了強烈的震動，許多貴族官僚子弟，如韓擒虎的兒子韓世號，來護兒的兒子來淵，裴蘊的兒子裴爽計有40多人―塊投降了楊玄感，右武侯大將軍李子雄也前來投奔，光祿大夫趙元淑、兵部侍郎斛斯政均與玄感通謀。後來煬帝雖鎮壓了叛亂，但統治集團內部從此開始瓦解。

　在內外叛離的形勢下，隋煬帝仍不思悔改，堅持蠻乾到底，不但繼續發動對高麗的戰爭，又北巡太原、長城。此時，已依附隋朝的東突厥始畢可汗見隋朝國力虛耗，也脫離隋朝的控制，趁煬帝出塞，率騎兵數十萬，圍煬帝於雁門，賴兵土堅守及各地援兵，才得解圍。

　大業十七年八月乙醜(五日)隋煬帝巡至北塞，三天后戊辰(八日)始畢可汗聞訊率數十萬騎來襲，義成公主緊急通報了消息，隋煬帝一行急忙回駕馳入雁門，次子齊王楊柬率後軍守崞縣。次日追趕而來的突厥兵包圍了雁門，隋軍撤民房為守禦，官軍頻戰不利，雁門四十一城被突厥攻克三十九城，只剩雁門、崞縣在隋守，城裡口糧按標準只夠十五萬軍民兩旬支用。突厥猛攻雁門，箭頭紛紛落在禦前，隋煬帝“大懼，抱趙王杲而泣，目盡腫”。上次出巡啟民帳時那份威風一點影子都沒有了。

　關於戰守對策，隋室將相們意見紛紜。左衛大將軍宇文述主張皇帝率數千精騎突圍。宰相納言蘇威認為放棄城守改用輕騎與敵較量，正好讓突厥揚長避短，堅決反對萬乘之主輕舉妄動。民部尚書樊子蓋和蘇威意見一樣，認為僥幸履險，“――朝狼狽，悔之何及！”主張“據堅城以挫其銳，坐征四方兵使入援”。虞世基勸帝“重為賞格，親自撫循，又下詔停遼東之事”。樊子蓋也是這意見。蕭皇后旯弟內史詩郎蕭r補充說:“將士之意，恐陛下既免突厥之患，還事高麗，若發明詔，偷以赦高麗、專討突厥，則眾心皆安，人自為戰矣。”

　隋煬帝起初想突圍，後來聽取樊子蓋等人意見決定守城，親自勉勵戰士:“努力擊賊，苟能保全，凡在行陳，勿憂富貴，必不使有司弄刀筆破汝勳勞。”下令:“守城有功者，無官直除六品，賜物百段;有官以次增益。”於是將士們不惜死傷，踴躍作戰，晝夜堅守城池。

　甲申(二十四日)隋煬帝又下詔“天下諸郡募兵，於是守令各來赴難。”來勤王的各路兵馬中，有後來的唐太宗李世民這時他年僅十六周歲，隸屬屯衛將軍雲定興，即故太子楊勇寵妃雲昭訓之父所部。東都和諸郡勤王的兵馬到達離雁門咫尺之遙的忻口時，義成公主見到隋煬帝派去的求救使臣，便派人報告始畢可汗“北邊有急”，誆他退兵。於是始畢可汗在九月甲辰(十五日)即包圍雁門三十六天后解圍而去。隋煬帝小心地派人探明附近山谷皆空，無胡馬，突厥確已退走後，才派出二千騎兵追躡至馬邑，收拾了掉隊的二千余突厥老弱殘兵，好歹算出了一口窩囊氣。

　九月丁未(十八日)隋煬帝回到太原。十月辛未(十二日)或十月壬戌(三日)隋煬帝回到東都。他馬上故態萌發，又神氣起來，對群臣說:“突厥狂悖，勢何能為！”蘇威則提出當時答應的勳賞太重，宜加斟酌。樊子蓋認為不宜失信。隋煬帝反而斥責樊子蓋，問他是不是想收買人心?嚇得樊子蓋再不敢講話。這次守雁門的將士一萬七千人，原答應人人有勳賜，可是兌現得勳者才乾五百人不到十分之一，給的不過是品的秉義尉、立信尉，賞賜一概沒有。“會仍議伐高麗，由是將士無不憤怨。”

　言而無信是治軍治政的大忌。隋煬帝、蘇威君臣在勳賜一事上自食其言，還自以為得計，不料僅僅兩年半後，江都兵變中起來造反殺隋煬帝的驍果中，便有相當一部分正是當年從雁門下來被奪賜破助而怨憤填膺的將士。

