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稅局和海關總局的成立，讓米柱十分欣慰，從此讓大明擺脫單一稅收來源的局面。

　偌大一個帝國，單靠農業稅，六千萬人的世界第一強國，光靠土裡刨食，指天賜飯吃，同時期的西班牙帝國、荷蘭、葡萄牙等，憑借龐大的海外貿易，收入不在大明之下。

　這龐大的收入，讓他們可以組建龐大的艦隊，龐大到歐洲容不下，遠征非洲、美洲、亞洲為子民打下廣闊的殖民地，殖民地則反哺祖國，讓他們更加富有和強大。

　大明地處富饒之地，作為一個傳統的農業國家，他們被小農思想害慘了，一直以天朝上國自居，其它的，都是荒蠻之地，他們攻下了烏斯藏、奴爾乾、安南地區，都因為距中土太遠，耗費糧響無數，因為要節省軍響，從而戰略收縮的放棄。

　連荒蠻韃子都知道安南乃藩屏之地，不服打到服，不朝貢稱臣，打到朝貢稱臣為止。

　米柱作為這時代的舵手，有必要解決這一點，要解決這一點，就必須把大明從土地上解放出來，大明不再靠土地刨食，目光就會轉向商稅，就會轉向海外。

　當商稅超過農業稅，成為賦稅的主力時，官員們就會看不起農業稅，從而把商稅視為主力。

　米柱原來生活的時代，早己廢除了農業稅，國家反而對農業進行補貼，所以米柱看見大明，全靠農業稅支撐，隻覺得坑得要死，這也太挫太原始了。

　如果他告訴這一群有識之士們，農業是不用收稅的，反而要進行補貼，相信這是一個瘋子看瘋子的局面。

　米柱拋出了他的計劃，孫承宗當即表示，執行由米柱負責，他負責在朝中應援。

　此時朝中還沒有通過新稅法呢?每一條稅法的實行，必須由朝廷中官員提出，內閣通過，司禮監用印之後以聖旨宣布，然後曉諭天下，各承宣布政使司不反對，這才獲得通過，成為新法。

　米柱私下研究過大明滅亡的原因，大明滅亡的直接原因，是財政危機。

　國家財政困難，導致發生饑荒，沒有錢去賑濟;發生戰爭，沒有錢支付軍餉。

　沒有錢賑濟災民，饑民作亂;沒有錢發軍餉，饑兵作亂。

　饑民與饑兵結合，導致大規模的國內叛亂。

　政府軍缺乏戰鬥力，導致國家既無法消除外族入侵，也無法肅清內部叛亂。

　財政危機，導致軍事危機;軍事危機，導致更大的財政危機。

　如此惡性循環，大明最終不可避免走向滅亡。

　表面上的原因是如此，但背後更深層次的原因是什麽呢?

　為什麽會發生財政困難?難道說，象大明這麽一個當時世界上，經濟數一數二的發達國家，賦稅收入，居然還無法應付一些意外的自然災害，以及大規模的軍事行動?

　要知道，華夏歷史上許多比明朝小得多的國家，進行更大規模的連年軍事行動，尚且遊刃有余。戰國時期的諸國就不必說了，趙國、秦國，許多次戰爭都動用幾十萬大軍，以後的三國、五代十國等等，都可以舉出許多例子。

　反觀明末，不說名義上軍隊數量多少，真正實質意義上動用軍隊十萬進行一次戰爭，已經是接近極限，超過十萬一點還可以，如果接近二十萬，則國家財政就已經無法維持。

　一個這麽大的國家，一個耕地面積十億畝以上，人口接近六千萬的國家，賦稅收入，居然少到連招募二十萬真正有戰鬥力的精兵都做不到，那這樣的賦稅收入，只能說已經少到了不正常的地步！

　這隨之而來的又是如下幾個問題:

　為什麽在大明朝初期的時候，國家進行大規模的工程建設、發動大規模的對外戰爭，以及發生饑荒的時候，賑濟災民沒有任何問題，而到了明末就不行了呢?

　難道是因為明初的經濟比明末更發達，明朝在將近三百年的時間裡，經濟處於不斷衰退中?這顯然背離了事實。

　米柱手上有足夠的證據證明，大明的經濟，越到後期，就越繁榮發達。

　萬歷時期，經濟的繁榮，生產力的發達，更是達到了一個高峰，明初與之相比，望塵莫及。即便在連續發生了自然災害的萬歷後期，盡管相對於萬歷初期，經濟有所衰退，但在總體上，遠遠高於明初，則是不成問題的。經濟是更繁榮了，生產力是更發達了，而國家的財政，卻是更加困難了，這是什麽道理?

