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政並不反對稱帝，事實上，他遲早有一天也會稱帝立國，但他卻反對王延鈞稱帝。在他看來，王延鈞此時稱帝並不合時宜，或者更恰當地說，王延鈞並沒有資格稱帝，他不過是倚仗先王的基業，坐享天成、坐吃山空罷了。

　　王延鈞在福州稱帝之後，閩國一時之間成為了眾矢之的，昔日的福州今日的長樂府受到了文人儒士的言語攻擊，尤其是閩地五州的雅士，當年都是在王審知“寧做開門節度使不做閉門天子”的感召下才不遠萬裡來到閩地。

　　如今，王延鈞違背先王的意志，不顧文人儒士的反對，一意孤行地稱帝立國了，自然得不到那些清高人士的支持。然而，王延鈞也不屑於得到他們的支持，只要那些貪圖高官爵位的官員們支持他就夠了。尤其是福州升為長樂府後，福州的官階水漲船高，讓其他四個州的官員眼紅不止，也想著如何升官，直入雲霄。

　　泉州、漳州和汀州的刺史雖有不甘，但生怕王延鈞討伐，何況原本就受威武軍的控制，如今不過改為臣服，並沒有什麽兩樣，因而並沒有發出什麽反對的聲音。

　　想起這些，王政身為王氏族人，不禁覺得十分的慚愧。若不是他們兄弟幾個爭權奪勢而相互殘殺，閩地恐怕也不是現在這個模樣。不過，王政還有機會，當年王氏兄弟就是立足泉州，繼而改變了整個閩地。如今，王政同樣可以先立足建州，繼而把閩地變回王審知在位時候的模樣，不僅如此，他還要完成王審知未盡的願望，把更好的人世間推向整個華夏。所以，王政決定要讓建州成為閩地的一片淨土，就像當年閩地是晚唐藩鎮割據下的淨土一樣。

　　建州刺史王政並不怕他的王兄，一來有老夫人在撐腰，王延鈞若是不讓王政在建州好過，他在福州皇宮也休想過得好，二來王延鈞此前已經把建州城洗劫一空了，他若再來討伐只會空手而歸，不值當。鑒於此，王政決定繼承先王王審知的意志，堅決反對王延鈞稱帝，雖然沒有實力以武力相抗，但至少可以呐喊發聲，繼而擺出一副愛惜文人名士的姿態，把文人儒士召喚到建州來，趁機發展壯大建州。

　　於是，王政在建州效仿先王王審知如何引進人才。王政在建州設置招賢院等機構接待學士，聘任他們為建州五縣的官員，發揮他們的才學，在建州建四門學，以教閩中之秀者，選知名人士擔任四門博士，倡導科舉選士，開放各級學堂，使得州有州學，縣有縣學，鄉僻村間也要開辦私塾，讓每一個學童從幼年開始就能得到老師的訓導，到了少年時代，就通過考試進入縣學、州學就讀。

　　在發展教育的同時，王政還要趁此機會發展建州的經濟，努力提高建州的財政收入，不僅提高百姓的生活水平，更要為日後的一統霸業準備好充足的資金儲備。如何發展建州的經濟，王政在重商主義和重農主義之間徘徊，不知如何決斷，於是命人去把州長史潘承祐和錄事參軍楊思恭叫來商討，兩人爭鋒相對，都給出了各自的分析和建議。

　　基於閩地在對外貿易中的地位，潘承祐建議王政采用管仲的重商主義方案。

　　潘承祐學習管仲，有很強烈的民本思想，厭倦打戰，也不主張用嚴酷的刑罰來威懾百姓。潘承祐分析道:“百姓厭惡勞苦憂患，就想方設法使他們安逸快樂，百姓厭惡貧困低賤，就想方設法使他們富足顯貴，百姓厭惡危險災禍，就想方設法使他們生存安定，百姓厭惡滅種絕後，就想方設法使他們生養繁衍。

”因此，潘承祐建議按士農工商進行分業，傾力發展工商業，吸引各地商賈湧入閩地經商。　　據管仲留下的《管子》一書所說，四民分業有四個好處:一是同一行業的人聚居在一起，易於交流經驗，提高技藝，二是對促進商品生產和流通有很大作用，三是營造專業氛圍，使民眾安於本業，不至於見異思遷，造成職業的不穩定性，四是無形中營造良好的社會教育環境，使子弟從小就耳濡目染，在父兄的熏陶下自然地掌握專業技能。

　　按照這一分類的要點，潘承祐想把建州百姓分成軍士、農民、工匠、商賈四個階層，按各自專業聚居在固定的地區。當然，潘承祐不可能直接按照建州五縣來劃分這個聚居區，那樣不僅勞師動眾，而且在這樣一個戰亂時期，還容易導致其他三個州的兵力空虛。因而正確的劃分應該是在五個縣的內部， 各縣分別分成四個專業聚居區。這樣一來，每個縣都是平等的競爭，在各方面都有完備的功能。

　　然而，若是大力發展工商業，潘承祐也表達了另一方面的憂慮。因為早在殷商時期，人們非常樂於、善於經商及從事手工製造業。商亡周興之後，周朝的文武百官在反思商朝滅亡的教訓時認為，殷商之亡就是因為民眾熱衷工商而荒廢了農業，造成民心浮躁，國基不穩。因此，轉而推行鄙視工商的重農政策。在周製中，工商業者的地位非常低賤，士大夫必須遠離商人，絕對不能與工商業者混居在一起，工商業者離開居住地則不得與士大夫交談。《周禮》中還規定，貴族們不能進入市場進行交易，否則就會受到懲罰。

　　但潘承祐思慮一番後，還是堅持要學習管仲將四民並列。潘承祐認為，工商業的贏利能力大於農業，而振興商品經濟更是增強兵力的最佳途徑。

　　於是，潘承祐湊請王政批準，在建州推行涉及產業、稅收、價格等多個領域的整體配套變革，對內刺激商品經濟的發育，對外降低關稅，誓要形成如水歸壑的市場聚集效應。

　　和潘承祐的重商主義不同，楊思恭表達的另外一種想法，恰好是偏向重農主義。楊思恭的心裡似乎十分清楚，王政要的就是天下一統的霸業，而商鞅的重農主義顯然更適合稱霸。

　　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渴望著天下一統。為了兼並其他各州各國，建州必須在武力方面先強大起來。楊思恭是個急功近利之徒，知道王政的霸業雄心，於是投其所好，伺機搶得頭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