　從雁門僥幸脫身回到東都的隋煬帝，精神上開始垮台。他再無心張羅國事，剩下要做的隻是對付風起雲湧的農民戰爭，使他的王朝得以苟延殘喘。但是當“河南、山東大水，餓殍滿野”時，他“詔開黎陽倉賑之”，也因“吏不時給”而辦不到了，隻好眼看著“死者日數萬人”而束手無策。

　以他的聰明，是不難看出黑雲壓城，風雨滿樓，大廈將傾的前景。世事茫茫，懶得窮技應付，再去推動那架被蝕壞了的官僚機器運轉起來挽救危亡，他轉而想到要盡情地享受一下人生，把青少年時的簡樸和當皇帝以後的操勞奔波中失去的生活彌補回來。後人津津樂道的隋煬帝的豔事，大凡多是按這時傳下的軼聞史料鋪敘誇張而成的。

　他似乎知道要與他精心規劃建造的心愛的東都洛陽永別了，於是連連出遊。《資治通鑒》記在大業元年的西苑十六院的情景:“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堂殿樓觀，窮極華麗。宮樹秋冬雕落，則翦彩為華葉，綴於枝條，色渝則易以新者，常如陽春。沼內亦翦彩為荷芰菱芡，乘輿遊幸，則去冰而布之。十六院兢以肴羞精麗相高，求市恩寵。上好以月夜從宮女數千騎遊西苑，作《清夜遊曲》，於馬上奏之。”我頗疑是這大業末年的事情。

　一次有明確日期的記載是大業十二年三月上巳節:“帝與群臣飲於西苑水上，命學士杜寶撰《水飾圖經》，采古水事七十二，以朝散大夫黃袞以木為之，間以妓航、酒船，人物自動如生，鍾磬箏瑟，能成音曲。”耍的又是機器人式的玩意兒。這與他書房中能自動啟閉帷簾的飛天，能起伏叩拜陪他飲酒的木偶柳(巧言)，還有能行動的觀風行殿，都是留在機械史上的謎。

　四月的一天，洛陽宮中大業殿西院著火，隋煬帝以為有盜，驚慌出逃，進入西苑，藏匿草間，直到火救滅查明沒事才回宮。他已如驚弓之鳥。傳說自大業八年以後，他便“每夜眠恆驚悸，雲有賊，令數婦人搖撫，乃得眠”。心理上和生理上都已不很正常了。

　不過此時玩興還大。五月，更有放螢火夜遊之舉。“上於景華宮征求螢火，得數斛，夜出遊山，放之，光遍岩谷。”又玩出了新名堂。這件事後來唐太宗也提起過，貞觀八年(634)他對侍臣說起:隋煬帝幸玉泉宮，怪無螢火，敕雲:“捉取少多，於宮中照夜。”不料“所司遽遣數千人采拾，送五百輿於宮側”。唐太宗是作為“人君之言不可容易”即皇帝不可以隨便講話的例子說的。你讓“捉取少多”，要一點兒，下面奉迎拍馬的辦事人員會興師動眾送五百輿(?)，搞―大堆來，事情常常壞在下面這些人身上。

　東都雖好，已非久留之地。隋煬帝預感到這裡將成為農民戰爭爭奪的中心，便作南遷打算。早在大業十一年從雁門脫身回到洛陽的當月，就已下詔江都，命更造龍舟水殿數千艘以備南巡，制度規模比原來還要大。原來的船都在前年楊玄感亂時被燒掉了。

　大業十二年正月，又下詔毗陵(治今江蘇常州)通守路道德集十郡兵數萬人於郡東南起宮苑，周圍十二裡，內為十六離宮，大抵仿東都西苑之製，規模自然小得多了，但“奇麗過之”。一心將他得意的西苑搬到江南去。

　這年七月，江都新造的龍舟完工，送到東都。隋煬帝和宇文述迫不及待地張羅第三次下江都。右候衛大將軍趙才進諫，以“百姓疲勞，府藏空竭，盜賊蜂起”為由，勸阻煬帝，希望他還京師以安黎民。煬帝大怒，把他關了十幾天，火氣消了才放他出去。自此以後，名位較高的朝臣們見隋煬帝南下決心已定，沒有敢再吭聲的，倒是一個叫任宗的正六品建節尉上書極諫，當即被杖殺於朝堂。

