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與薛向前有關的事情，當事派出所所隸屬的公安分局，在這天早上聽聞事情的最新情況、並且知道市刑警對正在進行進一步的調查之後，就沒有再介入此事，一切都交由刑警隊進行處理。

　而對於何強等人的重新詢問，除了讓刑警隊的辦案人員、對薛向前多了一分感性認識之外，最大的收獲是‘何強提供的那本讀書筆記上邊的內容’。

　那裡邊有關‘志異’書籍的筆記內容，是都被刑警隊做了專門的拍照。

　因為何強和史館長都特別的強調‘那三本志異中的一些皇家紀元，在歷史上並不存在’，這也讓辦案民警特別重視。

　民警為此專門走訪了本市出版界的一些權威人員，所得到的答案是:“從未聽說過有這三本書，也從未聽聞過‘有這與之相關的出版社’。”

　史館長為此還又聯系了他那個在出版局工作的朋友、進一步求證，請人家幫忙查一下這三本書的相關出處。

　對方在認真的查證之後，回電話答覆道:“查不到相關出版社的信息，也沒有人聽說過有那三本‘志異’。”

　對方倒是懷疑‘史館長是不是誤聽了什麽傳言’，當聽說是史館長親眼所見、並且還翻看了其中的內容時，對方很是驚訝，一再要求史館長‘再想辦法借到這些書’，對方會專程來W市看看。

　對方表示:“這種書的出現，有利於深入研究華夏的出版業歷史，而如果這幾本書有價值的話，還可以考慮進行重新翻印、服務民眾。”

　他朋友的觀點是:“能夠發行出三本‘志異’的出版社，絕對不會是小出版社;居然還能夠不被人所知，這裡邊肯定有故事。”

　對於這個案子本身，刑警隊當年的調查結論是:一、保險櫃沒有被撬盜的痕跡，二、各個門鎖沒有被撬盜的痕跡，三、各個外牆窗戶，沒有被人攀爬而入的跡象。

　可能的物證被盜方式:一、所長可能就沒有放入保險櫃內，而是已經在下班時帶出派出所了;二、遇到撬鎖高手了，其可以悄無聲息的在撬開一系列鎖之後，再把物證取走離開。

　對於其中的第一點，無人能夠證明‘所長是否把物證放入保險櫃’。

　對於其中的第二點，值班民警卻堅稱‘在那段時間是沒有人從樓梯間上樓’;其他兩個民警也都表示‘沒有聽到過開、關柵欄門的生音’。

　而且刑警隊也做過實驗:那道控制樓梯間的柵欄門、以及一層走廊處的那道柵欄門，在被打開和關上時，都會發出很大的響聲，只要值班民警不是看書看的太入迷的話，是不可能聽不到開、關門的聲音的。

　這裡還有一個疑點，如果竊賊確實是打開柵欄門後上樓的，其在得手離開時，完全不必要畫蛇添足的再把柵欄門關上，那樣會增加被發現的可能，畢竟在夜深人靜的時候，開、關柵欄門的聲音，就連坐在辦公室看書的民警C，只要不是麻痹大意，就應該也能聽到。

　至於薛向前的消失:只能是認為是從走廊的柵欄門離開的。

　至於其出走方式，也是存疑:第一，就算薛向前是撬鎖高手，其可以撬開一系列的鎖、進入到所長辦公室去拿走物證，關鍵是他又怎麽能夠知道‘那物證是在那間屋子裡邊的保險櫃內’呢。

　第二，在他開、關柵欄門時，那是更容易驚動值班民警和民警C，除非兩個民警都是他的同夥，而且就這還不夠安全，因為開、關柵欄門的聲音，也有可能驚動正在休息的那個民警的。

　這裡邊還有個悖論:其一、既然薛向前所要偷取的兩樣物證特別重要，那他又何苦要把那張假鈔拿出來顯擺呢，而且那假鈔雖然做工精湛，但按照銀行人員的說法:“那都算不上是合格的假鈔，因為其與真鈔的差別太大，太容易被人一眼就看穿真假了。”

　其二，如果薛向前知道那三本書真的隱藏著大秘密，他完全就沒有必要讓何強看他的書，那也就不會引出後邊的這些麻煩事。

　不過對於薛向前身上存在的這兩點悖論，公安局內部在分析時，也有一種看法是認為:“薛向前應該真的被那一摔而摔失憶了，後來在派出所內恢復清醒之後，才想起來去逃跑、去盜取物證。”

　不過這種對悖論的猜測性解釋，依然回答不了那兩點需要‘存疑’的問題。

　對於薛向前，刑警隊這邊還專門安排專業人士，根據眾人的描述之後，畫出薛向前的畫像去進行走訪，但始終沒有找到薛向前的蹤影。

　對於派出所的四個當事人的調查結論如下:一、所長不能證明‘是否把物證放入到保險櫃內’，存在可疑之處，是物證被丟失的最大可疑之人;但隻憑所長一人，卻不能悄無聲息的把薛向前從走廊內放出來。

　二、值班民警，其沒有發現有人開、關柵欄門出入，此是最大可疑之處，但其並沒有所長辦公室的鑰匙，也沒有保險櫃的鑰匙和密碼，其綜合可疑程度和所長相仿。

　三、民警C，其在清醒狀態下沒有發現有人開、關柵欄門，存在可疑之處，但其是首先發現薛向前失蹤的人物，這又應該可以洗脫他的被懷疑;但焉知這不是他玩的套路呢，所以他也是被懷疑對象，但嫌疑度比之前兩位都低，而且僅憑他一人，也無法悄然送出薛向前。

　四、那個睡覺的民警，按說他似乎可以置身事外，但只要他睡覺睡得不是很死的情況下，他也應該可以聽到有人開、關柵欄門的動靜;而根據刑警隊的調查，此人在睡覺時還是很機敏的，外界稍有動靜他就會清醒，所以他也是可疑人物，只不過在四人中，是嫌疑最輕的。

　也有一種觀點，認為‘有可能這三個當晚值班的民警是團夥作案’。

　所長對這個看法是堅決抵製的:“咱們的隊伍中，不可能有這麽多的壞人。”

　而根據調查顯示，三個值班民警的值班時間，是在事前就排好了，這也減少了三個值班民警都是壞人的可能性。

　另有一種觀點認為:“這四人可能就是個犯罪團夥。”

　這個觀點是被主流觀點所不認同:“所長完全可以不用去保管那些物證，如果那些物證被交由民警B保管，盜取的難度也低，而且也不用讓所長承擔被懷疑的風險。”

　可就算這種觀點佔主流， 可依然不能避免:“這或許就是這四人故意玩的渾水摸魚之計。”

　公安局方面最後對這樁懸案所做的案卷匯總結論是:“嫌疑人薛向前身份不詳，其所持的三本‘志異’用途不詳，其所持假鈔的用途不詳，其從派出所內脫逃的方式不詳，保險櫃內物證被盜的方式不詳。”

　這件案件在公安局偵查無果的情況下，國家安全局也介入了調查，但也是無法理順其中的種種不合邏輯的問題。

　這樁懸案在隨後一直被作為秘密文件封存著，直到2000年才被解密，並且在為公安大學刑偵專業的教材中，被作為了經典的‘懸疑案例’供學生們研討。

　值得一提的是，銀行部門在這件案件發生之後，是一直在關注著市面上‘是否有同類型的假鈔再次出現’，可惜他們一直未曾再發現有同源的假鈔出現，而這也是這樁懸案在2000年得以被解密的原因之一。

　至於與案件有關的各個當事人，因為這個案件的遲遲懸而未決，也是受到了不同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