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澤華得知徐進的父親年紀並不算大，不過三十六七歲的樣子，走進那茅屋的時候看到家裡境況看起來似乎不像自己想象的那樣寒酸，起碼還算寬敞而且雜物還算不少。可是見到徐父本人的時候，卻感覺那人像一個年近半百的人，時不時的咳嗽也證明其身體並不是太好。

　　十年來從北到南，張澤華見過不少貧病交加的人。眼疾、皮膚病、肺癆在鄉村經濟相比宋明多數時候更為衰敗、炭火柴薪隨著樹木濫伐也逐漸貴起來的近代幾乎可以說是普遍的現象，倒沒有太多的詫異。

　　可是見到一家人隻有徐進父母兩人還有兄弟二人的時候，不由的對徐進問道:“我看兄弟的年紀也已經至少十七八歲到了要成家的年紀了，還有沒有相好的人麽?爹娘這麽有運氣的有了你們兩個男丁，可不能讓長輩失望啊，我不一樣，以後還有的是機會。”

　　可是當問到這裡，徐進隻是稍有些感懷的說道:“我們兄弟二人還有兩個姐姐，可在我十歲那年的時候去縣南當童養媳了。不然，我家也不會有這還算寬敞些的茅屋，我家也沒有條件兩個人都去當纖夫打點短工的同時還能給父親看看病。”

　　“縣南?縣南的哪個大戶?”張澤華聽徐進講這些話似乎根本不像是訴苦，而像是講述一件十分尋常的事情，可見這在黃安縣北似乎是一件普遍的事情。張澤華過去見過不少人間的悲苦，而這一次在心中也已經決定:就算不當即抱不平，也要記下幾個倒霉蛋的名諱住址了。

　　可徐進卻說:“也不是什麽大戶，縣南的殷實農戶而已。七裡坪鎮附近還有那縣城附近的人們同我們這縣北的人是兩重天，女人們能在那裡也算多少有機會吃口飽飯。。。”

　　“至於我，加裡這些年來的積蓄也快耗盡了，我想我這輩子可能要像村裡很多人那樣光棍終生了。”

　　徐進說的似乎十分輕松，隻是說道最後的時候似乎才有些傷感與消沉，因為這並不僅僅是自己的事情，也意味著無後不孝與無奈。

　　張澤華沉默不語起來，想起了從前生到今世的很多事情，猶豫了許久最後鄭重的對徐進說道:“張大人總督湖廣，籌幕新勇營，命我籌辦。你可願意來從軍?親兵隊長或者哨長，看兄弟你的表現了。如果覺得不合適，我也不會挽留。”

　　幹了年逾纖夫，徐進也算是個在外面有所聽聞見識的人，一聽這話就來了精神:“我聽說勇營的餉銀可不低，除了每月五十斤口糧以外還有三兩有余餉銀?這可屬實?”

　　“屬實。而且你應該了解兄弟的為人，或許為了節約錢糧辦更多的實事，可能要節省其他人的一些空餉。但是凡是在營的人，我絕對不會有所虧待的。如有這種事情，兄弟也隨時可以離開。”

　　讓張澤華沒有想到的是徐進竟然為這每月三四兩銀子待遇的差事激動萬分:“如能從軍，哪怕僅僅是一個兵勇，管帶大人的大恩也沒齒難忘，來世。。。”

　　可稍加思索，張澤華也多少猜到了一二。晚清承平時期的鄉間糧價，就算是有奸商敲詐佃農，這個級別的待遇也幾乎能讓一戶人在不怎麽勞動的情況糊口了。而如果勞動其他，則幾乎能讓像黃安縣北不少赤貧狀態下的家庭有徹底翻身的機會了。這還不說:在時人眼裡:當兵是清閑的美差，比當長工或者常年在田間勞作的農戶那好到不知道哪裡去了。這也是隻要不遇到抗戰解放戰爭那種傷亡慘重的大戰，就算是有點風險的軍閥混戰時代，

當兵相比絕望的舊時下層生活仍然是有巨大吸引力的事情。這還不說軍隊中能夠認識的許多同袍無形中是一筆隱性人脈資源，對改善鄉村下層貧雇農的境遇有著立竿見影的好處。”　　張澤華不苛責這個年代“當兵吃糧”思想如何落伍，隻是提醒道:“鹹豐以來朝廷整軍經武，留用防勇，可不是沒有原有的。你可知:在這個表面上太平的年代，我國與東洋人或北邊的俄人隨時有可能爆發大戰。而我手下不會像其他那些渾渾噩噩的營頭一般，是很有可能堪當重任的。”

　　這樣的話多少讓徐進有所遲疑，但也僅僅是遲疑而已。回憶起這黃安縣北絕望而貧困的生涯，徐進最終還是下定了決心:“生死有命，富貴在天！在下願意跟著管帶大人搏出一個前程！”

　　“好！你是我手下的第一個兵，按照規矩，直接就可以從勇營裡的親兵隊長當起。再問問你弟弟徐東願不願意從軍吧！”

　　最終性格似乎更為內向一些的徐東也跟隨哥哥成為張澤華手下的第二兵。

　　走出茅屋再次遇到張仁F，這位曾經談笑風生的紈絝不知怎的變得沉默寡言起來，很久才歎道:“我遠以為文風昌盛的黃安縣是個富庶的地方，可沒想到這裡的民眾這樣困苦。。。”

　　“黃州府並不是多麽富庶的地方，不是這裡的大多數百姓忍饑挨餓，又怎能有數百年來昌盛的文化。”張澤華的語言似是陳述也似是反諷，張仁F和李通等人卻似乎沒有聽出話中的含義。

　　而在此時張澤華的心裡早已經過一番深思熟慮打定了主意。

　　之前在張澤華的心中還有一絲為滿清在甲午戰爭中建功立業，之後再提前做那袁世凱的想法，也就是典型的軍閥路線。而在這黃安徐家一行見到下層黃安下層百姓絕望而困苦的生活之後張澤華就已經改變了主意:如果不革命，而要走那靠東靠西的軍閥道路，在很大程度上是對此地軍事潛力的一種浪費、對此地百姓另一種殘忍;不走革命道路，更是對中國力量的一種浪費，對民族的一種殘酷。

　　近代，絕不是某些人想象的什麽“民國時期矛盾才積累到如何程度”，更不是《朝花夕拾》中的百草園。自19世紀初以來，舊時不少地方的階級分化早就已經是乾柴烈火，哪怕在所謂“同治中興”“光緒初年”那樣的承平時期，哪怕在所謂文風最盛的地方，鄉村剝削或隱性的壓迫之巨大也早已為陶煦那樣的清代讀書人所深知，並有過關於租債之酷、地權之不均比新中國教科書更不給面子的詳盡論述。

　　至於打算做那甲午戰爭中為大清力挽狂瀾的功臣，更是可笑的想法。不論清廷還是日本，都是革新之路上的對手。前者弱而後者強。要是有那個本事，早就可以改換天地，何必要耽誤幾年時間?更別說那樣的選擇對自身勢力成長，對中華發展機遇上的浪費了。

　　在心中暗中下定決心的張澤華卻沒有再表面上表現出來，隻是對徐進說道:“這村子裡哪家十二三歲左右的孩子還算可靠，你來說說?我們就先從挑幾個進一步幫助募兵的幫手開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