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霸權與文明迷失

　——《大秦帝國》創作隨想錄之一孫皓暉

　凡是中國人，不能不關注儒家。

　說它是宗教也好，說它是文化也好，說它是學派也好，說它是教育也好，一言以蔽之，在中國要說清任何事情，歸根結底都繞不開儒家。在寫作《大秦帝國》的十多年中，幾乎日日都隨著戰國人物與儒家做方方面面的精神糾纏，浸潤既久，對儒家也就有了許多思考。諸多問題與現象之中，以對儒家文化霸權與中國文明興衰之間的關聯想得最多。

　儒家原生態一:完全的純正的複古學派

　春秋、戰國、秦帝國，是儒家獲得文化霸權之前的原生態時期。

　儒家的學派基因，正是在這極為特殊的三大時代形成的。不了解儒家在原生態時期的真實面目，就不可能理解儒家在獲得文化霸權之後的種種作為，更不可能理解儒家文化霸權對中國文明產生的令人欲哭無淚的深遠影響。

　儒家誕生的春秋時代(公元前770年——前475年)，是一個蓬勃生長的新文明浪潮對搖搖欲墜的舊文明根基不懈衝擊的時代。至孔子立學成派，華夏天下已經是士人大起、學派大興、變革迭生的春秋中後期。其時也，對社會產生巨大影響力的各種學派已經林林總總，比肩而立，競相叱吒風雲了。面對劇烈變化的時勢，面對涉及每一個人的切身利益因而誰也不能回避的種種社會變革，那時的所有學派都不約而同地展現出一種使命意識:對社會變革的方向提出自己的鮮明主張，對社會變革的實踐積極投身其中。同時，彷徨騷動的社會對清醒的理論有著緊迫的需求，對理念執著躬行實踐的名士大家，更是奉為圭臬，此所謂“貴士”之社會風尚也。當此大勢，各家各派的士人們義無反顧，輕生死，謀天下，非但慷慨地承擔起在理論上探索社會出路的重大責任，而且身體力行積極入仕，力圖在實踐中實現本學派的政治主張，潮流相催，彼此競爭，一時蔚為時代大觀。非但大學派(顯學)如此，便是操持實務技術與玄妙思辨的學派，也不能不將本學派的實踐與社會的變

　革聯系起來，如工家之公輸般，醫家之扁鵲，水家之李冰、鄭國，名家之惠施、公孫龍子，甚至最是消極的老子莊子，也都一樣地曾經有過遊說諸侯，或預言邦國命運，或闡發治世之道的經歷。可以說，那個時代裡沒有置國家興亡與天下變革於不顧的學派，也沒有狗苟蠅營一味逃遁的名士大家。那是一個參與意識最為急切的時代，也是知識階層入世精神最為濃烈的時代。

　應當說，這是整個中國知識階層在生成時代與生俱來的精神基因，也是世界文明生成時期絕無僅有的一種典型現象。春秋、戰國、秦帝國時代，士人階層的這種以天下為己任的使命意識，極大地鼓蕩了那個時代的國民精神，也從此奠定了中國文明中的“天下”意識，形成了中國民族獨有的精神格局。

　正是在那樣的時代，孔子立學成派，提出了一整套有關社會變革方向的主張。

　大要說來，其政治主張是: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德治仁政，回復周禮，回復井田，興滅國，繼絕世，完全回復到周代的禮製社會去;其社會架構主張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孝悌仁本，完全回歸嚴格的禮製社會;其處世理念是:忠恕中庸，文行忠信，完全回歸禮製社會溫柔敦厚的人際關系;其對社會階層分工的主張是: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唯上智與下愚不移等等，完全的維護禮製社會的構成基礎;其教育主張是:有教無類，六藝教人，始於詩書終於禮樂，回歸以上古經典為歸宿的王化教育。當然，在儒家獲得文化霸權之後，孔子的種種理念被生發得龐大無比，任何一句話都成了說不完的學問，這是後話。就其本來面目而言，在那個風起雲湧的時代，初始儒家的社會主張大體就是這五個方面。

　在孔子提出的社會主張中，最為社會所關注的，是其政治主張。

　孔子終其一生，帶領弟子們全力效命的，也是其政治主張。

　孔子以政治主張而立學成派，儒家以政治主張不見容於天下。

　政治主張是孔子的本質所在，也是儒家的本質所在。政治實踐是孔子的生命歷程，也是儒家的生命歷程。不從政治主張與政治實踐入手，甚或有意識地忘記、淡化儒家在原生態時期的政治生涯，而隻抽象地“研究”孔子語錄與儒家經典，則無法觸摸到儒家的社會本質，也永遠不能了解這個學派由“惶惶若喪家之犬”而霸權加身的歷史奧秘。

　與同時代的其他學派相比，原生態儒家的政治主張的最突出特點是:公然遵奉一個行將消亡的時代為理想社會，強烈主張正在變革的動蕩社會完全地返回到禮製時代去，恢復純正的田園詩一般的上古王道。

　這是儒家複古主張的獨一無二之處——完全複古，而不是局部複古。

　儒家對過去時代的全盤肯定與無以複加的讚頌，與同時代的其他學派構成了鮮明的區別。事實上，當時主張變革的大家中，不乏對上古社會的一定程度的肯定者，譬如墨子，譬如商鞅，譬如荀子，譬如韓非子。可以這樣說，變革學派們沒有一家沒有一人對上古社會持完全的否定態度，他們強調的是:三王不同禮，五霸不同法，世事當因時而變。他們不否定任何一個時代的合理性，更立足生身時代的變革合理性。即或今日，這種觀念仍然放射著炫目的光彩。儒家確實特異，對自己的生身時代完全否定，對已經消亡的社會完全肯定，沒有商量的余地，比苟延殘喘的周天子還要堅定，還要鮮明。直到今日，我們仍然看不出孔子的這種完全複古理論的合理性究竟在哪裡。在整個人類文明史上，沒有哪一個國家的哪一個學派有如此完全的純正得不可思議的複古主張。這個唯一的完全複古派，誕生在中國民族中，而且後來不可思議地成了霸權加身的壟斷學派，實在值得深加揣摸。

