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電子之都，奢華之城。

　對於大人來說，在東京定居可能要為了房租、生計頭痛不已;對於孩子來說，卻只是從一個人少的地方到了另一個人多些的地方而已。穿過燈紅酒綠、車水馬龍，我們到了這個新家，位於東京西郊一個頗有些偏僻的地方，乘車去東京灣要換三趟車，步行去最近的超市最少也要半小時。

　不過，周圍非常安靜，有社區醫院、有幾家種類齊全的雜貨店，很多書店、劇院、劇團都建在這裡，距離爸爸的工作地點走路只需15分鍾，最大的驚喜是西北角有一大片茂盛的森林湖泊公園，是天然的。

　安頓下來後，爸爸就開始張羅找幼兒園。只是當時這裡實在是太偏僻了，方圓三公裡內只有寥寥幾幢單身公寓和敬老院，最近的幼兒園要乘公車近一小時，而且沒有接送校車。

　爸爸隻好求助於他單位的同事，那位人事先生撓著頭說:這裡是東京的高級文化區和療養勝地，常居住戶多是單身白領或行蹤不定的藝術家，極少有人拖家帶口住在這裡——不方便，卻安靜，風景和空氣都很好，適合療養和尋找靈感。最後他建議爸爸買輛二手車。

　如果說爸爸有什麽軟肋的話，應該就是使用汽車、摩托車之類的駕駛工具，出遠門時，他寧可輾轉多趟交通路線，也不願意自己開車直達目的地。爸爸說，慢慢地走才能仔細地看，他可一點兒也不喜歡開車！

　搬來東京最初的半個月裡，爸爸很忙，早出晚歸，看著我整天一個人傻玩傻樂很是頭疼。很快就到了體育節(每年10月第二個周一)，文化場所休息，也是爸爸單位的休息日，他迫不及待地扛著畫架子和水彩顏料，再帶著幾乎沒出過門的我一起直奔西北角那個大公園。

　接連三周沒畫一幅作品，爸爸說自己都要手生了。

　而我，自然也帶上了我的寶貝足球。東京雖大，四歲的我卻不能一個人出去玩，這套漂亮的院落也不太寬闊，至少不適合踢球，我也覺得我快腳殘了。

　那真是難忘的一天，因為我和露華就是在那一天認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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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隔太久，那天的天氣、公園的景色、露華那時是什麽樣子、我們都說了些什麽，我記不太清了。比較準確的記憶是:爸爸一直往森林深處走，找了個極冷清的地方支起了畫架，我像往常一樣一個人玩球。但是那片土地不太平整，球磕到樹坑、石頭會滾出好遠，我只能來來回回原地顛球。

　當時我從社區發放的運動手冊上看到，球類運動應該加強控球力，足球的方法就是原地站立不動，左右腿輪流顛球。照著這個方法，我練了差不多有半年，現在正在嘗試控球的進階:單腿持續顛球，就像踢毽子一樣，最低10次一組，最高我能做到70來下，不過這個記錄隻達到過一次。

　從零開始，一個個慢慢地計數，堅持到左右腿各完成一組50次，腿有點酸了，我就停了下來，習慣性地想看看爸爸畫畫的進度。但我回過頭去，第一眼沒有看到畫架，而是先看到了坐在草地上的露華。

　她就坐在爸爸身後那片帶有坡度的草地上，不知道什麽時候來的，正托著腮安靜地看爸爸畫畫。我抱著球愣在原地，要不要打招呼?

　後來，露華喜歡在我獨自做持球練習時，悄悄從身後接近並突然抓住我，她想看看我會不會被嚇得掉球，而我也開始養成習慣，利用陽光、影子、聲音、空氣甚至周圍溫度的改變來迅速判斷她在什麽位置。

　我們每天重複著這種“原地躲貓貓”的無聊遊戲，並樂此不疲。露華說，她是我職業生涯中的第一個假想敵陪練員，我也懷疑，露華悄無聲息的走路習慣應該就是這樣養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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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華也瞄到了我，她把食指豎在嘴上比了個“噤聲”的手勢，沒理我，繼續看爸爸畫畫。我搞不清她是讓我不要說話，還是不要繼續踢球，就抱著球，看著她。沒過一會兒，爸爸突然問我:“怎麽不踢球了，太郎?”

　邊說，他邊回過頭來，一眼也看到了身後的露華。我記得他隨口問了一句:“哪裡來的小朋友?”

　就見露華站了起來，很流利地說著日語:“您的作品真美！我在這裡會打擾您嗎?”

　“不，怎麽會。”爸爸停下筆，打量了露華的栗色頭髮和透明瞳孔一會兒， 問她:“小姑娘，你多大啦?”

　“三……四歲！”露華伸出三根小手指，立刻又加了一根，飛快地改了口，反問道:“叔叔是畫家嗎?”

　爸爸笑著舉起手裡的筆:“叔叔是學繪畫的。”

　露華眨眨眼，講了一句地道的美式英文，當時我們都沒聽懂，爸爸也沒好意思問，只聽露華繼續說:“我媽媽也喜歡畫畫！不過她畫的東西我看不懂——我可以接著看您畫嗎?”

　“行啊。畫畫是叔叔的工作，叔叔可能還要工作很久。”爸爸停頓一下，看著我說，“可以的話，能拜托你跟太郎——我兒子，一起玩嗎?”

　這些對話我自然一句都不記得，都是後來爸爸看著相冊回憶往事時，告訴我的。爸爸說，寥寥幾句話就能聽出，她是個教養良好、非富即貴、自我意識很強的千金小姐，說出這句話時，他其實有些後怕，生怕我跟這樣的小女孩——還是外國人——處不來，卻又很希望我能交到朋友，於是豎起一隻耳朵一直留心著我們的遊戲過程，當天的畫自然沒完成。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