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神六令人難忘的諸多表現中，最令人印象深刻——或者說最令人驚異的——顯然是

　它的最後一個動作:它從九天之外呼嘯而下，帶著顯而易見的巨大的勢能，卻在著地的那

　一刹那無比溫順地停住了，而且輕柔地站穩了。這使我們想起一名出色的體操運動員在一

　系列完美無缺的吊環表演後躍出一個前空翻，然後恰到好處地伸出雙腳，穩穩地踏在地板

　上，——讓我想起一顆帶著力道的尖利鐵釘垂直地落在沙灘上。

　這種平穩落地在體操中是高難度的，在航天上則是無法期盼的。

　沒有人可以要求一艘飛船像頂級體操運動員一樣，在著地後保持穩定的站姿。因為這

　取決於包括地表形態、風力風向、割傘時機等諸多因素，偶然的成分很大。然而，神舟六

　號卻似乎萬中無一地站穩了。這個穩然直立的姿態自然為神六任務劃上了一個極其圓滿的

　句號，使得它長達五天的不間斷太空體操表演得到了一個毫無問題的滿分。

　對於神舟六號的意義，無論怎麽評價都不會過分。首先，它說明經過幾十年的發展，

　中國航天界已經積累了大量的人才還是技術，正在頗有底氣地成為世界領先的航天強國;

　第二，由於這次飛行任務的超圓滿完成，中央政府對於“佔領太空製高點”的信心倍增，

　勢必在今後加大對於航天領域的支持，中國的太空開發計劃有望提速;第三，各類媒體對

　神舟任務進行的廣泛深入報道，無異於一次巨型的科普宣傳，將直接促進一批學生進入航

　天界或者科學界，有利於推進中國未來的科技發展和創新;第四，這次太空任務的成功，

　必須有利於增強國民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有利於政府凝聚人氣，團結民眾，政治意義

　不可低估。

　因此，神舟降落的那一刹那，中國航天界立即充滿了燦爛的陽光。

　在長時間的高度緊張後，人們在這個時刻都更寧願閉上眼睛，盡情享受陽光在眼簾上

　投射的溫暖和幸福。

　沒有人試圖去發現陰影。

　這並不就是說沒有陰影。事實上，不僅有陰影，而且有的陰影還十分濃重。例如，在

　神舟任務的第二天，就有一些奇怪的渠道向媒體透露“神六將提前返航”;在神舟任務的

　第五天，更有人帶著神秘莫測的表情，告訴記者“神七將是一架無人機”。這些後來均被

　證明與事實相左的“內部消息”，足以說明航天部門的部分人士帶有名利意識，試圖用“

　內部情報”來向媒體證明自己在神六計劃中處於一個怎樣的關鍵角色。

　這兩件事足以說明一個問題，即媒體不遺余力的“挖新聞”，和某些航天內部人所懷

　有的虛榮心和名位意識。當然，新聞記者總是要尋找新聞的，這是職業性質使然，無可厚

　非。但有趣的是，在圍繞神六任務的新聞報道中，居然還有在挖掘史料之余，不滿意於傳

　統的歷史敘事，於是試圖改造或者“修正”歷史的努力，不禁使人忍不住要大跌眼鏡。

　直到神舟六號衝天而起的時候，中國載人航天的歷史都還是基本清晰的。關於中國載

　人航天的起源，新華社提供的資料是:

　——中國進行載人航天研究的歷史可以追溯到20世紀70年代初。在中國第一顆人造地

　球衛星東方紅一號上天之後，當時的國防部五院院長錢學森就提出，中國要搞載人航天。

　國家當時將這個項目命名為“714工程”(即於1971年4月提出)，並將飛船命名為“曙光

　一號”。(見新華網)

　然而，隨著神舟六號飛船不斷刷新中國的航天紀錄，某些媒體在興奮中顯然覺得連這

　段歷史也必須改寫，以適應新的形勢。於是，到神舟任務的第五天，在神六任務即將大功

　告成的時候，頗有名氣的《瞭望東方周刊》刊出了長篇通訊《紅色太空新長征》，推出了

　另一種版本的中國航天史:

　——自從1433年秋天鄭和病死在第七次下西洋的歸途中，中國人對未知疆域的探險已

　中斷了572年。……上個世紀70年代末以後，中國才重新開始了“遠航”。他們相信，太空

　中應該有中國人的位置。

　這是一段很抒情的文字。但這更是一段矛盾的文字。我們注意到，它的第一句話想說

　中國人在1433年至2005年之間“中斷了”“對未知疆域的探險”，而第二句話卻說的是中

　國人的探險遠航其實自“上個世紀70年代末以後”就“重新開始”了。這是兩個根本不相

　容的論斷，讓人不知該相信哪一個。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就是《紅色太空新長征》的作者

　並不認可新華社關於錢院長於“20世紀70年代初”開辟的載人航天計劃的史實。

　當然，《瞭望東方周刊》充其量只能算一個不太嚴肅的民間通俗刊物，求實精神差一

　點，表達水準低一點，因此在報道中摻雜了過多的個人情緒和主觀臆斷，這似乎也是理所

　當然的事情。但有趣的是，《瞭望東方周刊》墨跡未乾，當晚中央電視台的《焦點訪談》

　又出來湊趣了。在這期由白岩松先生主持的專題節目中，插播了一個名叫《巡天》的短片

　。這個短片同樣也很抒情，聲情並茂地回顧了中國的航天歷程。以央視的水平，當然不會

　忘記了中國航天事業在五六十年代的艱難起步，然而，當它把記憶之箭指向“文革”時，

　卻突然也鬼使神差般地失憶起來。可惜我沒有在央視網站上找到這期節目的文案，——央

　視網站上提供了其他每一期焦點訪談的文案，但偏偏缺失了10月17日這篇奇文。

　如果我沒有聽錯，那麽我可以很有把握地記得:央視的抒情國嘴在講完中國航天事業

　在五十年代中後期和六十年代初期艱難起步後，先是批評“文革”使得中國的飛天步伐“

　被迫放慢”，然後立即不屑一顧地掉開視線，轉而熱情稱讚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航天事業的

　突飛猛進。

　於是一切榮耀歸於改革開放。

　肯定改革開放的豐功偉績，這自然是非常合情合理的;但我覺得對於“文革”的航天

　歷史仍然，我們還是應該有屑一顧。因為如果我沒有弄錯，那麽今天中國的載人航天工程

　的基礎都是在“文革”期間奠定的。

　其實，無論《瞭望東方周刊》還是中央電視台，都完全明白“文革”和錢學森們對於

　中國載人航天工程的貢獻。因此，《瞭望東方周刊》的《紅色太空新長征》在把大約百分

　之九十的篇幅用於歌頌改革開放時代的航天成就後，在文章的最後一段把筆鋒一轉，打了

　下面這樣一個補丁:

　——*但是*，中國的太空計劃*卻*直接與**有關。……在知道蘇聯人造衛星和航

　天員上了天時，**同全世界的政治家們一樣為之震驚。他問:“我們怎麽能算是強國呢

　我們甚至無法把一顆土豆送上太空。”1958年5月，中國還未擺脫“一窮二白”，毛澤

　東就發出“我們也要搞人造衛星”的號召。1970年4月24日，中國第一顆人造衛星升空。據

　了解，在上世紀70年代初，中國還曾培訓過一批自己的航天員……中國的太空探索計劃即

　使在“文革”中並沒有放棄。

　這樣，《紅色太空新長征》先是斷言中國的航天工程始自2005年，然後又改口說起自

　1970年代末，最後它還是承認原來中國的載人航天計劃起始於“文革”時代錢學森們的手

　上。不過，這個承認看起來卻是那樣的充滿無奈和不情願。——要理解這種情緒，只須注

　意一下被星號包圍的“但是”和“卻”字即可。央視的噴血抒情短片《巡天》沒有玩這種

　看起來很搞笑的文字遊戲，而是在乾淨徹底地遺忘了“文革”的兩彈一星後就堅定地保持

　著這種健忘狀態。但是，在央視的其他節目中，特別是在神舟任務第一天，它還介紹過“

　曙光”工程，足見編輯們是非常非常知道“文革”時期的載人航天計劃的。

　我不勝冒昧地揣測:不論是《紅色太空新長征》的步步退守，還是《巡天》沉默的遺

　忘，也許都反映了作者的一種潛在或者顯在的個人情緒，這就是:

　——全面否定“文革”。

　於是，作者出於這種個人的歷史偏好，決定有意識地選擇性遺忘“文革”時期航天工

　程的歷史史實，以便增強改革開放在中國航天史上的歷史地位。

　我一點也不喜歡“文革”，——正如我不太喜歡那些本來就沒有一點點思想，卻居然

　還大聲疾呼“解放思想”的時髦人士一樣。盡管我本人是“文革”後的一代人，不知道“

　文革”究竟是怎樣“革”的，但“文革”確實使我的父母遭遇了很多不快，因此我並不在

　乎否定它。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鄧公關於“全面否定‘文革’”的觀點，其實是說要否定“文

　革”這場政治運動，而非“文革”的一切的一切。但不幸的是，很多人習慣於把這句話從

　其特定的語境中剝離出來，於是使之成了一種有利於發揮個人想象力的政治口號。從《紅

　色太空新長征》極其勉強地承認“文革”中有載人航天計劃，以及從《巡天》乾脆沉默地

　忘卻了“文革”的太空計劃來看，在一些媒體中流行的新趨勢是“全盤否定‘文革’中一

　切正面事實的存在”。

　如果真的能夠把一切失敗歸咎於“文革”，並把一切榮耀歸功於改革，這倒是一個比

　較理想的結果。但能夠達到這樣的效果嗎?

　我不喜歡“文革”，但並不認為可以用感情來取代歷史事實。特別不幸的是，我竟然

　長期著迷於中國的航天事業，因此難以選擇性地忘記中國航天發展的基本脈絡，故爾知道

　有些史實是不可能因某些記者和編輯的意志而改變的。

　我所知道的事實是:中國航天起步於“大躍時”時代，發展於六十年代，小成於“文

　革”時期，因此完全是**時代的全新產物。在“文革”中，盡管航天工業也受到了衝

　擊，但總體上說，**最高決策層是保護並支持航天事業的，航天科學家們享受到良好的

　待遇，社會聲望極高(至少老百姓都把錢學森視為半神半人)，科研資金更是有保證的。

　因此無論是“東方紅”衛星，還是長征二號，還是衛星回收技術，都成就於廣義“文革”

　的中後期，構成了後來載人航天的基礎環節。

　同樣難以回避的事實是，中國的航天工業在“文革”中發展，卻在改革開放時期遇到

　了一些曲折。神舟任務的開創者戚發軔先生在回憶改革開放初期的情況時，曾經提到“搞

　導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的無奈現實，並且指出“向市場經濟轉型階段，航天隊伍流失很

