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王延稟率全州將士進攻福州，結果兵敗被王延鈞斬首，那些留在建州的官吏生怕受到牽連，躲的躲，逃的逃，基本上都跑得沒影了，刺史府沒人交接軍政事務，就只能讓轄內五個縣的官吏來。

　　自王政赴任建州刺史伊始，他便早早地按翁承讚的意思，把文書發往轄內的建安、建陽、將樂、邵武和浦城等五個縣，請各縣有官職的人統統都來刺史府交接事務。可轉眼幾天時間過去了，只有刺史府駐地建安縣的主簿來了，其他四個縣的文書有去無回，好像是石頭一般沉進了大海。

　　在這緊急關頭，王政的隨從先生翁承讚卻病了，也許是因為旅途辛勞，也可能是年紀大了，翁老現在只能臥病在床。在病榻前，翁老授意他的得意門生潘承祐替他輔佐王政，出任州長史一職，並囑咐王政，說道:

　　“你要善待建州各縣當地的官吏，沒有他們，別說什麽霸業，可能連這一州之地都不能立足。州、縣官員都是親民之官，一方面要負責刑獄治安，征斂賦役，另一方面要宣揚德化、勸課農桑，務知百姓之疾苦。各縣每年造一次計帳，必須把每年征稅的數目書於縣門、村坊，與眾知之。錄事參軍一職必須由原先的官吏擔任，一來我們本就缺人手，勢單力薄，二來建州百姓認識他們，辦事事半功倍。還有州司馬一職，可由四位將領中的老將包洪實擔任。其他任命事宜，你和潘承祐商議即可。”

　　根據唐朝州縣官製，王政的官職是從三品的上州刺史，其下佐官有從四品下的別駕一人，從五品上的長史一人，從五品下的司馬一人，從七品上的錄事參軍一人，從九品下的錄事兩人，此外還有司功、司倉、司戶、司田、司兵、司法、司士等七曹參軍各一人，皆從七品下，又有市令、丞、文學、醫學博士等。

　　別駕、長史、司馬稱為“上佐”，唐製規定，凡刺史缺員或為親王兼領時，上佐可代行州事。上佐並無具體職任，因其品高俸厚，又不親實務，多用以優待或安置閑散官員。諸曹參軍分掌各州府的軍政、財政、刑法、農田以及戶糧諸事務，稱為“判司”，諸曹“判司”由各州錄事參軍事統轄。

　　縣的長官不分大小統稱令，佐官有縣丞、主簿、縣尉等。縣令統管一縣所有軍政事務，親自處理刑獄。縣丞為之副，縣尉分判眾曹，催征租賦，主簿掌文書簿計。此外，還有七曹佐官，是應州府七曹而設，因事務不多，一般不常設。

　　面對五個縣的官吏空缺問題，王政請教潘承祐該如何處理，潘承祐示意從那個建安縣主簿入手。建安縣主簿叫楊思恭，王政按潘承祐的建議，叫人把楊思恭請來問話。據楊思恭提供內情，說是其他四個縣的情況和建安縣一樣，縣令都跑了。剩下一兩個管雜事的，都怕上面怪罪，不敢露面，除非刺史大人寫一道赦免文書。

　　王政心想，這些小官小吏還真是滑頭，差點小看他們了。若不是從西岩山章仔鈞將軍那兒借來了五千兵卒，興許還管不住他們了。強行遏製內心的火氣之後，王政轉而問建安縣主簿楊思恭，道:

　　“別人都躲著不敢來，生怕我是奉命來算舊帳殺你們的，你也沒有赦免文書，怎麽就敢來?”

　　“建安縣就在大人的眼皮底下，小的想躲也沒法躲，何況當初，我本就是反對出兵福州的，我對閩王殿下的忠心，天地為證日月可鑒。”楊思恭嘴上說得麻利，但掩蓋不了的心慌和心虛。

　　王政嚇唬道:“我的王兄可不是天地日月，

他可不一定相信你的話，你就不怕王兄授命我將你們格殺勿論?”　　“正所謂富貴險中求，我知道大人受命於閩王殿下，可我若不先來，只怕這份頭功就讓別人給搶去了。還大人明鑒！小的日後定當為大人效犬馬之勞，上刀山下油鍋在所不辭。”

　　王政想起翁老對他說過的話，於是對楊思恭承諾道:“既然你這麽想爭頭功，那我就給你這個機會，去找那四個縣的官吏們，該怎麽說你應該知道，就不用我教你了吧。記得好好管教管教他們，你只要把這件事做得讓我滿意了，我就任命你為本州的錄事參軍，可好啊?”

　　楊思恭激動得雙腿屈膝，差點就要跪在王政的面前了，只聽見他弓著腰，應聲道:“多謝大人，多謝大人，小的這就立刻去辦。”

　　此時，楊思恭已經興奮地退下了。王政轉而和潘承祐商議，問道:“接下來該怎麽做才能在建州立足呢?”

　　潘承祐笑道:“要想立足一座城池，自然是靠兵力，而用兵一時養兵千日， 就得靠糧餉，糧餉從哪裡來，糧餉靠的是賦稅，賦稅從哪裡收上來，建州的五個縣，近十萬戶的人口。”

　　關於本朝的賦稅制度，王政略知一二。

　　唐高祖武德七年頒布的新均田令，規定丁男即二十一歲和十八歲以上的中男，各授田一百畝，其中二十畝為永業田即永不歸還，八十畝為口分田。同時頒布《租庸調法》，規定受田丁男應繳納的田租、調賦和應服的徭役。

　　安史之亂以後，由於戶口流亡，土地兼並，均田製遭到破壞，租庸調製失去了存在的基礎，遂改行兩稅，實行“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

　　於是田賦稅制從長期實行的人頭稅向土地財產稅轉變，在不斷清丈田畝、整理地籍的基礎上，逐步實現地、戶、丁稅的合並征收，分夏秋兩季征收，簡化了征收手續。

　　同時，加強商稅和鹽、茶、酒等貨物稅的征收制度，從而使包括了關稅與市稅的商稅和貨物課稅成為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

　　根據大唐量戶口定州縣等第例，偌大的一個建州，好歹是九萬戶的上州，賦稅肯定有不少，但王政還是擔憂道:

　　“可是眼下，我們這五個縣恐怕是收不上稅了，就算有十萬戶人口，可是又有多少田地有收成呢?”

　　“長遠來看，我們的糧餉的確是以田賦為主，可是短期而言，我們的糧餉應該以捐納為主。”潘承祐繼續解釋道:“公子難道不知，賦稅包括按田畝征收的田賦，及其他各種捐稅，而其中的捐，便是民眾自願捐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