　七月甲子(十日)，隋煬帝登上龍舟，第三次往江都而去。臨行，故作多情地國詩贈別洛陽宮女:“我夢江都好，征遼亦偶然。但存顏色在，離別隻今年。”不料這時又有兩名不識相的從九品小吏奉信郎崔民象、王愛仁站出來勸阻江都之行。崔民象在洛陽建國門擋駕，隋煬帝大怒，“先解其頤，然後斬之”。王愛仁在汜水上表，請煬帝還西京，隋煬帝又斬之而行。到梁郡(治今河南商丘)，有一當地人駕前上書說:“陛下若遂幸江都，天下非陛下之有！”隋煬帝對他們格殺無論。真是一路走，一路殺，發瘋似地趕往江都他的歸宿地而去。這一路的血腥氣，完全不是當年浩浩蕩蕩的景象了。無論怎樣批判前兩次下江都的豪奢，那終歸還是有炫耀中原天子氣派，震懾江南人心的效果的。可現在這架勢，雖然還有龍舟乘坐，倒更像是落荒而逃了。

　隋煬帝到江都之後，更加放蕩不羈，命“歲貢童女”，由王世充挑選江淮民間美女充實后宮，他和吳絳仙、韓俊娥一班絕色才女一起歌吟地創作的豔詩《春江花月夜》:“暮江平不動，春花滿正開。流波將月去，潮水帶星來。”沉浸在聲色淫樂之中。不光是他自己，對身邊男女之間的苟且之事，他也一向很放任。當年在洛陽西苑，便“於苑中林亭間盛陳酒饌，敕燕王談與(蕭)矩、(字文)q及高祖嬪禦為一席，僧、尼、道士、女官為一席，帝與諸寵姬為一席，略相連接，罷朝即從之宴飲，更相勸侑，酒酣散亂，靡所不至，以是為常。楊氏婦女之美者，往往進禦。q出入宮掖，不限門禁。至於妃嬪、公主皆有醜聲，帝亦不之罪也。”現在更加放縱。他也沒忘了侍衛的驍果，亂拉江都境內寡婦、處女給配對，“恣將士所取;或先與奸者聽自首，即以配之”。

　隋煬帝不顧一切地放縱玩樂，酒後不離口，從姬千余人亦常醉。他天天策杖步遊，非夜不止，汲汲顧景，唯恐不足。對他朝思暮想的江都美好風光，真是怎麽看也看不夠了，這其中大概是寄托著對他青年時事業和愛情起步的老地方的無限眷戀。

　究竟是落花流水春去也，既然“道路隔絕……遂無歸心”。後來連在江都他都有不安全感了，打算利用長江天塹為屏障，移住江南，放出“將遜於江左”的口風。並在大業十二年正月命築毗陵宮苑，大業十三年十一月起丹陽官。丹陽郡治所在今江蘇南京，《隋書•五行志上》和《大業雜記》卷5有關於丹陽宮的記述。他還欲築宮於會稽(治今浙江紹興)，因亂，會稽宮沒有修成，終於到了他乾不成什麽事的時候了。

　當時人們迷信的讖語歌謠又興起，一首《桃李章》這樣吟唱逆境中的隋煬帝:“桃李子，皇后繞揚州，苑轉花園裡。勿浪語，誰道許！”是對皇帝、皇后在揚州，北還五日，將轉於溝壑，葬身江都的不吉利預言，還隱約點出許公宇文化及將是他的掘墓人。

　無可奈何的隋煬帝百無聊賴地打發余日，有一天照著鏡子，忽然對蕭後說:“好頭頸，誰當斫之！”無論這是不是玩世不恭的謔語，反正這時他連生生死死都看得很淡薄。他似乎已在功業、享樂上都滿意地過完了自己的一生，無所謂地面對死亡的到來。

　十、縊死身亡塚荒雷塘

　隋煬帝放棄西歸長安的打算，引起禁衛部隊的恐慌和不滿，因為“從駕驍果多關中人，久客羈旅，見帝無西意，謀欲叛歸”。隋煬帝“括江都人女寡婦，以配從兵”，也不能打消驍果們對家鄉父老妻兒的思念之情。總領驍果的頭目武賁郎將司馬德戡“風聞兵士欲叛”，派校尉元武達去私下弄清驍果的意圖，決心加以利用，找來跟他相好的武賁郎將元禮、監門直閻裴虔通，用煽動性的語言說:“今聞陛下欲築宮丹陽，勢不還矣。所部驍果莫不思歸，人人耦語，並謀逃去。我欲言之，陛下性忌，惡聞兵走，即恐先事見誅。今知而不言，其後事發，又當族滅我矣。進退為戮，將如之何?”又說:“我聞關中陷沒，李孝常以華陰叛，陛下收其二弟，將盡殺之。吾等家屬在西，安得無此慮也！”商量來商量去自是進退無路可走，於是決定反叛，“驍果若走，可與俱去”。

