郡王，在親王之下，是次一檔的王爵。但那畢竟是王爵！大宋王爵僅親、郡兩級。

　　而自己出征之時，現下複位後的徽宗趙佶鄭重重複過，絕不食言。

　　現在，這份榮耀對他來說，已經觸手可及。

　　但他知道，沒有孫琿，他是不可能成功的。

　　就象前些天的這場發生在太原城外的大戰，五萬宋軍對陣十萬金軍，如果不是有孫琿的話，是不可能這樣大獲全勝的。

　　這一仗宋軍以傷亡近八千人的代價，殲滅金軍近十萬人，光斬下的金人首級便有四萬多顆，被孫琿噴火燒死的人的殘缺不全的屍骸有三萬多具，可謂前所未有的大勝，震古爍今。

　　但經此一戰，宋軍也疲憊不堪，因而沒有馬上攻城，而是采用了孫琿提出的“震懾攻心”之法，逼迫金軍退出太原城。

　　以孫琿的判斷，金軍主力遭到殲滅後，太原城殘存的六萬金軍將完全喪失鬥志，如果給他們一些希望的話，他們將退出太原城北返，宋軍隨後跟進，守衛已經佔領的宋朝北方地區的金軍也勢必退去，則燕雲十六州可一鼓而下。

　　孫琿認為，以現在宋朝的實力，一下子滅亡金國是不可能的，最好是借此機會收復燕雲十六州後，重新獲得對金國的屏障，然後和金國訂立和約，待國力充實之後，再徐圖發展。

　　張叔夜讚同孫琿的看法，雖然他並不知道，作為一個穿越者和歷史發燒友，孫琿對燕雲十六州的戰略意義的了解，並不亞於這個時代的人們。

　　燕雲十六州為險要之地，易守難攻。其中幽、薊、瀛、莫、涿、檀、順七州位於太行山北支的東南方，其余九州在山的西北，是重要的養馬地區。中國的地理形勢，到了黃河流域，就是大平原。一出長城，更是大平原。所以在北方作戰，一定得要騎兵。而中國之對付北方塞外敵人，更非騎兵不可。而騎兵所需的馬匹，在中國只有兩個地方出產。一在東北，一在西北。一是所謂薊北之野，一是甘涼河套一帶。一定要高寒之地，才能養好馬。養馬又不能一匹一匹分散養，要在長山大谷，有美草，有甘泉，有曠地，才能成群養，才能為騎兵出塞長途追擊之用。而這兩個出馬地方，在宋初開國時，正好一個被遼拿去，一個被西夏拿去，都不在中國手裡。與馬相關聯的尚有鐵，精良的鐵礦，亦都在東北塞外。馬政是決定一個國家軍隊強弱的主要條件，沒有產馬地就像一群戰鬥機沒有發動機制造廠一樣，用絲綢絹布換馬匹，生死只能掌握在別人手中或被對方消耗碾壓，宋朝缺馬並不是指江南不能養馬而是生產出的馬匹戰力、耐力不如北方馬匹，更重要的是農業區生產的戰馬只能湊數(其實湊數都湊不上，宋朝初期馬匹很多，後期較少只能依靠步兵，導致戰略投送能力小、機動性不強，不能消滅對方有生力量，哪怕打贏了敵軍逃跑都追不上)，不說還與民爭食。首先宋朝缺乏可供大量養馬的草場，因為戰馬最好是放養，老是圈著養是不行的。其次，馬生長於比較寒冷的北方地區，對於溫暖潮濕的氣候不適應;再次，耕田養馬的成本很高，尤其是養軍馬，成本更高。養活一匹戰馬的費用可以養活六個人，而且幾匹馬裡才能出一匹好馬，這使養馬資源不好的北宋很難承受，不能大規模養馬，而在北方草原地區，養馬是牧民基本的生存方式之一。雖然是養一二十匹馬裡才出一匹好馬，但養馬成本低，劣馬可以殺掉吃肉或如漢唐元朝隻供養牧地管理人員的糧食即可。

這對宋朝來說卻是不可想象的。　　失去燕雲十六州這個北部屏障，直接導致中原地區暴露在北方少數民族的鐵蹄下，對宋朝的衰變乃至滅亡有著重大影響。燕雲漢人在遼、金王朝統治中國北方的歷史上，都處於舉足輕重的地位，在對待他們的態度上，遼、宋、金三個王朝都采取了既拉攏又排斥的作法。遼用科舉、任官和婚姻來使漢人忠於自己，但是又不信任大多數“非我族類”的燕雲漢人，而將其置於社會的底層;宋出於對“胡化”漢人的歧視，指其為“番”、“虜”;金則在重用部分遼漢臣的同時，在政治上將燕雲漢人列於女真人、渤海人和契丹人等民族之後， 排斥於統治階層之外。結果遼中後期的燕雲漢人不僅在民族認同上日顯孤立，且在政治態度上也沒有固定的傾向，並非傳統中認為的那樣“心向中原”，而是以利益為中心，選擇對自己有利的一方，在遼、宋、金之間往來叛附，政治態度非常靈活。先協助遼抵抗宋，眼見遼大廈將傾就意圖附宋自保，繼而又出於對宋朝的失望而被迫附金，燕雲漢人對三個王朝各自的發展進程、力量的消長、以及中國北方政治格局的形CD起到了極其重要的推動作用。

　　如果說宋朝曾經有一次最接近收復燕雲十六州，那就是高粱河戰役。此戰宋軍在戰爭之初勢如破竹。燕雲軍民望風而降，幽州百姓甚至“以牛酒迎犒王師”，遼國在燕雲一帶的統治已經基本瓦解。可惜高粱河一戰宋軍最終還是慘敗。這一戰對宋遼雙方的影響都是極其深刻的。從宋朝一方來說，從此再也不敢進行這種大縱深的軍事突破——換言之，趙光義的膽子被嚇破了。而對遼國來說，完全建立了對宋軍的心理優勢，而燕雲一帶的軍民也再不敢對宋軍寄以期望。

　　這種影響在雍熙北伐時的體現尤為明顯，對宋朝來說，在戰略上隻敢采用步步為營、穩扎穩打的方式，同時還寄希望於燕雲人民的響應。但他們沒有想到，經過高粱河的慘敗後，燕雲之民已經不可能象當初那樣簞食壺漿以迎王師了。因此在雍熙北伐的過程中，再也沒有了遼國官軍聞風而降的景象，相反，每下一城都必須經過血戰。即使有投降的，也是在經過惡戰後的被迫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