　儒家原生態二:強硬的複辟實踐頑韌的履行精神

　原生態時期的儒家，其生活軸心只有一個:努力實現自己的政治主張。

　應該說，儒家興起之初，社會新興勢力對其政治主張的力度還是不甚了了的，沒有多高的警惕性。孔子的名聲其所以很大，十有**是處於探索期的士子們以開闊胸襟“捧場”的結果。但是，在魯國真正任用孔子行丞相大權，欲圖重新整合魯國社會之後，儒家的命運驟然發生了極大的轉折。孔子雷厲風行的“墮三都”(摧毀三家新興地主勢力之城堡)，斷然誅殺鼓蕩變革的新派名士少正卯，使新興地主階層與天下士人階層驟然明白:這個以“君子”自居的大學問家，原來是個駭人聽聞的正牌複辟人物！天下洶洶，合力攻訐。結果，起用孔子的魯國舊貴胄恐懼於孔子可能激發民變幫倒忙，只有罷黜了孔子。

　從此，孔子及其儒家陷入了漫長的困境。

　強硬地複辟實踐僅僅只有這一次，而且迅速地失敗了。但是，這僅僅的一次卻最充分地顯示了孔子的強橫政風——對政敵毫不手軟，更不講恕道，決然的有形摧毀主義。孔子沒有任何保留，也沒有試圖以迂回的方式複辟，提刀便上，迎頭砍殺。如此毫無君子風度的政治作為，雖然僅僅只有一次，天下也足以看得透透了。從此，整個社會對孔子及其儒家表現出一種奇特的狀態——敬而遠之，避之唯恐不及。

　但是，孔子沒有倒下，儒家沒有倒下。

　孔子履行政治理念的頑韌精神，就此開始充分展現出來。他帶著全套弟子，孜孜不倦地周遊列國，向各諸侯國以不同的說辭闡發著自己的政治理念，反反覆複地訴說著自己的仁政方略與反苛政主張，似乎在表示:今後若再執政，絕不會以“心逆而險，行僻而堅”之類的空泛罪名亂殺人了。孔子甚至聲稱“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如果那國用我，難道我一定要重建東周嗎?)可是，無論如何辯解表白，還是沒有人敢用孔子，後來甚至連吃喝也不好好招待了，以致於陳蔡絕糧，

　孔子自嘲說惶惶若喪家之犬。盡管如此，孔子還是沒有氣餒，沒有屈服，依然頑韌地周遊列國遊說諸侯，做著寄希望於萬一的努力。直到七十歲的古稀之年，孔子才停止了這種絕望的奔波，才從複古情結中極不情願地擺脫出來，開始了以治學方式傳承政治理念的獨特實踐:以自己的複古史觀整理文獻，編輯史書，教育弟子。

　我們無法知道，孔子是否在屢屢碰壁之後真正地汲取了某些教訓?

　因為，基於種種原因，孔子的辯解表白是極其模糊的，可以做多種解釋的。更重要的是，社會從此再也沒有給孔子及其儒家弟子提供整合社會的任何機會。我們沒有理由在缺乏實踐證明的情況下，以“揣測”方式判定一個人的內心世界。問題是，原因在哪裡?是春秋時代沒有了企圖複古的當權勢力麽?是周王室與所有的諸侯國都不讚同孔子的政治主張麽?顯然不是。在任何一個大變革時代，基於傳統根基的保守勢力都是極其強大的，他們不會放棄任何一個重新整合舊傳統的機會。春秋戰國時代的變法派迭遭慘禍，可謂明證。

　孔子及其儒家，從此始終不為天下複古權力所接納，其間根本原因在於:孔子與儒家已經成了完全複古的純正的理論大旗，政治實踐上，則被天下認定為最強硬的複辟派;保守諸侯但用其人，該國完全可能立馬成為招風大樹，遭致天下共討之的危局，舊貴胄們連苟延殘喘以待最佳時機的可能也沒有了;保守諸侯們的政治嗅覺顯然比孔子儒家靈敏得多，看得很清楚，隻好忍著心疼，冷冰冰地一次又一次地拒絕了孔子。後來的實踐說明，孔子之後的儒家依然是頑韌的。從孔子到孟子，儒家以一貫之地奔波了三百多年，最終還是處處碰壁。雖然如此，儒家依舊沒有改變自己的基本主張。認真思索，似乎很難簡單地說，這是儒家政治意識的過於遲鈍。

　那麽，導致這種結局的深層原因究竟在哪裡?

　原生態時期的儒家悲劇，令人常有扼腕之歎。

　這個悲劇，不在於儒家的複古主張。古今中外，政治上的複古派保守派多如牛毛，最終釀成悲劇者卻並不多見。也就是說，政治上的複古派保守派崛起而大權在握者比比皆是，其首領之“善終”結局者也比比皆是。孔子孟子及其原生態儒家的悲劇在於:以哲人的智慧與洞察力，卻提出了一種與社會變革及民生需求相去甚遠的完全複古理念，並以最強硬手段實施於社會，失敗之後，又堅韌不拔地為其奔波數百年。在整個人類文明史上，除了宗教形態的殉道者，我們很難在社會實踐生涯中，尤其很難在政治實踐生涯中，找到這種完全以“過去”(而不是“未來”或者“天堂”)為信仰的學派團體與領袖人物，遑論為已經死亡了的社會做殉道式的努力?