　他們又聯絡了內史合人元敏、鷹揚郎將孟秉、符璽郎李覆、牛方裕、直長許弘仁、薛世良、城門郎唐奉義、醫正張愷、武勇郎將趙行樞、千牛李孝本、其弟李素質、勳侍楊士覽等，有這些人便可打通宮廷政變的各個關節。於是通過宇文智及會見宇文化及，約定“三月十五日舉兵同叛，劫十二衛武馬，虜掠居人財物，結黨西歸。”宇文智及野心勃勃，認為不能一走了事，還要奪取皇權，說:“當今天實喪隋，英雄並起，同心叛者已數萬人，因行大事，此帝王業也。”此議得到司馬德戡讚同，又約定奉宇文化及為主。

　宇文化及是宇文述長子，祖父宇文盛是北周上柱國，和楊堅一樣是出自武川的關隴軍事貴族高門，這在時人心目中，是個有資格問鼎的身份。其弟字文士及娶南陽公主，攀上皇親的宇文化及更加凶險驕恣。他從小不循法度，“乘肥挾彈”，在街上橫衝直撞，是京城有名的“輕薄公子”。做官以後，數次受賄，再三免官。大業三年跟隨煬帝北巡時，化及、智及兄弟倆“違禁與突厥交市”，惹怒隋煬帝，被囚禁數月。回到東京青門外時，將他“解衣辮發”，準備處死後再進城，終因為是女兒南陽公主大兄哥的關系，最後還是沒有開刀，將他和智及賜給其父宇文述為奴。

　此後宇文化及沉寂了十年。大業十二年十月字文述去世，隋煬帝為告慰這位自己最寵信的親家公的亡靈，命宇文化及襲爵許國公，用為右屯衛將軍，智及為將作少監。

　一年多之後，當司馬德戡等表示擁戴他這位出身關隴集團的將門嗣子為反隋之主時，化及“初聞大懼，色動流汗，久之乃定”。戰戰驚驚地進入了角色。

　大業十四年(618)三月乙卯(十日)，司馬德戡還怕眾心不一，又設計了一場騙局來脅迫驍果叛亂，由許弘仁和醫正漲愷“出言惑眾”，稱:“陛下聞說驍果欲叛，多醞毒酒，因享會盡鴆殺之，獨與南人留此。”謠言一放出，驍果“謀叛逾急”。

　三月十日半夜，司馬德戡在江都東城內集合數萬兵，舉火與城外相應。隋煬帝察覺有動靜，問是何事，裴虔通謊報:“草坊被燒，外人救火，故喧囂耳。”一手遮掩過去。

　也許是該隋煬帝走背了，當時有兩撥人來向他告變，都沒有成功。一是他孫子燕王談(元德太子次子)來叩宮門，“宇文化及弑逆之際，炎覺變，欲入奏，恐露其事，因與梁公蕭钜、千牛宇文柢等穿芳林門側水竇而入。至玄武門，詭奏曰:‘臣卒中惡，命縣俄頃，請得面辭，死無所恨。’冀以見帝，為司官者所遏，竟不得聞。俄而難作，為賊所害，時年十六。”另一撥是裴蘊等，“及司馬德戡將為亂，江陽長張惠紹夜馳告之。蘊共惠紹謀，欲矯詔發郭下兵民，盡取榮公來護兒節度，收在外逆黨宇文化及等，仍發羽林殿腳，遣范富婁等入自西苑，取粱公蕭钜及燕王處分，扣門援帝。謀議已定，遣報虞世基。世基疑反者不實，抑其計。須臾難作，蘊歎曰:‘謀及播郎，竟誤人事。’遂見害。”可能以上兩撥人馬其實一事，本來有統一的行動計劃，因徒有潘陸才貌的書生虞世基的貽誤，燕王隻得親自叩宮報警，終因司宮者有意或無意地阻遏，隋煬帝消息不通，失去了平抑叛亂的最後時機。

