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裡我被噩夢驚醒。

　　我夢到戰場上一支槍對著我，持槍者模模糊糊看不清。在槍口前，我立刻緊張起來，想要躲避，可是怎麽也躲避不開，最後身體竟然定住，不能動了。眼看對方的槍就響了，我嚇得大喊一聲，醒了過來，隻感覺汗濕透了背心。

　　噩夢連續做了幾夜，每每驚醒後心情極為沮喪。白天吃飯時，看見菜裡的肉，仿佛被我擊中的敵人屍體血淋淋地讓人惡心，使我無法進食。

　　在對我審問時，審訊軍官看我臉色蒼白，渾身發抖，滿頭虛汗，問我怎麽了。我把出現的情況對保衛軍官說了，他找來醫生為我檢查。團裡的醫生說這是參加戰鬥後的心理反應，並說我的反應強烈了點。沒有幾天，我就口唇乾裂、精神萎頓，像是變了一個人似的。

　　團裡軍醫對我印象很好，拉著審訊我的軍官對團長、團政委匯報了我的病情，說處理不好會給我帶來終身的傷害。上級首長得知後很重視，立刻命令解除對我的關押，專門把我送到昆明的醫院，讓心理醫生給我治療。

　　我是從團部的禁閉室乘車離開部隊的，離開前指導員給我送來了換洗的衣服，安慰我說:“小晨，不要有思想負擔，好好治病養病，然後回連隊好好乾，連長和我都信任你，你心裡一定有這樣的信念，自己是個好兵。”

　　指導員的幾句話，說得我流淚了。幾天都是保衛軍官冷冰冰的臉，讓我內心極為壓抑。所以一聽指導員的暖心話語就格外地感動。我沒想到的是離開團部就再也沒有回來，無法實現指導員讓我“好好乾”的希望，就連負傷的單塗副班長都沒看到，不知他的傷情如何。以後我也不知他的消息，一直是我的遺憾，我特別想親口對他說，打傷你的匪徒，被我殺死，我為你報仇了。

　　脫掉執行任務的便裝，換回軍裝，讓我感覺稍好，那種犯人的形象不在，像個病人了。這是一種良性的心理解壓，也讓我在行為上有了更多的自我約束。

　　吉普車從鎮康出來，經瑞麗、龍陵去的昆明，我特別觀察了進出瑞麗的路線和地貌，這裡是從緬甸來的翡翠原石集散地。不過當時我沒有想過這事，而是對瑞麗的感覺很特別而已，像是從荒蠻進到了古代。似乎時空的變幻，使壓在心上的沉悶有一絲松弛。我是用此分散一陣陣的緊張帶給我的不適，我也不想陷在疾病中沉淪。

　　隨著吉普車的顛簸，我竟在車上睡著，沒有做噩夢，是十天來睡過去的頭一次，而且好像夢到了媽媽，就是看不清她的臉，讓我著急，想要告訴她我受的苦和遭的罪，可一晃就看不到媽媽了，心裡特別特別地難過。我形容不好那種強烈的難過，也不知道讀者是否理解我當時的那種深深的內心的痛楚?

　　或許這是城市兵的軟弱吧。

　　住進了昆明的軍區醫院，那裡的醫生常年面對因戰鬥殺人而引起的心理問題，更有經驗，也更有辦法。

　　初次診療時，是個30多歲的女軍醫給我作診斷。她面容清秀，目光深邃，好像能看到患者的心裡。

　　在她面前，我心砰砰地跳，不知不覺地就出了一頭大汗。面對焦慮中的我，那雙渴望減輕病痛的眼神，醫生也感覺我的病情特別，與別人不一樣，需要更多的了解發生過程，不由得對我大為關切。

　　醫生讓我躺在診床上，渾身放松，閉目回答她的問話。她用一種和言悅耳的音調對我說話，使我心頭升起一團暖意。

　　我不知不覺地將自己參加的幾次作戰的全過程一點一點地向女醫生吐出，

從第一次用刺刀捅死越境匪徒說起，也說了用繳獲的槍打中了敵人的興奮，可是看到外國雇傭兵打死了自己班排的10個戰友後情緒就不由自己了，充滿了憤怒、充滿了羞愧，全班戰友都犧牲了，只有自己活著，所以自己對死已經不怕了，而是復仇，對著一切侵犯祖國邊境的敵人開戰。在這種情緒的支配下，一直戰鬥到親身刺死打傷副班長的匪徒止。　　當我一個一個地講述完自己打中的敵人，讓那個女醫生大吃一驚。這是一個新兵，是一個全神貫注於消滅敵人的士兵啊！她詳細記錄了我說出的殺敵人數有20人之多，殺敵方式是刺刀捅、步槍打、手榴彈砸，用敵人的手槍近距射擊，在匪徒的巢穴中對敵割喉，一個新兵能用的殺敵方式全用上了。