　認真回想起來，原生態時期的儒家是一個極其矛盾的學派團體。一方面，是鮮明得毫無掩飾的純正複古理論，是強硬得毫無回旋余地的施政作風，因而“知音”難覓，終被整個社會遺棄;另一方面，是強毅頑韌的履行精神，是持之以恆的信仰原則，這種極其可貴的生命狀態，感動著當時的社會，也感動著無盡的後人。兩者合一，釀成了儒家在原生態時期的孤絕悲劇，也埋下了後來霸權加身而終為社會接受的種子。

　變身奧秘:儒家諱莫如深的歷史玄機

　一個頑韌純正的複古學派，何以被雄風尚在的西漢王朝驟然獨尊?

　這是一個巨大的歷史謎團，其中奧秘，儒家從來都是諱莫如深。

　謎團的核心在於:儒家被獨尊之後，鮮明的政治立場忽然變得極其模糊，純正的複古主張忽然變得極其空泛，頑韌的複辟情結忽然消失得無影無蹤，是古非今而攻訐現實的癖好忽然變成了唯官府馬首是瞻的忠順。一言以蔽之，自從成為唯一的官方學派，作為儒家立學成派之根基的政治複古特質迅速地淡化消失，呈現在人們眼前的再也不是原生態時期的儒家了。客觀地說，任何一個學派隨著歷史的發展而發展，都是正常的。即或是最具有惰性特質的宗教教義，隨著時代發展而不斷地修正教義，也是極為普遍的。但是，任何學派與學說的發展都有一個共同特點:後來者必然要竭盡全力地向社會昌明原教義的不足以及適時發展的必要，從而最大限度地爭取社會與信徒的理解，保證本學派不因學說的修正發展而縮小影響。唯其如此，我們質疑的不是儒家的變化與發展，而是儒家對待自身變化發展的一種極為反常的治學態度。這一治學態度的基本點是:對於淡化原教旨政治立場的巨大變化，儒家從來不做正面解釋，既不解釋其變化原因，對變身前後學說內容的顯然失衡也不做任何說明，聽任不得不修習儒家之學的知識階層在各種混亂中歧義百出。

　為什麽?

　似乎沒有人問過，似乎也沒有人回答過。

　著意品味，儒家被獨尊之後的變化是很微妙的，也是很尷尬的。分明是顯然的變化，卻硬是掩耳盜鈴地佯做無事，其基本表現是:儒家再也不頑強地傳播克己複禮、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複井田之類的政治主張了，再也不遊說天下做複辟努力了;那個以“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為最鮮明立場的政治實踐學派，忽然一夜之間變成了遠離現實政治的純粹學問派。涉及政治主張，儒家的複辟立場已經演變為王道仁政之類的哲學式敷衍;涉及歷史論述，儒家所有關於複古的強硬主張，都巧妙地演變為一種柔性的崇古頌詞;涉及治道吏道，原本具有複古特質的仁政學說，已經演變為一種反對苛政的現實吏治主張;涉及孔子孟子一班祖師聖人，構成其一生主旋律的孜孜複辟的政治實踐，已經被大大淡化為抽象的人格讚美。儒家在現實政治中原本有兩大癖好:一是好是古非今，二是好攻訐法治。如今，也都在這種對遠古社會的讚美性陳述中變成了完全避開當年現實政治的學術評價。雖然掩耳盜鈴，然在官方的默許與保護之下歷經千百年反覆渲染，終於漸漸地弄假成真。魏晉南北朝之後，臣服於儒家的整個知識階層，幾乎已經完全忘記了儒家本來的政治複辟特質，儒家自己則“忘記”得更徹底，似乎儒家教義從來就是如此這般。在世界文明的大宗教中，幾乎每個教派都有堅持原生態信仰的原教旨主義派別，古老的儒教卻沒有。漢武帝之後兩千年，儒教之中從來沒有出現過堅持弘揚孔孟複辟立場的儒家原教旨主義。

　與此同時，一個顯然荒誕的事實是:儒家原始經典仍舊是天下聖經，誰也沒有著意刪改;所有後世儒家也都很在意地反覆宣稱自己是孔孟的忠實信徒，誰也沒有宣布過背叛孔孟背叛儒家原生教義;儒家祖師被供奉得越來越神聖，儒家的原生經典也越來越成為萬世不移的真理，初始聖人與原生經典所賴以存在的政治根基與實踐特質，卻早已經蕩然無存了。

　骨頭沒有了，正肉沒有了，留下的，只有一鍋似是而非的儒家式肉湯。

　儒家變了麽?變了。

　儒家變了麽?沒有。

　要說清楚麽?難亦哉！

　我們有理由問一句:儒家失語如此，知識階層健忘如此，究竟發生了什麽事情?