　當夜，亂黨城門郎唐奉義主閉城門，他和裴虔通商量好，“諸門皆不下鑰”。三更之後，司馬德戡集合好數萬叛軍，孟秉、宇文智及等千余人先由城外進入，劫持負責晝夜巡察的候衛虎賁馮普樂，分派叛軍把守郭下街巷。至翌日五更時，司馬德戡將一部分兵士交給裴虔通，更換諸門衛士，裴虔通自己打開投加鎖的宮門，領數百騎衝入成象殿，殺死怒斥亂軍的右屯裡將軍獨孤盛。武賁郎將無禮引導軍隊繼續深入宮中，宿衛軍士都跑散。裴虔通率軍馳入水巷，問隋煬帝所在，宮中一美人指示“在西閣”，軍隊跟她去抓皇帝。隋煬帝隔窗問裴虔通:“卿非我故人乎！何恨而反?”裴虔通回答:“臣不敢反，但將士思歸，奉陛下還京師耳。”煬帝答應:“與汝歸。”雙方這些話都是應酬文章，裴虔通在抓獲煬帝後，便率兵將他看守起來。

　天亮以後，孟秉以甲騎前去迎接宇文化及。“化及未知事果，戰栗不能言，人有來謁之者，但低頭據鞍，答雲‘罪過’。”一副連反叛勇氣都沒有的軟骨頭相。

　宇文化及到宮城門時，司馬德戡將他引入朝堂，決定先將煬帝拉出江都宮門示眾，而後帶回，派令狐行達弑帝於宮中。隋煬帝堅持讓把馬鞍換成新的，才跟他們走了這一趟。回來後在寢殿內執行時，隋煬帝年僅十二歲的小兒子趙王呆在身邊“號慟不已”。隋煬帝眼看著裴虔通舉刀將自己這個愛子斬於跟前，“血湔禦服”。接著，又要向隋煬帝下手，隋煬帝喝住劊子手，講“諸侯之血入地，尚大旱，況天子乎！”天子自有天子的死法，叫拿鴆酒來。他對此早有準備，曾囑姬妾們:“若賊至，汝曹當先飲之，然後我飲。”但這時慌亂中，身邊人逃散了，找不到毒藥，於是自己解下練巾授令狐行達，縊死身亡，時為三月丙辰(十一日)，算留了個全屍。五個月後改葬時開棺裝斂，人們驚奇地發現遺容安詳，與平日無異，他平靜地迎接了死亡。就這樣，年僅五十歲的隋煬帝，在江都宮西x的溫室中結束了他不可謂不是轟轟烈烈的一生。時人也把這個事變稱作“鼓城閣之變”。

　隋煬帝在承認“我實負百姓”之後長辭人世，蕭後默默地為與自己柑伴了三十五年的夫君料理後事，與宮人一起撤漆床板為小棺，將煬帝和趙王呆同殯於西院流珠堂。蜀王秀及其七男，齊王柬及其二子並燕王炎同月遇害，隋氏宗室、外戚，無少長皆死，株連了一大片。‘被殺的還有虞世基、裴蘊、來護兒、袁充、宇文協、宇文柢、蕭钜等人及他們的兒子。

　事平後，給事郎許善心不肯隨百官一起詣朝堂拜賀宇文化及，其侄許弘仁來勸也不聽，被擒至朝堂，又釋放他讓走時仍不肯謝，於是也被殺害。其母范氏，九十二歲了，撫柩不哭，說:“能死國難，吾有子矣！”自己也不再進食，十余日死，追隨兒子而去，悲壯地為隋煬帝殉葬。

　更壯烈的是朱貴人，危難中唯她在隋煬帝身邊，勇敢地挺身而出指責叛軍，“‘三日前，帝慮侍衛秋寒，詔宮人悉絮袍褲，帝自臨視，造數千袍，兩日畢工，前日賜公等豈不知也，爾等何敢逼脅乘輿’……大罵不息，為亂兵所殺。”慷慨赴死。我們的這位風流天子還贏得一位紅顏知己殺身以殉。

　作亂的驍果中，有些是被裹脅進去的，宇文化及擺駕北還行至顯福宮時，戰死在遼東的麥鐵杖之子虎賁郎將麥孟才和虎牙郎將錢傑找折衝郎將沈光密商，說我們受先帝厚恩，可現在低頭侍奉仇人，受其驅使，有何面目活在世上！我一定要殺了他，死無所恨！沈光聽了感動地對麥孟才說，這正是期望於將軍的。於是相約恩舊，在晨起出發時襲擊宇文化及。不料語泄事敗，司馬德戡率兵鎮壓，殺沈光和麥孟才，他們手下數百人都戰鬥至死，無一降者。這又是一部分驍果將士，以死報其故主。