　　女醫生將診療記錄給了醫院院長，裡面是她記載下的我的詳細殺敵過程。這個記錄也交給一位心理醫療專家，他認為如果確實如此，患者在如此短的時間裡頻繁作戰、頻繁殺敵，身邊犧牲負傷的戰友太多了，所積累的負面感覺和情緒是極為龐大的，又是在精疲力竭後發作，會是重度戰後心理綜合症。他要求對我要格外重視、格外保護，小戰士還不到20歲，一旦陷在嚴重心理病症中，他的一生將被毀了。

　　他在電話中和我的主治軍醫交談、囑咐用了40分鍾的時間，對控制病情的方方面面都做出醫囑。

　　當然，作為一份詳細的作戰記錄，醫院也交給了負責案情的保衛幹部，由他判斷我在國外的活動是否如實。因為這份病歷中還涉及了以往歷次我參加的戰鬥，分送給了我們邊防團和軍區特戰大隊，尤其是雲南軍區的首長都審閱了。當有關部門看了這份作戰記錄般的病歷，也被我的戰鬥經歷所震驚，一個列兵，一個初對戰鬥和死亡的新兵，在四個月中經歷如此多的激烈搏殺，多次處在死亡的邊緣而沒有被打死，可真不容易。關鍵他還多是獨立作戰，以一敵多，以弱勝強。

　　一個特戰大隊的作戰專家否定了以弱敵強說，“雖然他是新兵，可他是受過嚴格訓練的好兵，我們的特種兵都沒讓他吃虧過。雇傭兵強，呸，我看是不如這個小子。”他還對特訓營考核被我水路逃脫的事耿耿於懷。“這個姚參謀說他會影響隊友，把個殺神拒之門外，可惜啊，蒼天不開眼，把個優秀戰士毀了。”

　　上級審查了我的檔案後，知道我是個邊防軍人的後代，都是搞邊防的，誰沒點惻隱之心啊！部隊的首長對我非常同情，此時已沒有追究我的想法了。我的團長就說:“戰鬥還沒停止，有個國境線就把敵人放跑?難道我的戰士就只能挨打，不能還手?”

　　政委用合乎規范的話說:“這個戰士具有高度的戰鬥責任心，不消滅敵人，決不罷戰;只是作戰范圍擴大了而已，自然作戰范圍應該同作戰進程相一致才對。”

　　他們還有些相互指責，說什麽沒有采取合適的方式，把個好兵給逼成了這樣，怎麽向人家家長交代，雲雲。

　　這些事和首長說的這些話，我那時是不知道的，過了許多年，我在緬甸作戰時，一個知道當時各方反應的首長才把這段往事告訴了我，我才知道自己的團長、政委是愛護我的。

　　從醫生處回到病房，我感到身心輕松了不少。自從患病以來，我都拒絕用藥。我怕那些用於神經系統的藥物會損害我的反應、判斷力，一直堅持通過練功改善心理狀態。成效沒有多少顯現，可我依然堅持不用藥。

　　為了我的治療， 醫生決定采取放松注意力的方式幫我擺脫惡魘，安排了女護士陪我到昆明的名勝地方遊覽，去了滇池、大觀園、五華山等處。這些歷史人文景觀沒有特別的吸引我，對我的病情好轉沒有什麽作用。

　　我是在心理有病的狀態中遊覽的昆明，那種感覺並不好，不過是從古代向前走到了近代，壓抑的感覺依然沒法擺脫，不時地歎著氣。但是作為一個軍人，在公眾的場合，我是努力要求自己要有軍人的模樣。這樣的堅持，禁錮了心理的問題，白天不發作，夜裡照常。

　　夜裡，值班醫生數次見我猛地從床上做起，伴隨著大汗淋漓、心慌氣急、面色蒼白種種問題。坐起後，我雙眼怔怔地，空洞、絕望、無助，看得女醫生對我無比的同情，過來摟著我，輕輕拍打著我的肩頭安慰我。男醫生則輕輕地呼喚:“小晨、小晨，醒醒，快醒醒，有什麽不愉快和我說說。”

　　醫生們對我的關懷我至今記得，也是他們/她們不斷地撫慰我受傷和痛苦的心靈，讓我的病不再發展。

　　但我發病時的表現，把原來同病室的病號嚇得不行，影響了人家的康復。為我能有一個較好的休養條件，醫院讓我住了單間，夜裡值班的醫生都陪我睡，仔細觀察我發病的情況，為我找出走出精神桎梏的途徑。

　　主治軍醫了解我入伍的動機，是想當特種兵，新兵訓練時沒有被挑上，頗為遺憾。從這個角度去治療，看有否機會，便聯系了特戰大隊。

　　特戰大隊那邊對醫生的想法很支持，同意把我接到他們那邊，協助治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