　任何秘密都會被漫漫歲月洗去塵封，儒家的變身奧秘自然也不可能成為永遠的玄機。

　西漢是一個極其特殊的王朝。其特殊之處在於:它推翻了創建中國統一大文明的秦帝國，處在中國統一大文明開創之後的第一個十字路口，最具有發生種種變化的社會潛質，最具有“重塑”中國文明的種種可能。一言以蔽之，西漢王朝承擔著“如何承前，如何啟後”的最重大的歷史課題。由於秦帝國過於短命，沒有鞏固一種新文明所必須的時間條件，便使得這種新創建的統一大文明具有相對脆弱的缺陷。唯其如此，西漢王朝的歷史抉擇便顯得特別特別的重要。就基本的歷史事實說，推翻秦帝國的社會力量有三方:一是率先發難的陳勝吳廣的農民力量，一是以項羽為核心的六國舊貴族力量，一是以劉邦為核心的布衣士人階層力量。三方力量的消長，最終取決於各自領袖階層的政治視野及其所能代表的社會利益廣度，而絕不是表面上轟轟烈烈而又極富傳奇色彩的秉性差別與權力陰謀。這種政治視野與社會利益廣度，有一個具體核心，這便是如何對待秦帝國所開創的大一統文明框架?正是這個看似宏大寬泛實際上卻囊括了種種社會利益如何鋪排的現實核心問題，最終決定了三方反秦力量的歷史命運。

　從三方反秦力量的社會構成看，西漢的開國階層顯然是由各種社會職業的布衣之士組成的。除了一個韓國舊貴族後裔的張良，劉邦陣營的文臣武將幾乎全部由下層吏員、小商販、小工匠、小地主、遊學布衣以及各色苦役犯六種人構成。廣義地說，這些階層都是遊離出“布衣之士”的社會土壤，其中的佼佼者無不具有戰國布衣之士的特質。具體地說，劉邦陣營的靈魂與核心是兩種人:吏員與布衣士人，譬如劉邦、蕭何、韓信、張良、陳平等等。一個不容忽視的背景是:春秋戰國秦帝國三代是士人階層的發生成長壯大的時代，在那個時代，士人階層是鼓動社會風雲並推動社會變革的直接力量;從社會階層的意義上說，只有士人階層是對社會與時代有著相對全面、客觀、清醒認識的唯一社會階層。正因為如此，劉邦陣營對待秦帝國統一大文明框架的立場，與項羽的舊貴族陣營有著巨大的反差。項羽陣營作為既得利益的喪失者，對帝國文明是恨之入骨，是徹底地有形消滅無形摧毀，所建立的社會制度則是完全複辟諸侯製。劉邦陣營則不然，雖然反秦，卻對帝國功業始

　終有著一種實實在在的景仰;對於帝國制度，至少不是簡單地徹底地否定，而是極其審慎地權衡取舍，抉擇如何建立大動蕩之後的文明體制。

　劉邦到劉徹，歷經百余年，西漢王朝終於完成了歷史的權衡與抉擇。

　這種權衡與抉擇並不全部都是難題。對於諸如中央集權、郡縣製、統一文字、統一度量衡、統一生產交通之標準、移風易俗、社會基本法度等等，西漢王朝都沒商量地全部繼承了帝國體制。事實上，這些制度也被全社會迅速接受了。所謂權衡抉擇，主要集中在兩個核心領域:一則，如何對待擁有強大傳統與既得利益基礎的諸侯分封製?二則，如何對待同樣擁有深厚根基的思想文化領域的自由競爭傳統?具體說，對待分封製的難點，是要不要仿效秦帝國廢除實地分封製而實行虛封製?對待文化自由競爭傳統的難點，是要不要仿效秦帝國的“以法為教，以吏為師”，遴選一種學說作為治國之道與官方意識形態?這兩個領域一硬一軟，都是直接影響整個社會核心結構的命脈所在。西漢王朝在這兩個領域所做的試探摸索，可謂幾經頓挫。對於分封製，西漢王朝幾經諸侯王之亂，到漢武帝時基本確立了有限實地分封製，比秦帝國有所倒退。這是中國歷史的一個基本問題，容當另論。

　對於具有深厚根基的思想文化領域的自由競爭傳統，西漢王朝在初期采取了審慎的摸索態度。所謂審慎摸索，其政策表現便是:對經過反秦戰爭大動蕩之後所存留下來的各有殘缺的文化學派，不做官方評價，也不著意扶持任一學派，基本上是實用主義的一事一論。譬如需要建立皇家禮儀，便起用了儒家;為論證與民休息之合理性，便一度尊奉了黃老無為之學;整肅吏治民治，便起用了一大批法家之士等等。與其說西漢初期的這種實用主義是一種審慎自覺的政策方針，毋寧說它是一種搖擺不定的摸索。同時，在西漢王朝的摸索過程中，大動蕩之後幾乎全都喪失了領袖大師的各個學派，也都在艱難地恢復元氣，艱難地展開競爭。競爭的方式與戰國已經有了很大區別，最大的區別是沒有了百家爭鳴的大論戰形式，沒有了蓬蓬勃勃的官學私學並立從而相得益彰的社會舞台。西漢初期中期，各個學派所能進行的競爭實際上只有兩方面:一則，各自重新組合力量對流散的典籍恢復整理，以為本派傳承之文本，首先獲得立足生存之地，再圖謀傳播范圍的擴大;二則，盡最大能力影響官方，看誰家能對現實政治發生最大影響，從而在國家支持下獲得重大發展。在這樣的競爭過程中，除了與現實格格不入的墨家銷聲匿跡，戰國之“顯學”都曾經暫時性的先後或同時佔據過主流:一個是大體可以劃入道家的黃老之學，一個是法家之學，一個是儒家之學。到漢武帝前期，一時曾經奇峰突起的法家，隨著賈誼、晁錯等一大批執“申、商、韓、蘇、張”之言的法家能事之臣在政治鬥爭中落敗，勢頭已經大為衰減。從學派態勢上說，這時基本上又是道家黃老之學佔據主流，儒家正在積蓄力量滲透上層。

　當此之時，漢武帝為什麽忽然以“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對策”的方式來討論思想學派的問題?鑒於篇幅，這裡無法展開探討漢武帝此舉的種種背景與種種動機。這裡要探討的是，漢武帝

　最終接受了董仲舒的“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的主張——這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最初表述方式——其中究竟隱藏著何等秘密，從而導致儒家放棄複古立場而前後驟然大變?