　還有隋官如南陽郡丞呂子臧、河間郡丞王琮、幽州總管羅藝，長年為隋守，聽到煬帝死訊，發喪成禮，率吏民臨哭盡哀以後才歸降唐朝或竇建德。隋將堯君索守河東，唐軍久攻不下，屢勸不降，把他妻子帶到城下來勸:“隋室已亡，君何自苦！”堯君素說:“天下名義，非婦人所知。”拉弓放箭，射其妻子。最後粟盡糧絕，被手下人害死，甘心做個守死不移的隋寶忠臣。

　三支主力農民軍，也均以自己的方式表達了對已故隋場帝的哀悼。

　杜伏威拒絕宇文化及委任他為歷陽太守的官職，仍上表於隋皇泰主楊侗(元德太子楊昭子)，受皇泰主封為楚王。

　竇建德稱:“吾為隋民，隋為吾君;今宇文化及弑逆，乃吾仇也，否不可以不討！”發兵擒殺宇文化及並其二子，還盡斬逆黨宇文智及、楊士覽、元武達、許弘仁、孟景(司馬德戡和張愷此前已死於內訌)，謁見隋蕭皇后時稱臣，為煬帝發喪，“素服哭煬帝盡哀”。

　李密臨陣面責宇文化及:“主上失德，不能死諫，反行弑逆……天地所不容。”傾其勁卒良馬拚掉那十余萬眾的叛軍，使竇建德得以一戰而擒滅宇文化及。李密的瓦崗軍為此元氣大傷，旋敗於王世充，不得已投降了唐朝，即使如此，也未見李密有後悔打宇文化及這一仗的言行。

　隋煬帝之死，在宮廷內外舉國上下甚至農民軍中還有這一類反應，非常耐人尋味，它折射著我們泱濃劄儀大國古代‘文明韻豐富特色，也應使我們看到，當時人們心目中的隋煬帝，是一位能懾服人心的大皇帝，除了暴君的一面之外，還有令人敬仰，吸引人追隨的一面，在他身上寄托著對一度輝煌的大業盛世的記憶和懷念。即如李淵，在長安得到隋煬帝死訊時，也“哭之慟”，表示:“吾北面事人，失道不能救，敢忘哀乎！”

　武德元年(618)八月，得到唐高祖李淵準許，隋煬帝的愛將江都太守陳棱找到煬帝靈柩，奉梓宮於成象殿，粗備天子儀衛，改葬隋煬帝於江都官西吳公台下。“發斂之始，容貌若生，眾鹹異之。”九月，李淵為前朝皇帝、自己的姨表兄追溢號為煬帝，按諡法，“好內遠禮煬，去禮遠眾煬”，自然不是一個好的評價。武德二年六月，曾正式下詔葬隋帝及子孫，但因江都還被李子通佔據，未能執行。直至武德五年(622)八月全國基本平定後，才正式改葬隋煬帝於揚州雷塘。

　雷塘就在吳公台東邊不遠處，古邗溝水從這裡靜靜地淌過。我曾評價隋煬帝:“當他的名字和大運河連在一起的時候，他便是不朽的了。”能讓他長眠在這大運河畔，應是對這位大皇帝莫大的慰藉。漣漪蕩漾的運河水輕輕拍岸，水聲浪濤伴隨著他，他真是不能再有什麽遺憾了。隻是隨著雷塘畔古邗溝的乾涸，這裡的煬帝陵漸漸被人忘卻了。清嘉慶十二年(1807)，揚州巡撫阮元，這位文物古跡的有心人經過考察，認定在今揚州城西北槐泗鎮雷塘鄉槐二村一座背靠蜀崗的荒塚便是隋煬帝陵，便重新為他豎起一塊陵碑。

　人們望著這座雜草叢生，高不及二丈的荒塚，撫弄著那半截在土中的毛石碑，都不免感慨不已，這就是那位“慨然慕秦皇、漢武之功”，又更想“掩吞秦漢”，“志包宇宙”，甚至白詡“吾當誇三皇，超五帝，下視商周，使萬世不可及”的隋煬帝的歸宿?人們不禁會被激發起無限的思古幽情，在心中輕輕吟湧晚唐濤人羅隱的《煬帝陵》:

　入郭登船出郭船，紅樓日日柳年年，

　君王忍把平陳業，隻換雷塘數畝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