　多”。但這不僅僅是航天領域的獨特現象。

　我在長江邊的某個城市度過了少年時代。那個城市是當年“大三線”建設的重點區域

　，部署有若乾軍工企業。在我的童年，這些處於半秘密狀態的高科技設施頗令我和夥伴們

　感到驕傲。然而，八十年代末期的一次春遊經歷卻幾乎摧毀了我們的全部自豪感。那天，

　我們看到一些戴眼鏡的人在一個公路工地上敲石頭、推兩輪車，一位老師以頗為同情的口

　吻告訴我們說:別小看那幾個“四眼”，他們是某某軍工廠的工程技術人員，由於工廠沒

　有生產任務，隻好出來砸石頭修公路掙工資。

　我們駭然，但又極不相信。直到有一天，我很偶然地在《光明日報》的副刊上看到一

　篇報道，其中就提到“無業務可乾的核工程師砸石頭掙錢”，於是不禁有種萬念俱灰的感

　覺。我悄悄地把那張報紙燒了，——因為我不想讓到我家來閑聊的朋友們看到它，並因此

　而動搖對於中國高科技事業的信念。

　那是中國社會普遍相信“五十年內不會有大的戰爭”的時代。

　既然“和平與發展”是“時代的主題”，既然“五十年內不會有大的戰爭”是歷史鐵

　律，不以任何人(包括美國)的意志為轉移，因此“馬放南山”就是非常自然而然的結果

　。於是野戰部隊順理成章地放下了槍炮，興致勃勃地搞起了養殖業、加工業、運輸業之類

　的副業，走上了“自找自吃”的發展之路，參與了當年的海南汽車事件等一系列舉世矚目

　的重要商業活動。在技術密集的的軍工單位，由於轉型困難，則出現了嚴重的資金不足、

　訂貨不足等問題，其結果就是大量的人才流失。

　航天工業正是這樣的軍工單位。

　1980年代，中國的航天事業面臨的最大困難是資金。由於國家希望航天領域向商業化

　方向轉軌，因此財政投入相對不足;航天部門雖然通過價格戰，在國際衛星發射市場上爭

　取到了一席之地，但由於利潤微薄，無力在研發和生產方面投入更多的資金，致使科研、

　生產和職工生活條件難以得到明顯提高。

　據戚發軔先生回憶，在那個“搞導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時期，總是有很多轎車停在

　研究院的門前——都是來挖人才的。雖然老一輩沒有動搖，但年輕人中“最聰明”的研究

　人員卻選擇了離去。我覺得這些年輕科研人員的出走倒並不是僅僅由於待遇太低，更重要

　的或許是科研任務減質減量，致使其聰明才智無法伸展，於是抱憾而去。人員的流失直接

　重創了中國的航天事業，並且在1990年代初期顯現出惡果。

　1990年代的前五年，就在中國航天試圖借助40年積蓄之余威，在國際商業發射中大顯

　身手時，中國長征火箭卻接連發射失利，使得中國航天多年以來辛苦樹立的金牌航天形象

　遭受嚴重傷害。根據公開的資料，從1991年到1996年，中國實施的14次發射任務中，有5次

　遭遇失敗，失敗率高達36%;相比之下，從1970年到1990年的23次發射任務中，僅有2次失

　敗，失敗率僅為9%。1990年代的火箭發射接連失利，無不指向兩大症結:投入不足和人才

　流失。在這個頗為陰沉的時期，來自航天部門的一篇報道指出:由於投入不足，新產品開

　發面臨嚴重困難，運載火箭工廠無力購置新的大型和精密設備;由於人才流失導致了技術

　工人斷層，全廠只有一個六十多歲的老工人能夠加工某個大型部件……

　這無疑是中國航天史上最陰暗慘淡的時期。

　導致中國航天在1990年代初期出現空前低潮的原因，最根本的原因是決策失誤。

　在整個1980年代，中國的航天戰略的基本方向是頗為幼稚的“市場化”路線。這條路

　線的信奉者認為:只要我們參與市場競爭，就能夠通過價格優勢和系統可靠性，在開放的

　國際商業發射市場上分得一杯羹。但事實證明，國際商業發射市場根本不是一個充分競爭

　的領域，而是一個嚴重政治化的國際角鬥場，摻雜了太多的國家利益考慮，並不具備“以

　質以價取勝”的基礎。在中國發射以美國製造為主的國際商業衛星的過程中，不斷遭遇來

　自美國國會及軍方的種種阻撓，著名的考克斯報告更是聲稱“中國利用發射美國衛星的機

　會盜竊美國技術”，為美國政府禁止對中國出口衛星提供了依據。

　不容否認，改革開放使得大量的通用技術和管理理念進入我國，並成為新時期中國太

　空技術進步的重要推動力量，但技術層面的成就並不能改變1980年代航天大戰略明顯失誤

　的狀況。

　好在“市場化”、“國際化”的路線並沒有長期堅持下去。這一方面是由於美國逐步

　收緊了對華出口衛星政策，使中國實際上基本不可能再發射美國衛星，無異於為1980年代

　以來中國航天的“國際市場路線”簽發了死亡通知書;另一方面，則是由於第三、四代領

　導層對於航天發展戰略的調整。