　我比較仔細地研讀了《漢書》中漢武帝與董仲舒的三次問對。我的結論是:三次問對所表現的磨合軌跡顯示出，儒家以放棄複辟上古社會的政治主張為條件，換取“絕百家之道”的獨尊地位;漢武帝以“天下洽和”為目標，將閹割了複辟根基的柔性儒家推上了文化獨霸地位，使之發揮“教化”社會之功能。

　這三次問對的大體脈絡是:

　第一回合，相互試探。漢武帝下詔，說明自己對三王之道的崇敬，“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請賢良們抒發高論，並且保證“朕將親覽”。由此，董仲舒第一次上書對策，洋洋近兩千言，主要陳述了三層意思:其一，上古王道的源流演變及偉大崇高;其二，攻訐法家任刑虐政，“欲盡滅先王之道”，而導致天下淪喪;其三，著力分析教化社會的重要，一力褒揚孔子之學的教化功能。請注意，董仲舒雖然大肆讚美了上古王道，卻隻字未提原生態儒家堅持了幾百年的複辟主張。也就是說，董仲舒實質表達了這樣一種意思:儒家是尊古的，但儒家未必一定要堅持回到上古社會去;只要國家能象上古三代那樣教化民眾，社會就不會動亂;教化之能，莫如儒家。

　第二回合，相互磨合。漢武帝回答董仲舒對策，提出了一個意味深長的問題:都說秦代任刑而導致天下傾覆，如今我竭力按照王道行事，如何還是一片混亂?由此，董仲舒第二次對策，仍然是洋洋近兩千言，意思卻相對明確多了:其一，再次描述上古禪讓製的美好與社會習俗的敦厚安寧，指出其根本原因是“教化大行，天下和洽”;其二，嚴厲指斥秦帝國絕教化之道，任用法家而導致社會大亂人心大壞;其三，建議“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使其作為“教化之本源”;其四，提出了任用官吏的兩個標準，“量才以授官，錄德以定位”。這次值得注意的是，董仲舒依然讚美上古，卻還是隻字未提原生態儒家的複辟主張;董仲舒著意強調的重點是，教化人心極端重要;董仲舒提出了教化方略，但卻不是孔子孟子的原生教義，而是兩個新主張:以“太學明師”為本源，以才德官吏為核心，可大行教化之道。請注意，董仲舒這次上書沒有儒家獨尊之意，反而表示了在太學中與天下之士共存的意思，在任用官吏標準上，也將“才”擺在了“德”之前。顯然，還是在試探。

　第三回合，終見真章。漢武帝再答董仲舒對策，表示了“虛心以改”的求教誠意，也明確表示:先生還是說得不甚明白，希望聽到更具體更明確的意見。由此，董仲舒第三次上書對策。這次，董仲舒洋洋灑灑近三千言，終於將最真實的猙獰之策和盤托出。首先，董仲舒萬分感慨地檢討了自己的前兩次上書沒說清楚，“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而後，董仲舒洶湧直下，一鼓作氣將自己的對策層層說來:其一，以天道為軸心詳細剖析三代教化的異同，指出了教化民心的根本是“樂而不亂複而不厭”的大道，生發出“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的教化永恆

　論;其二，再度攻訐法治社會，強調王道教化，提出了一條圖謀極深的主張——天子縱然行法，亦當以王道教化駕馭之，此所謂“天子之所宜法以為製”;其三，最終提出儒家獨尊主張，“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僻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董仲舒很惡。西漢儒家很惡。

　很清楚，董仲舒一班西漢儒家不但要絕百家之道，而且不能使其“並進”。也就是說，官方不能接納百家之學，社會也不能給其他學派留並進之路;只有在這樣的儒家大一統霸權條件下，法家與法制才是可以作為手段使用的，此所謂“統紀可一法度可明”。同為政治學派，法家是儒家最大的天敵，儒家可以不顧忌別家，但是不能不顧忌法家。更重要的是，秦帝國之後，儒家也看到了法制不可能完全退出社會，三代王道禮治不可能無保留的複辟。唯其如此，西漢儒家對法家提出了這樣的安置方略——我為統馭，你為工具。其余學派，不足道矣！

　自此伊始，儒家以新霸權姿態登上歷史舞台，便有了上述種種變化。

　儒家學派的性格缺失:迂闊偏執誅心記仇

　儒家學派有若乾以一貫之的精神，我稱之為儒家的學派性格。

　迂闊之氣，大約是儒家性格中唯一有著些許可愛之處的東西。迂闊者，迂遠而不切實際也。儒家蔑視任何民生技能，蔑視任何形式的勞動，在所有學派中獨獲“四體不勤，五谷不分”之殊榮。見諸政治實踐，入仕多居“清要”之職，對需要專業技能的領域涉足極少，譬如兵事譬如工程譬如經濟等等等等。喜歡做官，卻不喜歡做事，尤其不喜歡做那種既辛苦又專業的苦差事，美其名曰君子論道不計功，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執著處，只在專一的掃天下而不掃庭院，只在專一的坐而論道，最熱衷於擔當道德評判角色。此風流播後世，便有了一班“清流”儒家以做官不做事為名士作派，終日玄談，在職酗酒，觀賞**，競賽頹廢，其作為直比當時**的社會更**，實在令人齒冷。儒家迂闊處，還在於言論多大而無當。此風在原生態時期以孟子為甚，雄辯滔滔雲山霧罩，似乎有著某種精神指向，卻不知究竟要你做甚。“筆下空有千言，胸中實無一策”之評，可謂傳神。凡此種種迂闊處，若僅僅是個人作派，自是無可無不可。然則，儒家將這種迂闊帶進了廟堂官署，帶進了學堂書房，不敬業，不成事，不務實學，不通民生，釀成官場流風，釀成治學惡習，且沾沾自喜不以為非，實在教人不敢恭維。