　大明初期到末期的賦稅收入，基本上沒有太大變化。那麽，明朝末期的財政困難，自然是因為國家的賦稅，沒有隨著人口的增長而增長了。收入基本不變，開支卻隨著人口的增多，而不得不增多，這樣當然就造成了困難，但，這究竟是什麽原因造成的呢?

　還有一點，如果說賦稅收入，沒有隨著人口的增長而增長，那麽至少每個人感覺到的稅收壓力，應該遠遠低於明初吧?可為什麽反而明朝末期，到處都是一片對賦稅過高的抱怨，到處都是叫苦連天的聲音呢?

　如果說，是後來增加的軍餉，或者額外的加派過多，這也不通。要知道，明成祖時期，修建紫禁城、營建武當山建築群、鄭和七下西洋、五十萬大軍五次北伐蒙古、幾十萬大軍屢次南征越南，這幾個事件，隨便單獨拿出一項來，所造成的財政開支，就遠遠高於崇禎時期所有的賦稅收入、遼餉剿餉練餉的加派，以及地方上額外的加派的總和。

　但為什麽明成祖時期，百姓對負擔雖有一定抱怨，總體上卻在可以承受的范圍之內，社會保持安定，而到了明末，增加賦稅，造成的反對聲音，會這麽巨大?

　大明的稅收過低，農業稅低，商業稅更低！

　大明的稅收，幾乎在二百五十多年的時間裡，沒有增加！實際上是在不斷減少，農業稅減少，商業稅減少的更多。

　明代晚期，人們對任何一次增稅的行為，都叫苦連天，以致於當政府試圖增加賦稅時，阻力重重。

　縱觀明初至正統年間，明朝稅收大致在1500至2200萬兩，土木堡之變，中央政府軍戰力嚴重不足，中央對地方的管理有心無力，地方官員武將開始圈佔土地，軍戶逃亡嚴重，軍事中心由中央變為邊防軍，正德年間稅收只有600至800萬兩，到嘉靖年間北方和南方同時遭到攻擊，稅收更低，全年稅收不會超過400萬，並且邊防軍開始出現拖響，軍力嚴重下降，無法抵禦蒙古軍隊。

　隆慶年間，俺答封貢，北方安定，稅收有所增加，萬歷張居正改革，國庫年余400萬，以後兩朝穩定發展，崇禎時期內憂外患，財政出現赤字，加派三響，稅收在800至1000萬，但是全國的土地多半在官紳手中，很少一部分農民承擔了全國的稅收，使得這些農民相繼破產，加入流賊，加速明王朝的滅亡。

　米柱調查了大量的文案和數據，調出了大明歷年歷代收入的明細，畫出了一張曲線圖，這一張曲線圖令人一目了然。

　就是朱由校也看得明白，他不禁疑問:“為何二百年前，大明歲入可達上千萬之巨，而現在，反而越來越少?成祖之年，動輒打仗，大搞建設，還有剩余，而今之世，國家居然無法調動二十萬以上的軍隊?”面對這嚴峻的問題，連他這頭腦簡單的人都明白了然，更不用說朝中諸公。

　趙南星道:“國朝之初，宗室人口不過幾百人，而今之世，人口多達數十年，俸祿極高，又免稅，國家收入自然極少。”

　宗室開支確是大財政一大難題，但絕對不是主要的。

　孫承宗道:“趙相公！本官就不問你， 現今宗室有多少人?每年開支有多少，擁免稅田畝多少?如果趙相公想知道，隨時可以來戶部查，數字是不會騙人的。”

　趙南星臉上一紅，他說道:“新稅法與宗祖家法有極多衝突之處。”這年頭，一句祖宗家法可以擋住許多問題，與祖宗家法有違，就是不行。

　孫承宗道:“有衝突?沒有呀！新稅法中，沒有一條是新增加的，相反是尊從祖宗家法之訓，重拾祖宗榮耀，太祖為何規定進士、舉人、秀才的免稅田畝?因為即使有功名在身，也對國家是負有責任的，但是到了後來，變成了全免，這才是有人為了一己私利，公然違抗扭曲祖法，以致國家財政收入日蹙，入不敷用，國勢一日不如一日，重新丈量田畝，清點田冊，征收商稅，在所必行。”

　韓爌嘿然道:“孫大人身為翰林學士出身，卻一味導君逐財，與民爭利，這是為人臣所為?”

　孫承宗道:“本官身為計相，所做者，是用盡一切之手段，為大明開源節流，本官不像韓大人，解決財政危機的唯一辦法，就是請開內帑。”

　韓爌怒道:“你！作為一翰林學士，汝隻知一味媚上，是何道理。”

　明末之偉大舵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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