　1990年代中期，在“國際化”和“市場化”遭遇嚴重挫折的同時，中國的航天戰略開

　始出現向**時代老路回歸的跡象，其中最為核心的環節，就是今日終於修成正果的中

　國載人航天工程。這一工程的最大特點，就是采取了按照兩彈一星的支持模式，即由財政

　投入全部研發經費，然後在較為封閉的條件下推進研發工作。——其間，航天員參與了由

　俄羅斯提供的太空培訓項目，但這沒有改變整個工程“自力更生”的特點。

　這種向“兩彈一星”模式的回歸，無疑是用實際行動全盤否定了原來過份強調“國際

　化”、“市場化”的航天戰略。但需要說明的是，這並非對**時代政治思維的回歸，

　而是對航天事業發展鐵律的再認識。1980年代，被中國航天戰略決策者們忽視了的一個事

　實是:即使在高度市場化和國際化的美國，航天事業也基本上是政府承擔的事務，大型項

　目幾乎全是由nasa這樣的純粹政府機構投資並實施的。之所以會是這樣，乃是由於航天項

　目大成本、高風險、低產出的特點。私人企業也有試圖參與太空設施研製的事例，其中最

　著名的也許要算麥道公司“三角快帆”計劃，——由於這一航天工程項目的失敗，直接導

　致了該公司財務危機，最終促成它被波音公司收購兼並。

　載人航天計劃救了中國的航天事業。特別是隨著神舟飛船的接連升空，由於經濟發展

　而囊中充實的中國政府在投入方面也日益慷慨大方，於是使航天部門的科研、生產條件和

　職工待遇得到了顯著改善。由於有了高水準、高密度的科研任務，加上不斷有由政府資助

　的新的發射任務，研究人員感覺到事業心得到了滿足，並且在一次又一次成功的飛行試驗

　中找到了榮譽感。於是，據說在“搞導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時期離去的科研人員這時也

　對當年的決策感到了後悔。

　可以說，從五十年代錢學森們開創了中國的航天事業以來，中國航天走過了一條創業-

　發展-初成-轉型-挫折-再轉型-大發展的路徑。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的航天人曾經在極其困

　難的條件下不遺余力地追求奇跡，於是實現了中國航天的起飛;我們也曾經輕率地選擇了

　建立在幼稚市場觀之上的國際市場化道路，結果導致了中國航天事業的明顯挫折;近十年

　來，由於第三代和第四代領導人的高瞻遠矚，重新加大了國家對航天的財政支持，用大手

　筆促大發展，從而再次創造了奇跡。

　這個奇跡是幾代航天人薪火相傳，不懈努力的結果。這正如戚發軔所說，“人餓的時

　候，吃第一個饅頭沒什麽感覺，第二個饅頭墊了個底，到第三個饅頭就飽了。看上去功勞

　是第三個饅頭的，可沒有前兩個饅頭怎麽行?”他進而指出，以錢學森為代表第一代航天

　人做出了“第一個饅頭”，王永志為代表的第二代航天是做出了“第二個饅頭”，在這兩

　個“饅頭”的基礎上，才有可能做出第三個“饅頭”，即載人航天工程。

　《紅色太空新長征》和《巡天》試圖告訴我們的，其實正是“我們只有第三個饅頭，

　而且這個饅頭使我們吃飽了。”

　這種出於自己個人的歷史偏好而任意割裂歷史史實的做法，反映了一種非常錯誤而且

　荒謬的歷史觀。我想說，中國的四代航天人都值得我們尊敬，他們的成績都值得我們銘記

　;今天我們特別不能忘記的，當數錢學森先生等拓荒者。戚發軔先生是這樣回憶那個時代

　的:

　“工作生活條件很差，心情很好，有一種‘愛國、翻身要自強’的動力，滿腔熱忱為

　了事業，國家對我們也特別信任、尊重和照顧，聶榮臻在困難時去募捐，給科技人員搞肉

　;文化大革命時知識分子是臭老九，然而中國知識分子物美價廉經久耐用，愛國熱情沒有

　受到干擾。我家裡被抄過家，母親被趕出北京，我顧不上那些。當時中國和日本正搶著把

　衛星送上天，我們有很大壓力。我相信黨，熱愛祖國，始終沒有動搖。”

　火箭控制專家梁思禮是梁啟超先生之子， 據他回憶，在20世紀60年代，錢學森領銜的

　“航天部五院”各分院的科研辦公樓每晚都***通明，絕大多數同志自動來加班或學習，

　當時政委、指導員的主要任務是說服動員大家早點休息。於是當時出現了一個非正式的口

　號:“生在永定路，死在八寶山。”

　他們就是在這樣的困難環境中，憑著對國家的愛和信念，靠著卓越的技術天份和過人

　的發奮精神，在戈壁灘上種下了中國航天的樹苗。如今，這棵樹苗已經長成了大樹。但我

　們不能忘記:如果沒有他們在五六十年代的努力，中國的航天事業也許到現在還只是一個

　樹坑。

　忘記老一代科學家的貢獻，就是對良知的背叛。

　作者:蕭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