　儒家偏執，基本點在三:一，咬定自家不放松，絕不相信世界上還有另外活法。二，不容納任何學派的任何主張，絕不相信自家經典之外還有真理。山外有山麽，人上有人麽，扯淡，老子絕對天下第一！三，對其他學派惡意攻訐人身傷害，其用語之刻毒天下僅見。孔子罵人很少，稍好，大約生平隻罵過一件事。“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直罵陶殉，實罵人殉。此等事該罵，不能算作孔子缺點。然孔子此罵瞄準“無後”，卻是定下了儒家罵人之定式——人身攻擊，直搗生殖器。此種秉

　性以孟子為最，罵論敵刻毒異常，罵墨子是“兼愛無父，禽獸行”，罵楊朱學派是“無君，禽獸行”，罵縱橫家是“妾婦之道”。用語武斷的指斥性評判更是多見，畢竟說話還算乾淨，不算在真罵之列。近見網絡文章，有人將孟子稱為“戰國職業罵客”，說得比較實在。自孟子開始，“衣冠禽獸”成了儒家恆久的罵人經典語匯。儒家動輒口誅筆伐毒罵入骨，實在是一種陰暗心理，惡劣秉性。

　儒家論人論事，另有一個可怕習慣——誅心。誅心者，不問行為言論之本身正確與否，隻專一地糾纏行為動機，以求“原心”之罪也。誅心成為一種殺人方略，有學者考證出於戰國時期的《公羊春秋》，成於董仲舒的種種論證。無論其演變如何，儒家在原生態時期就已經開始了這種以“道義原則”定罪名的路子，該是事實。所謂“孔子做《春秋》，亂臣賊子懼”，正是儒家誅心殺法的自我表白。儒家以《春秋》立起的政治標尺，不是行為法度，而是道義標尺，教義標尺，“原心”標尺。由誅心之法，衍生出儒家攻訐政敵論敵的一個威力無窮的非常規重型武器——名教罪人。你可以沒有犯法，但你完全可能因為某句話某件事而被認定為“名教罪人”。原因無他，只是“其心有異”。此風傳承流播，儒家大得其手，非但將有形之敵統統打倒，更將無形之敵也置於死地——破“山中賊”，更破“心中賊”。如此洶洶誅心勘問靈魂，天下孰能不誠惶誠恐?

　儒家記仇。在所有的先秦學派中，儒家是最記仇的一家。但有歧見，殷殷在心，一有機會便新帳老帳一起算，絕不手軟。這種性格與儒家提倡的恕道很不相應，使人難以相信。但是，事情就是如此奇怪——一個提倡恕道的學派，事實上卻是一個錙銖必較睚眥必報的學派。在春秋戰國時代，儒家與幾乎所有的學派都因主張不同產生過齟齬。期間，除了論戰中的觀念批判，沒有任何一個學派揪住儒家不放。儒家卻是耿耿於懷念茲在茲，一遇機會便以“史家”稟性將論敵種種時期的言詞作為清算一通，而後再做定性式的人身攻擊。讀儒家經典，每遇此等攻擊之辭，不用說，便是儒家在發泄仇恨。然若僅僅如此，不能說明儒家記仇。

　儒家記仇積成秉性，有基本事實為依據。

　基本事實一，儒家在春秋戰國被無情遺棄，所以對生身時代仇恨極深。凡儒家做史，“自周以降，風氣大壞”之類的詞句比比皆是。司馬遷的《史記》稍好，但也是否定春秋戰國，以儒家觀念做史家評判的。《漢書》最鮮明，大凡最能表現修史者觀念的領域通論，諸如《刑法志》、《食貨志》、《禮樂志》、《律歷志》《郊祀志》等，無不先狠狠讚頌一通上古三代，緊接著便是一句必然出現的轉折定性——“周室既衰”，如何如何壞，“陵夷至於戰國”，更是如何如何壞地連番指斥整個時代，然後又一轉折說到“漢興”，再變為連篇累牘的頌詞。如此三段論法成為定式，實在是有趣得緊。顯然，在儒家眼裡，所有的時代唯春秋戰國最不是東西！

　基本事實二，儒家在秦帝國時期大遭“壓製迫害”，從此對秦永遠咬牙切齒，不由分說地一言以蔽之——暴政暴秦！兩漢之後的儒家乾脆隻管罵秦，連論證都懶得做了。說儒家患有秦過敏症，似乎不為過分。事實上，古今中外任何一個新政權，都必然要鎮壓複辟勢力。事情起因在於儒家自

　己不守秦法，夥同六國貴族大肆散布種種流言，從而獲罪被坑殺若乾人。縱然冤枉，兩千年之後竟仍然不能釋懷而一概罵倒秦帝國，卻也是絕無僅有。除了“心理變態，記仇成癖”八個字，不知道還能有何種解釋。

　基本事實三，儒家在原生態時期善為人敵，幾乎被天下學派孤立。一旦得勢，儒家立即提出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復仇書，洶洶面目公然昭示天下。一派獨尊，在春秋戰國時代無異於癡人說夢，任何學派都不可能有如此狼子野心。相信其他任何學派健在，都不會提出如此狂妄荒謬的主張。儒家卻不但要說，還要做。這便是儒家，為圖復仇，敢與天下作對，敢與三大時代的文明成就作對，破罐子破摔唯復仇為快。其心之野，其圖之大，兩千年之後尤令人怎舌。

