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75年到1986年，已經過去了十一年了，很是巧合，我們在古絲路上也往返了十一次，行走了十二萬公裡，收獲了兩千多幅自然景觀的作品。在拓展自然空間的主體下，把我國境內互相連接的幾條古絲路全走了一遍，並通過一千余幅古建、人物和一千余幅根據歷史故事創作而成的畫，來共同烘托既血肉豐滿又豐富多彩的絲綢之路，我們用這種把一千多幅作品用來突出一個大主題的創作手法，是我們的一次成功的創作實踐，也可以說是中國美術界的獨創。

　　我們的作品為我們立了言，在我們的作品面前，專家們直言，你們創作的這些畫卷是可以進博物館的。隨著我們在中國美術界的影響力越來越大，越來越被承認，我們夫妻也被冠上“絲路畫家”這個名號，在“畫家”的前面加上“絲路”兩個字，倒也是實至名歸，我們也就欣然接受了。

　　那一時期，在全國范圍內，各種媒體對我們的報道多了起來，特別是我們頻繁受訪各電視台，這樣，我們就成了電視屏幕上的明星。而各大報紙雜志也不示弱，我們幾乎每天都能看到報道我們的文章，再加上圖文並茂，很是真實生動。

　　 十幾年了，我們已經練出了一種寵辱不驚的本事，也過慣了平靜的日子，完全沒有爭名奪利的想法。可是，讓我們沒想到的是，在不經意間，我們竟變成了社會名人。說心裡話，對於來自方方面面的肯定和讚譽，我們的內心還是很愉悅很欣慰的，尤其是它對我們樹立自信，堅持既定的目標，一往無前的走絲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隨著我們的事跡繼續發酵，它在國際上也開始有反響了，尤其是它得到了日本方面的高度關注，並在他們國家引起了很大的反響，這讓我們非常振奮。緊接著，我們居然收到了日本某文化交流中心發來的邀請函，函件中說，他們驚喜地獲悉我們夫婦在絲綢之路上行走和創作的事跡，感到非常欽佩，他們有意專門為我們夫婦舉辦一次以絲路之路為主題的畫展，問我們是否願意到日本東京去辦畫展。

　　接到日本方面的邀請函，我們沒打任何絆子就立刻回應了他們，我們同意去東京舉辦我們的“絲綢古道行”畫展！日方這個邀請，被我們看作是我們那幾年來最揚眉吐氣的事！因為，我們跟日本方面一直都有心結，都在暗自較勁兒。此行，就像當初東山建武到北京辦畫展一樣，我們中國人也要把自己的作品掛到他們東京的展覽會上！這樣的一次禮尚往來，對我們來說，是早有期待的。

　　關於在日本辦畫展的事，我們在答應日方的同時，還提出了兩點要求。其一，我們重申，我們是畫家，不是商人，這麽多年，我所走的路也不是商人的路，所以，在日本辦畫展期間，我們隻致力於辦畫展，傳播絲路文化，不參與各種交易活動;第二，我們希望畫展結束後，請貴方無償地安排我們行走一趟日本遣唐使之路，以繼續我們的絲路行主題考察與寫生。對於我們的這兩條要求，日本方面當即就都非常痛快地答應了。

　　去日本辦畫展的事宜全部談妥了，緊接著就該全力以赴地做辦畫展的準備工作了。這項工作量是極其繁重的，我們沒有助手，也沒有孩子，所有的每一件極小的事兒，都得我們自己動手去做。不過，對參展作品的篩選過程雖說很累，可我們對此卻樂此不彼，因為，坐在畫堆裡，那種感覺是非常幸福的，就好像自己的孩子們圍繞在你們身邊。

我們可以借著這個機會，對它們進行一次重新的欣賞和審視，這個過程有多麽的幸福，估計一般人很難體會到。無論你翻看身邊的哪一張，它們在你眼裡都有血有肉，活靈活現，有的深沉，有的大氣，也有的古靈精怪，總之，作為它們的父母，看著眼前這麽多的親生骨肉，怎麽能不感到我們是世界上最富有、最幸福的人呢?！　　我們的作品，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來自於大自然的懷抱，再精確一點，都是來自絲綢之路上。通過現場采風，把心之所想，眼之所見的東西加以升華，再把它們藝術地表現在畫面上。我們正是為了讓上千張畫去突出絲綢之路這一個主題，不惜沉在生活的最底層，用近乎原始又近乎瘋狂的方式去尋找美，觀察美，發現美，表現美。所以，我們中的每一幅作品，都是坐在屋子裡無法完成的。

　　就說我畫《嘉峪關》，剛來到嘉峪關時，就是找不到感覺。於是，我就決定在嘉峪關住下來，人住下來心就定了，也就有條件全天候地觀察嘉峪關了，包括觀察它在一天中所有的變化。為了看清楚它，開始是在它的周圍來來回回地轉，從早上的晨霧到中午的太陽;從傍晚的落日再到夜間的星星和月亮。大概逗留了一個星期，我慢慢地開始有了感覺，也發現了比較理想的主題與內涵，於是，就在我畫了幾十張嘉峪關的寫生中，最後經過藝術加工，綜合出那一張最令自己滿意的《嘉峪關》。

　　我畫《火焰山》，那座一千多平方公裡的火焰山，是絲路上的名山，它充滿著神秘與浪漫，唐代詩人參岑有詩雲“火雲漫天以為開，飛鳥千裡不敢來”。我用了一個多月的時間，每天全天候地觀察它，畫油畫最注重色彩和氣勢，通過綜合幾十張完成的大幅油畫，最終創作了一幅比較理想的作品。

　　總之，無論是陽關、玉門關還是火焰山，我在創作中，注重的都是畫面的完整和意境， 很深邃的意境。

　　《繅絲女》這幅畫是我在1980年畫的，在新疆南部的一個古老的繅絲廠，我親眼看到繅絲女正在采用古老的方法巢絲，這畫面也正是古代絲綢作坊的一個縮影。當時看到了這個場景，覺著很珍貴，就立刻坐下來畫，你說有多巧，就在我畫完那張畫的當天下午，這個廠子和古老的繅絲機器就全被拆掉了。

　　《南疆土陶》也是1980年製陶土作坊消失之前被我搶下來的一幅作品。它描述的是新疆喀什一個古代中亞地區文化藝術中心的場景。通過陶器的用釉、造型及實用價值，體現了絲路文化的多樣性。其實，早就有專家學者認為，絲綢之路也是陶瓷之路。

　　吐魯番地區吐峪溝，有大小兩座古清真寺，1985年我們在此寫生時，雙寺很完整。我當時觀賞它時感覺到，雙塔矗立在絲綢之路上，記錄它是有一定的文獻價值的，我們用藝術手法表現這兩座建築，又給它賦予了一定的藝術價值。想到這兒，我們就把這個清真寺給畫下來了。多虧我把它們畫了下來，當十三年後我們再次來時，其中那座小清真寺已不存在了。

　　可見，歷史文物就是這樣，能搶救一個是一個，稍不留神，它們就會化作塵土消失在歷史的塵埃中。

　　《突厥石人》同樣來之不易，我先是在博物館裡見到了受保護的唐代石人，然後又對它的歷史背景、出處，做了反覆研究查詢考證後才得以動筆，最後終於將石人和它的老家新疆溫泉縣的阿爾卡特草原畫在了一起，給作品賦予了更高的立意和更豐富的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