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漸西斜。

　崇政殿內的考生，基本都完成了答卷，開始最後的檢查工作。

　畢竟，這次考試很可能是他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場考試。

　能否改變命運，就看這一遭了。

　因此，即便再怎麽重視，也不為過。

　便是如范仲淹、梁適這等自信心十足的考生，也是一遍又一遍的複查。

　明星考生，也是有煩惱的。

　關注越多，壓力也就越大。

　好在他們二人都是那種抗壓能力極強的人，反覆檢查數遍之後，他們幾乎做出了同樣的判斷。

　正常發揮！

　又過了一會，考生們先後提交了答卷。

　如同貢舉殿試時一樣，禦藥院的內侍們，負責收攏答卷，然後送往彌封處。

　黃昏降臨，第一批謄錄好的答卷已然送到了編排所。

　此次出任考官的分別是翰林學士晏殊，翰林學士李諮，判登聞鼓院事周起，以及禦史中丞劉燁。

　毫無疑問，考官陣容十分的豪華。

　只是相比於貢舉，考官的人數倒是少了一些。

　這也正常，畢竟貢舉殿試的人數遠比製科殿試多得多。

　不僅如此，製科的閱卷時間也比貢舉殿試要少。

　只有兩天時間。

　……

　……

　……

　轉眼間，兩天過去。

　福寧殿。

　晏殊等人的工作效率很高，閱卷工作基本完成，如今只剩下最後一道評判。

　禦前定等！

　製科及第後的待遇，雖然很高，但製科的淘汰率也是非常高的。

　高標準，高回報！

　此次參加製科的應舉人，一共有五十六人，其中，三十六人連閣試那一關都沒過。

　最終走到殿試的，不過二十人。

　而現在，能夠被呈到李傑桉頭的，不過五人而已。

　就這，還是李傑特地囑咐過的緣故。

　如果沒有提前打過招呼，只怕錄取率更低。

　當然。

　這只是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一科的考試結果，經曉通算可為師法科的考試時間，要稍微靠後幾天。

　兩者的考核內容，截然不同，自然不能放到同一時間同一考場。

　如果讓經曉通算科的人參加此次殿試，錄取率恐怕會更加的慘不忍睹。

　“陛下，經過臣等商議，賢良方正科，僅有五人，可入等。”

　說著，劉茂勤從晏殊手中接過答卷，然後遞到了李傑面前。

　“卿等稍候，容朕閱覽幾分。”

　拿到答卷後，李傑先是翻看了一下卷首，果不其然，范仲淹、梁適、胡瑗，赫然在列。

　緊接著，他挑出了范仲淹的策論。

　【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

　看到這句話，李傑不由微微一笑。

　果然很符合范仲淹的風范，教育為先，而這也是范仲淹一生都在踐行的事。

　一以貫之！

　同時，他也想到了一件很久很久以前的事，在他的少年時期，學校的圍牆上刷過類似標語。

　【百年大計，教育為先】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

　生在紅旗下，長在紅旗下的李傑，遠比這個時代的人，更加清楚教育的重要性。

　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強則國強，少年興則國興。

　放眼當下，亦是如此。

　如今活躍於朝堂之上的官員，都是傳統教育下的文人，雖然其中不乏聰明的，能夠領會自己意圖的。

　但有些思想，難免是根深蒂固。

　如重文輕武、重儒輕法、重農輕商等等。

　(ps:宋朝的商品經濟雖然發達，朝廷也沒有過度抑製商業，但商業的地位確實不夠高。

　在士大夫眼中，商業，不過是為國取稅的渠道之一。

　且商人重利輕義，不符合社會主流價值觀)

　言歸正傳。

　故此，在李傑看來，未來一二十年的時間，都是一個過渡階段。

　在新學體系下成長起來的官員，才是大宋崛起的主力。

　當然。

　舊有體系下的官員，也具備改造價值。

　范仲淹，不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嗎?

　歷史上的范仲淹，崇尚的是孔子，是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然而，現在的范仲淹卻覺得，明體達用更加重要。

　德行和實務，兩手都要抓，兩手都要硬。

　不止如此，范仲淹還在策問中大膽寫到，章句、注疏之學，儼然走錯了路。

　】

　真正的儒學，當是古為今用，為我所需。

　此時，范仲淹的教育思想已然有了一絲‘六經注我’的傾向。

　何謂六經注我?

　此話源自於心學大家陸九淵。

　【或問先生，何不著書?

　對曰:六經注我！我注六經！】

　這也是經書解讀的兩大派系。

　我注六經，重點在於‘六經’，‘我’必須要一字一句的解讀聖賢書中的本意，不允許偏離，也不能牽強附會。

　訓詁之學，便是這一派的重要分支。

　而‘六經注我’的重點則是在於‘我’，即六經只是‘我’表達觀點的參照物。

　理學大家朱熹，就是這一派的集大成者。

　朱熹編寫的種種注疏，不知夾帶了多少個人私活，聖賢書，只是他表達思想的工具。

　聖賢書中的本義，不重要。

　重要的是符合當下，或者說‘我’的觀點。

　在朱熹之前，王安石也是這麽做的。

　王安石為了推行變法，直接編了一套《三經新義》，並且將其指定為唯一科舉用書。

　所有考生都要學習《三經新義》，答題也要以此為準。

　先佔領理論高地，讓所有有志於科舉的士子，全都學習自己的思想。

　如此一來，日後科舉入仕的官員，天然就站在改革派一方。

　在某種意義上， 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也是受到了《三經新義》的影響。

　聖賢本意，我不管！

　以我為準，才是最重要的！

　滴答！

　滴答！

　時間緩緩流逝，翻到最後，李傑發現眾考官隻給范仲淹評了一個五等，堪堪過線而已。

　如果不是范仲淹簡在帝心，怕是連五等都難。

　想了想，李傑提起朱筆，直接批改了眾考官的意見。

　此策，最低也是個三等。

　若不是考慮到前兩等不授人，李傑甚至打算評個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