　君子報仇，三百年不晚。世界文明史之一大奇觀也！

　身為學問家，身為史家，身為顯學大派，百年千年之後，尚不能擺脫一己一家一團體之恩怨而相對客觀地看待歷史，將中國文明史上最輝煌的時期肆意塗抹，將好賴有些貢獻的秦帝國一言斃殺，我們該如何評價這個學派的道德水準?該如何評價這個學派的心理特質與稟性特點?執青史之筆，泄一家之怨，將無數志士英烈釘上歷史的恥辱柱，唯將自己粉飾得光彩煌煌。如此學派，說它是中國文明的精華，說它是中國文明的根基，說它是萬世師表，說它是中國文明的良知道義，不滑稽麽?人雲，“謊言重複一千遍便是真理”，儒家重複了兩千年，自然成了聖人。誰要再說它是謊言，只怕連自己也要心虛了。

　歷史往往在荒誕中前行。誠哉斯言！

　儒家文化霸權:中國文明迷失本色

　終於，儒家黃袍加身，獲得了文化霸權，走上了文化寡人的道路。

　一個曾經有過些許健康心理的學派，在三百多年壓抑之後竟獲得了文化霸權。這當真是一個奇跡，一個不可思議的奇跡，一次驚人的死灰複燃。深層探究其原因，足以構成專門學問。這裡說到的，只能是儒家獲得霸權之後的基本作為與基本影響。儒家復活，其潛在能量驚人地爆發出來，開始了大規模重新“整合”中國文明的浩大工程。

　第一件事，以修史之權，效《春秋》筆法，對既往歷史做絕對符合自家觀念的整理記述。縱然不能過分掩蓋、扭曲某些眾所周知的事實，也必在文後以評點形式給予鮮明褒貶。無論是《史記》的“太史公曰”、“索隱述讚”，還是《資治通鑒》的“臣光曰”，以及全部二十四史的種種作者評點，全部目的只有一個:告訴世人歷史就是如此，隻應該這樣認識歷史！應該說，儒家掌控修史大權的實質，是“重塑”中國文明的足跡，是掌控全部意識形態的走向。儒家之心，不可謂不重。修史是儒家的看家功夫，做得老到細致，絕對以真學問面目出現，幾乎使你不能不相信事實就是如此。

　第二件事，掌控教育制度，確定只能以儒家與符合儒家觀念的上古經典為唯一教材。從此，神聖如教義一般的“四書五經”問世，其他所有學派的所有學說一律從教育領域退出。應該說，教育是儒家的基本功之一。從孔子辦學開始，儒家唯一可以驕人的實際成就便是辦教育。但在先秦時代，實在不能說儒家辦學最好。就實而論，先秦學派大都是辦學高手。除了老子莊子學生寥寥，墨家、法家、名家、陰陽家、鬼谷子、荀子等等，辦學本領與實際水平都絲毫不輸於儒家。尤其是墨家，只怕比儒家還強出了三分。惟其如此，儒家深知教育辦學的重要，一得霸權，自然要在教育上全力以赴。一家一派掌天下教育大權兩千年之久，而能使教育不瀕於窒息者，未嘗聞也！

　第三件事，確立並逐步穩固獨尊地位。儒家獲得霸權之後，對其他學派學說一律封殺，全部逐出官方視野與學堂庭院，使其以民間形式自生自滅。對諸如墨家法家這等聲望過於顯赫的死敵，儒家無法強硬抹殺，便極盡冷落排斥，逼你自我萎縮。魏晉南北朝時期，墨家經典已經淹沒於“雜書”之中，幾乎無法找到文本了。到了清代，涉足法家墨家名家等先秦學派的學者已經是鳳毛麟角了。

　第四件事，掌控科舉制度，從而掌控整個知識階層的入仕路徑。實施方略是:與已經掌控的教育制度相配合，以儒家認可的方式與內容考核知識階層，從而確定知識分子是否具有做官資格。這一招厲害之極，連根收拾了所有具有“事功”精神的貧寒階層。你想改變自身命運麽，便得經過儒家學問這一關，奈何?自唐代科舉制度建立之後，儒家忽然人才多多，儒學代有翻新，宋明理學大為興盛，可見其中奧妙。

　第五件事，將文化人的求學方向單一化，學問內容單一化，以使知識階層僅僅成為職業文官基地。儒家的設定是:知識階層的人生使命只有一個，求學目的也只有一個，那就是做官。人從啟蒙開始，修學的內容只能有一種，那便是當官的學問。據儒家說，這是“治世”之學。出於這般設定，儒家對修學內容全面改造。孔子“六藝”中的射箭、駕車等生存技能，因於當官無涉，全部刪除;工、水、醫、農等等末支細學，全部不入學堂;修學者只能以四書五經為圭臬，舍此無他。為此，儒家以通俗形式做了社會性說明: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只要當了官，一切享受與特權應有盡有，完全不需要生存技能。所以，一切“末支細學”都是有**分的，統統不能學。此等社會政策之下，中國有了全世界獨一無二的一個奇特階層，謂之“讀書人”。這種所謂“讀書人”，在社會民眾心目中的形象表征是:四體不勤，五谷不分;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隻讀自己書;衣來伸手，飯來張口;黃卷青燈，皓首窮經;以及手無縛雞之力、不修邊幅、君子遠庖廚等等等等。於是，“讀書人”有了一個社會名號——書呆子。對於書呆子現象，“讀書人”非但絲毫不以為忤，反倒以此類呆癡作派為能事而多有標榜，實在令人啼笑皆非。

