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思恭試圖用商鞅的觀點說服王政，說道:“戰爭是讓建州強大和穩定的最好辦法，它既是起點，也是終點，並且循環往複、不應該停止。”

　　然而，楊思恭沒有說的是，商鞅把百姓的貧困與無知看成是兵源充足和社稷穩定的必要條件，一方面強兵，另一方面就必須使民弱、民怯和民愚，這種極端主義思想是文雅儒士無法認同的。

　　楊思恭從來就沒有不以什麽文雅儒士自居，他隻想搶得頭功，既然已經認定霸業一統是王政想要的結果，哪怕最終落得和商鞅一樣的下場，他也願意。楊思恭搬出商鞅的思想，分析道:

　　“商鞅曾經說過，國家貧窮就要去打仗，可以把不好的東西輸送到敵人那裡，沒有像商人那樣的國害，國家一定會強大。國家富足而不發動戰爭，就會懶惰懈怠，出現商人那樣的國害，一定會羸弱下去。”

　　楊思恭學習商鞅，把糧食看做是最為重要的戰略物資，一切變法都以此為根本。商鞅宣布廢除井田製，允許民眾開荒耕作、買賣土地，借此激發民眾的生產積極性，並提倡各種辦法鼓勵及資助農耕。商鞅花了三年時間，把秦國改造成了一個百分百的農業國。商鞅頒布的《墾令》就是讓民眾歸心於農，大家都去耕地了，民風就樸實而純正，國力就可強大，他把所有不願意從事農業的人統統歸類為惡農，慢惰、倍欲之民。

　　要讓國民都去種地，就必須堵住其他的出路。如果工商業沒有過高的利潤，那麽從商的人就沒有什麽興趣了，而如果不去經商，那就只有去務農了。楊思恭建議出台限制商業的法令，控制糧食買賣和礦山國有化。只要不允許糧食交易，商人就無從得利，家家必須去種地，由此，糧食產量必然提高，而官家則控制了最大宗商品的定價權和交易權。楊思恭想幫王政把山澤之利全部收歸，這既可以增加國庫收入，又阻擋了一條非農的發財之道。把礦山收歸國有了，那些不願耕作、懶惰刁鑽、追求暴利的民眾就丟掉了飯碗，不得不重新回到田裡去種地。除此之外，還要對工商業堅持重稅政策。商業之繁榮，關鍵在於流通，楊思恭甚至建議下令在建州五縣進行戶籍登記，命令百姓不得擅自遷居，禁止私人經營旅館，嚴格限制人口的流動。

　　在楊思恭看來，建州的百姓隻應從事兩種職業，一是農民，一是軍人，前者富國，後者強兵，而獎懲便緊緊圍繞著種糧多少和殺敵多少。人人種地，則糧多，糧多則生育多，生育多則兵多，兵多則可打仗而得到更多的土地和人口，這些人口去種更多的糧食、生育更多的人口，繼續去打更多的仗，如此循環往複，就可實現統一天下的目標。

　　在這樣的制度之下，不久以後，建州必成為進可攻退可守的戰略性城池。建州的民眾將個個都是農民，人人皆為戰士，上陣奮勇殺敵，得勝封爵賞田。如果這一制度能夠持續下去，建州必然通過戰爭獲得周邊的土地和人口，將那裡的人民也得以改造，然後繼續種地、殺敵，以獲得更多的土地和人口。

　　潘承祐和楊思恭的想法並非完全背道而馳，他們兩人在軍爵制度上就達成了一致，建議采用商鞅的軍爵制度，收回了貴族所有的爵秩，取消特權，重新分配，只有在戰場上立下功勞，才能夠重配爵秩，列籍貴族，而且只要有軍功，無論貧賤都可以獲得貴族的爵秩，並設計二十個等級的爵位，都以殺敵多少來封賜。

　　潘承祐斥責楊思恭的分析，

大罵那是歷史的倒退。　　大唐鼎盛時期，戶部管理朝廷的財政稅收，對食鹽、酒、茶有時課稅，有時免稅，有時專賣。後來改革鹽製，又實行專賣與征稅兼用的辦法。武宗會昌年間還實行課酒曲，以嚴密酒榷。後期除恢復征收礦稅、關市之稅外，還開征以房屋為征課對象的間架稅和對交易所得與公私支付錢物征稅的除陌錢。

　　大唐朝廷還於刑部下設比部，負責對全國財政收入的審核與監督，在地方州縣設倉曹司戶參軍掌管公廨、度量、倉庫、租賦征收事項。縣以下設鄉，鄉以下設裡，裡正負責查校戶口，辦理賦稅征收，是最基層的征稅人員。朝廷將地方所征收的賦稅劃分為三部分，一部分留州，歸地方使用，一部分送使，解交諸道節度使，其余部分上供，直接解交京師。

　　當年，先王王審知在位時，閩地安穩，經濟、文化的發展都有顯著的成績。為了更好的發展農業經濟，王審知委派有生產經驗的人管理農業， 又派得力的官吏出巡州縣，勸課農桑，將流民盡數招撫回鄉，給予合理安排，鼓勵回鄉流民開荒造田，發展生產。

　　同時，王審知還減輕賦稅負擔，凡耕種公田，其稅什一，斂不加暴，莫有出征之役，又鼓勵農民栽種茶樹，大量生產出口茶葉，以增加農民經濟收入，重視興修水利，如修浚福州西湖，灌溉閩縣、侯官兩縣民田、在福清築海堤，防潮護田，灌溉民田數千畝等。

　　王審知在建州發展陶瓷業，在汀州置鉛場以鑄鉛錢和銅錢，後又鑄大鐵錢，以五百文為一貫。閩地的手工業生產發展迅速，時和年豐，家給人足，並取消閩江流域的關卡，以便貨物暢通，保證物資交流。同時在黃岐開辟對外貿易的甘棠港。

　　潘承祐提起剛過世的晉國公翁承讚，希望王政可以繼承先王王審知在這方面的想法和做法。但他心裡明白，楊思恭並非容易妥協退縮之人，又擔心公子王政年少，急功近利而聽信了楊思恭的說辭，於是果斷地做出了讓步，主動向王政推薦由楊思恭掌管建州的財政大權，但條件是按他提出的重商主義方案，用十年的時間積累財富，養兵富民，十年之後再開啟霸業征途。

　　楊思恭立即做出了妥協，答應采用潘承祐的重商之策，輕徭薄稅，但向王政提出了一個小小的請求，那就是允許他開設官辦的青樓。青樓不僅能以此吸引外來商旅，還能大收其稅，增加財政收入。潘承祐無從反駁，畢竟重商主義的管仲是娼妓業的祖師爺，隻得搖著頭歎著氣，任由公子王政答應了楊思恭的小小請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