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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雨大宋》第五十六章 莫名其妙的黨爭
  杜中宵和蘇頌坐在柳蔭下,看著前面陶十七帶了幾個工人,在那裡安新製的活塞。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要把蒸汽的壓力提上去,外面接冷凝器,增大溫差。這都是杜中宵前世初中時學過的內容,現在通過實驗一點一點驗證而已。由於材料不齊,儀器一切從簡。比如溫度計,比如壓力計,都用一些土辦法,只能看出個大概。反正只要知道蒸汽壓力與溫差與功率的正比關系就可以了。

  杜中宵也想製玻璃,只是沒有成功。現在是有製玻璃工藝的,不過發展路線不同,朝著製作類似玉石、翡翠的方向去,只有觀賞性能。要製透明的玻璃,需要精選原料,做許多試驗。永城小地方,拿不出多少錢讓杜中宵用在這些事情上,只能小打小鬧,杜中宵也不可能自己掏錢來做這些事。

  有了玻璃,很多儀器就可以做了,比如水銀溫度計,壓力計,諸般種種。這些技術上的事情,杜中宵都是開個頭,真正做下去,還是要靠這個時代的聰明之士和能工巧匠。當然,以後有條件了,辦起學校來更好。那都是以後的事,現在杜中宵還沒有這個精力。

  把手中的邸報交給身邊的蘇頌,杜中宵歎了口氣:“范、韓二相公自西北入朝,位列執政,又有富相公意氣相投,聯手施行新政是好事。但朝中諫官和館閣人員借此攻擊老臣,鬧得沸反盈天,實在不是什麽好事。石直講當世大儒,寫《聖德頌》沒人可說什麽,可動輒指重臣為奸邪,唉——”

  蘇頌接了邸報看見,隨手放下,沉默不語。

  杜中宵又道:“景祐年間,范相公被貶,蔡君謨作《四賢一不肖詩》,已是引起無窮風波。現在石直講更進一步,寫《聖德詩》,直指重臣為‘妖魃’、‘大奸’,成何體統!蔡君謨知諫院,歐陽永叔和余安道同為諫官,與石直講等人同氣連聲,以范、韓、富諸相公為大賢,朝中其他大臣怎麽想?”

  蘇頌輕歎一口氣:“待曉是與石直講等人政見不同麽?”

  杜中宵道:“哪裡有什麽政見不同,只是他們自稱君子之朋,以台諫應和宰執,犯了本朝不結朋黨的大忌。此事於朝政無益,對范、韓諸相公也未必是什麽好事。”

  蘇頌道:“然而,夏太尉在西北數年,逆賊未平,寸功未立,入朝為相,本就人心不服。縱然改樞密使,依然難平眾議。夏太尉在兩府,只怕台諫就不會善罷某休。”

  杜中宵苦笑著搖頭:“覺得夏太尉不堪眾任,直指其才乾不足即可,何苦就指為小人奸佞?爵以酬功,任官以能,此是古訓。論官不論其功勳才乾,做事的官員豈不會無所是從?”

  蘇頌笑道:“待曉這話也有道理。不過此時道學張目,你這話說的卻不是時候。”

  杜中宵搖了搖頭,不再跟蘇頌談論這個話題。蘇頌本人對黨爭不熱衷,杜中宵反對,他同樣也不感興趣。不過他看得清楚,現在正是道學興起的時候,杜中宵反對也沒用,不過發發牢騷。他是怕杜中宵對此事想不開,卷進黨爭裡去,私底下說兩句沒什麽,他也就沒有興趣了。

  夏竦是西北經略使,范仲淹和韓琦是經略副使,結果打了幾年,夏竦回朝,被指為奸邪,甚至石介指著鼻子罵,而兩個副使卻負天下之望,成了朝政的大救星,讓杜中宵想不開而已。這其中的差別更讓杜中宵確定了自己對慶歷新政的看法,新老交舊,朋比黨爭,想象中的局面一新是沒有指望的。

  慶歷黨爭始於景祐年間范仲淹被貶,

到了這個時候已經徹底撕破了臉皮。不過此一時彼一時,佔上風的不再是呂夷簡,而是范仲淹、韓琦和富弼等人。他們在宰執中佔多數,外面又有諫官支持,不管在權力還是輿論上都佔有絕對的上風。不過此時的范仲淹也不是當年的范仲淹了,作為旗幟,他個人跟呂夷簡的關系早已緩和,對石介等人激化黨爭的做法也頗有微詞。奈何,他根本控制不住局勢。  蔡襄、歐陽修、余靖等人,這些哪一個是好相與的?筆似刀,嘴巴一個比一個厲害,被他們針對那還有一個好?這還是王素因為被人舉報跟孔道輔有姻親,外放到了淮南路,不然這些人勢力更大。作為前朝宰相王旦的幼子,王素還有跟皇帝的私人關系這一層呢。

  把所謂的呂黨和范黨劃分一下,范仲淹旗下的主要是年輕少壯官員,而被他們針對的呂夷簡一黨則多是老臣,只有王拱辰、張方平等少數青壯。而且范黨是主動結黨,呂夷簡一夥實際並不團結,很多人是被其他人強行捏一塊的,他們本人根本沒那個意識。便如此時被針對的夏竦,其實與呂夷簡不和,他還想著自己應該做宰相呢,根本沒想去依附什麽人。

  西北戰事,背鍋的是夏竦這個正任經略使,其實反映了很多問題。就是不管皇帝還是大臣,甚至天下百姓,都對前面十年的朝政不滿,要實行新老交替了。呂夷簡掌政最久,他不出來背鍋誰背?西北的戰事有夏竦背鍋,朝中有呂夷簡背,帶著責任退出朝政,這才是要開啟的朝政新局面。

  范仲淹已經渡過了自己的青澀歲月,對此大概有著比較清醒的認識。只是他仕途坎坷,並沒有形成自己的班底,只是個名義的領袖而已。下面歐陽修等人入戲入深,無法自拔,前途實在不樂觀。 不過正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歐陽修是一代文宗,他們政治鬥爭輸了,輿論和歷史卻贏了。

  對這次改革,杜中宵知道兩件事。一件是范仲淹等人輸了,另一個就是歷史上的定論,君子黨被小人所害,導致朝政因循,失去了改革的契機。這是個兩難局面,誰卷進去誰倒霉,杜中宵當然發牢騷。

  見杜中宵不住地搖頭歎氣,蘇頌道:“我們不過是州縣之職,哪裡管得了朝中相公的事,不要在這上面勞心了。你前些日子想興辦些產業,想好了怎麽做沒有?”

  說起這些,杜中宵才又重新振作起來:“大致有些眉目了。營田務這裡,我決定還是按著以前的辦法來做。不進官莊的自然由他們去,按著編戶來管就是。營田這裡,官莊的土地劃出,莊裡一應產業由莊裡自己人做主,立為村社。村社管理辦法,參考古籍,選出社老,指定人員。凡村社的保政和鄉書手,一應作為縣衙公吏,發給俸祿,催辦錢稅,巡視地方,卻不管莊裡的事。”

  蘇頌點了點頭,聽了杜中宵的話只有個大致的概念。村社是古法,聽杜中宵的意思,還有些井田製的影子在裡面。托古改製,是中國傳統改革的正途。當然,實際杜中宵參考的是他前世的集體所有製,這就沒有必要向別人解釋了。因為從表面看起來,參照典籍,大可以說是先秦時村社的改良。

  有營田製這個集體所有製經濟體,鄉村經濟,包括一些場務就有了寄托。產權明晰,這是以展經濟首先要解決的。確立集體制的村社,首先解決鄉村的產權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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