　儒家滲透了中國古典制度的每個毛孔，一一羅列，難而又難。

　僅僅是上述基本方面，儒家文化霸權已經給中國文明帶來了極為深遠地負面影響。

　儒家對中國文明的負面影響，最重要的有兩個方面。

　其一，中國原生文明迷失了本色。中國的原生文明形成於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汪洋恣肆，門派種類應有盡有，其雄渾強健與妖嬈秀美相得益彰的氣勢，其質樸實用與玄奧思辨和諧並存的架構，使中國原生文明有著一種極其堅實的本色，堪稱世界文明之唯一。這種本色，要用一句話概括，便是“剛柔相濟，強勢生存”。也就是說，中國文明在本質上摒棄懦弱，摒棄“文勝於質”的低劣競爭力。

　在這種健康的相互製約而又共生共榮的文明生態環境下，保守複古的儒家不足為害，甚至成了一道孤絕淒美的獨特文化風景。有強大的天敵製約，它無法泛濫成災，無法危害社會。而它自身的健康一面，又為時代增添著內涵。這便是文明生態的偉大意義所在。破壞了這種文明生態，必然遭受歷史的懲罰。

　然則，從獲得文化霸權開始，這個中國原生文明海洋中最保守的孤島，忽然成了自己從來沒有擔當過的領袖角色，忽然沒有了任何學派的製約。從此，中國文明的健康生態開始失衡。儒家洪水在整個華夏文化圈內猛烈泛濫，中國文明開始了漫長的儒家洪水時代。從此，頭戴王冠坐擁霸權的儒家，鼓蕩著漫天汙泥濁水，開始肆意淤塞最壯美的中國原生文明生態。儒家越走越遠，文明生態也越來越沙漠化枯萎化。恆久浸蝕，恆久淤塞，偉大的中國原生文明終於漸漸迷失了本色。

　一百多年前，中國慘遭列強連番凌辱，國人方才開始反思。最深刻的困惑是:中國究竟怎麽了?為什麽忽然之間成了世界民族之林的孱弱者?我們的老祖先害了我們麽?知識界開始艱難地淘洗已經被浸蝕汙染得無法辨認的古老文明，力圖淘洗出她本來的顏色。於是，“打倒孔家店”的口號出來了，新文化運動起來了，難覓蹤跡的墨家被挖出來了，法家被挖出來了，林林總總的被淹沒的學派也被挖出來了，革命也有了，運動也有了。轟轟烈烈百余年，反反覆複翻燒餅，那個最根本的老問題還是沒有明確答案:中國文明的力量根基究竟在哪裡?

　時至今日，淘洗工程似乎有了些許眉目。人們開始從更廣的歷史視角探索中國原生文明了，社會開始關注春秋戰國秦帝國時代了，民族特質的東西似乎比過去被看得重了。但是，普遍的社會思潮仍然將儒家看作中國文明的正統。即或如此，許許多多的“讀書人”已經開始惶惶不安了。有人重新考證出“克己複禮”是進步的。有人重新考證出董仲舒是法家，“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不是儒家提出來的。有人要恢復儒家經典在啟蒙教育中的作用，有人要發起讀經運動，等等等等，不一而足。顯然，在許許多多的中國“讀書人”看來，儒家仍然是他們的靈魂依托，他們自覺不自覺地運用種種儒家手段為儒家的合理性辯護，進而繼續維護儒家的文明正統地位。更不要說，還有許許多多專吃儒家飯的所謂專家了。顯然，要為中國文明確定一個歷史坐標，從而清楚中國文明的原生態究竟何在?依舊是十分艱難的話題。

　其二，中國民族的生命狀態嚴重萎縮，知識階層的創造力大大降低。在諸如“唯上智與下愚不移”、“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之類的理念浸泡下，中國民族的整體素質從宋代開始漸漸下降。民眾愚昧之勢蔓延，書生迂腐之氣積重難返，尚武之風大為衰落，事功精神日漸萎頓，實用性科學技術被視為“奇技淫巧”，被壓製到下九流的地位。

　最重要的是，職業官僚階層的精神層面嚴重蛻化，執政理念日益趨於僵化，政務能力日益淪為鑽營發跡的厚黑伎倆，**無能充斥官場，鄉願之風彌漫政壇。由儒家觀念引領的中國王朝之公器階層的日益封閉與墮落，導致了中國社會的麻木沉睡。劫難接踵而至，屢次瀕臨亡國之危。一個基本事實是，在十一世紀(北宋)及其之後的抗禦外來侵略中，中國開始出現了全世界蔚為奇觀地大規模漢奸現象——漢奸政府、漢奸軍隊、漢奸團體、漢奸文人， 花樣繁多，醜類匯聚。外侮當前，相互攻訐的內鬥之風大起，“寧亡外敵，不資家奴”的令人目瞪口呆的口號也從廟堂喊了出來……凡此等等醜行，鮮有不以“大儒”自居者所為！我們不能說，儒家都是軟骨頭。但是，軟骨頭總是儒家，卻是十之**不錯。

　廟堂淤塞，知識階層必然窒息。整個十一世紀之後，中國“讀書人”幾乎完全喪失了文明創造力。所謂“百無一用是書生”，成為知識階層無可奈何的哀歎與共鳴。

　凡此等等，中國文明在後一千年經受的種種頓挫屈辱，已經給了儒家洪水時代最好的結局說明——奉儒家為圭臬，中國文明必然走向衰落。可以預料的是，許多“讀書人”與儒家信奉者，必然要振振有詞的將種種危難歸結於**政府，最終再喊一句“儒家並不當權，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但是，我們要問一句:作為佔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作為決定民族精神指向的執掌文化權力的學派，作為曾經的民族精神領袖，儒家究竟做了些什麽?儒家不值得檢討麽?研究儒家的“讀書人”們不值得探究其原因麽?

　我們呼喚偉大的中國原生文明。

　我們期待偉大的中國文明複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