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年輕時，很容易有自己崇拜的偶像，這個偶像會像一個標杆，在你人生的關鍵處會引領著你往前走。這樣的偶像我也有，他就是董希文老師。

　　我第一次見到董老師時很意外，不是在課堂上，也不是在老師的辦公室裡，更不是在什麽隆重的場合，而是在校園的一塊空地上，我在路上走，突然看到一個人正熱情奔放地被一群學生包圍著慷慨而談呢。那個場面在我眼裡是既特別又刺激，所以，一下子就讓我記住了，而且一記就是一輩子，不知是記住了，甚至可以說，那次見到董老師的場景，對我後來的人生選擇和藝術走向都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想想人這一輩子是很奇妙的，有時，大道理講一堆，什麽理想呀、前途呀、命運呀，統統不起作用，左耳朵進右耳朵就出了。可是，偶然的某一句話或某一個不起眼的小刺激，就把你一輩子改變了。

　　記得，那是我剛上大一時，我正在學校的路上走，突然看到一個老師被一群學生圍著說什麽，場面很熱烈。我就好奇地跑過去看。湊到同學們聽才知道，這個老師是畫油畫的泰鬥，這不，剛從西藏寫生回來，沒顧上回家，就把他新創作的幾大卷畫來跟同學們一起分享了。我一聽頓時就心聲敬意。我擠進去看到那位老師，那一刻他雖風塵仆仆，衣服不整，頭髮凌亂，臉上還掛著特有的“高原紅”的痕跡。可是，他年富力強，精神矍鑠，激情澎湃。首先這種狀態就把我給吸引住了。再看看現場，擺了好多幅畫，應同學們的要求，他仍在繼續把剛畫回來的反映西藏風貌的作品，統統展示著給學生們觀賞。當我把目光從董老師身上轉向那些畫時，立刻就被震撼了！那些畫真是太棒了，每一張都那麽真實生動，活靈活現，充滿激情！董老師邊讓我們看邊跟我們問:“你們真的覺著它們很好嗎?這是我第一次去西藏的成果。不過，同學們，到西藏寫生是很苦的。要想搞創作，要想創作出好的作品，就必須到生活中去，沒有哪一幅作品是坐在房子裡靠空想畫出來的。”我當時把董老師的這句話牢牢地記住了。

　　沒過多長時間，董老師走進了我們教室，開始給我們上課了，又沒過多長時間，董老師又要去西藏了。那次去西藏回來，又畫了一批反映西藏的畫。董老師又把那些新創作的畫拿給我們看，那些畫同樣是非常生動，充滿激情。按說，像董老師那種大師級的人物，僅憑著他的作品和威望，他就是不出去，也足可以在中國美術界獨領風騷了。可是，他仍不辭辛苦地一次次地出外寫生，而且還特別選擇了到高海拔的西藏去考察寫生，如果不是對藝術的摯愛，是沒有那種勇氣和毅力的。

　　我喜歡上課，更喜歡聽老師們講課。那樣的課就算永遠聽下去我都不會煩，因為聽他們講課就像神大餐，那個過程實在太享受了。我喜歡創作，更喜歡創作的過程。我喜歡出去體驗生活，尤其喜歡到大自然中尋找創作靈感。這些追求、愛好和理念，基本上都是我在上大學時形成的，都是受了學校的氛圍的熏陶，受了身邊那些優秀老師們的影響而形成的，特別是董老師的創作追求尤其令我向往，甚至，我願意在今後的藝術道路上踩著他的足跡往前走。

　　我們在剛入學時，老師要求很嚴，課堂作業很多，應該說是扶著走的過程。到了後半學期，老師就慢慢撒手了，也同意我們自己選東西畫了。得到這個允許後，我就自己悄悄地跑出校園直奔了天壇，

因為，那些日子我已經開始構思畫天壇的。　　那時，已經是初冬了，北京下了第一場雪，我站在遠處看天壇，周圍樹木的枯枝上，全都掛滿了潔白的雪，一片白茫茫的遠景襯托著天壇，這是個非常好的風景。構思片刻，我便支起畫架全身心投入進去。在那個飄雪的寒冬，我畫了將近一天。渾身被凍透了，眉毛頭髮也全都被霜雪凝固，成了不用化妝的聖誕老人。正是那一天，我畫了我有生以來的第一張油畫《天壇》。畫完後，我反覆欣賞，自我感覺比較滿意，就收攤走人了。

　　回到學校後，我就迫不及待地拿出來給同學和老師看，大家整體評價不錯。沒幾天，我的這幅《天壇》就被掛上了學校專門展畫的那條長廊。當時，學校的那條長廊，它很像我們學校的一個對外的窗口，專門掛師生們新近創作的好作品，給本校的和外面的人互相觀賞和交流。我當時作為一年級的學生，創作出的第一幅畫就被學校掛了上長廊，這既讓我受寵若驚，又讓我信心大增。

　　於是，我更加勤奮了，我每天都忘我學習和創作到深夜。這樣的努力很見成效，新的作品一幅一幅地畫出來，那些作品幾乎都能得到老師和同學們的好評，沒多久，我就成了學校公認的尖子生。

　　到了其中考試期。那一年的其中評分，學校規定要畫兩張作品參評，一張是課堂規定作業，畫模特。另一張是自選擇，我自選畫了一張年輕的工人模特。按照蘇聯的五分製評分，我兩張作品都得了四分。我對這個分數是滿意的，因為，全年級也沒幾個能得五分的。而且，我的老師羅工柳，從他平時的言談話語中我能感覺到，他一直都是不太看好我的，他對我的作品一直都是很挑剔的。

　　那時，學校有個支教的蘇聯專家叫馬克西莫夫，他很認真，也很開放，一直保持著他自己的思維方式。他當時給我們辦了個訓練班，羅工柳老師也辦了一個訓練班，呵呵，這兩訓練班，當時被我們學生們戲稱是羅馬訓練班。馬克西莫夫，他除了辦班外，還關注學生們的學習成績，從他的言談話語中能聽出，他跟羅工柳老師對我看法相反，他非常看好我。我們的分數出來後他就去看，當他看到我的分數後就大筆一揮，把我這兩張畫的四分全都改成了五分。正是這件事，針對我的作品，在學校的教師之間產生了比較明顯化的爭議，甚至由此演變出了矛盾。這對於二十剛出頭的我來說是不會駕馭的。正因為如此，也為我的後來留下了伏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