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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那時起，國的原生明迷失了本色。！

　國的原生明形成於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汪洋恣肆，門派種類應有盡有，其雄渾強健與妖嬈秀美相得益彰的氣勢，其質樸實用與玄奧思辨和諧並存的架構，使國原生明有著一種極其堅實的本色，堪稱世界明之唯一。這種本色，要用一句話概括，便是“剛柔相濟，強勢生存”。也是說，國明在本質摒棄懦弱，摒棄“勝於質”的低劣競爭力。

　在這種健康的相互製約而又共生共榮的明生態環境下，保守複古的儒家不足為害，甚至成了一道孤絕淒美的獨特化風景。有強大的天敵製約，它無法泛濫成災，無法危害社會。而它自身的健康一面，又為時代增添著內涵。這便是明生態的偉大意義所在。而破壞了這種明生態，必然遭受歷史的懲罰。

　然則，從獲得化霸權開始，儒家這個國原生明海洋最保守的孤島，忽然成了自己從來沒有擔當過的領袖角色，忽然沒有了任何學派的製約。從此，國明的健康生態開始失衡。儒家洪水在整個原化圈內猛烈泛濫，原明開始了漫長的儒家洪水時代。從此，頭戴王冠坐擁霸權的儒家，鼓蕩著漫天汙泥濁水，開始肆意淤塞最壯美的國原生明生態。儒家越走越遠，明生態也越來越沙漠化枯萎化。恆久浸蝕，恆久淤塞，偉大的國原生明終於漸漸迷失了本色。

　而現在的忽必烈，作為一個草原民族出身的統治者，還意識不到這些。

　“我想和大汗說的是，大汗正在前進，不可以停下腳步，也不可以走錯方向。”孫琿說道，“大汗若南下滅宋，蒙古自身亦必因宋而亡，大汗若向西，則無人可敵，當成無人可及之偉業。”

　“西方諸國於我蒙古並無威脅，宋卻近在肘腋，你要我舍近求遠，到底是為了什麽?”忽必烈似乎並不肯輕易的接受孫琿的建議。

　“我不是要大汗舍近求遠，而是要大汗舍難求易，不要舍本逐末。”孫琿說道，“大汗別忘了，西邊的諸位汗王，心向海都者，仍大有人在。”

　孫琿的話一下子刺到了忽必烈的痛處，他的面色瞬間陰鬱下來。

　忽必烈從來沒有忘記，他的汗位是經過激烈爭奪而來。

　而孫琿一意慫恿忽必烈西征，是因為他知道歷史蒙古第三次西征後逐漸陷入分裂，內戰不斷，勢力大為削弱，沒有能力再次發動西征，但這樣已經以其壓倒性的戰鬥力徹底的摧毀了歐洲基督徒與西亞***的鬥志，

十字軍東征的亂世也隨之結束。

　而他想要進一步的改變世界的歷史的辦法之一，是讓蒙古人再來第四次西征。

　蒙古帝國是新興的央集權奴隸製君主國家。在成吉思汗統治下，開國功臣得到崇高的政治地位，人民亦得到富裕生活，蒙古已不只是純樸的遊牧民族。他們擁有強烈的欲望，希望得到更好的物質生活，所以對外征戰成為了最終結果。另一方面，蒙古人信奉薩滿教，認為“長生天”是主宰一切的最高神。凡人的一切都是由“長生天的意志”安排，成吉思汗被看作“長生天的代表”，平民都十分聽從他的命令。而成吉思汗認為，統治和征服世界是合乎“長生天的意志”，所以蒙古便展開一系列對外的戰爭。強大的軍力亦是促成蒙古西征的重要因素。當時，成吉思汗擁有強大的武裝軍隊，軍種齊全，有騎兵、步兵、炮兵和工兵。軍隊組織嚴密，紀律性強，官兵平等，不會因為財力或勢力而有所差別，所以士兵都忠心愛國，形成一股強大的戰鬥力，為大規模的西征作好準備。

　歷史蒙古人一共有三次大規模的西征，三次西征開疆拓土，建立了欽察汗國、伊利汗國、察合台汗國及窩闊台汗國，這四大汗國為橫跨歐亞的蒙古大帝國奠定了基礎，其版圖之大，在地圖的西、北兩個方向幾乎難以描繪，對世界歷史的前進亦起了推動作用。

　忽必烈時代是蒙古第三次西征的時間段，但是忽必烈當時正在國南方與南宋激戰。蒙哥汗去世使得汗位出現了真空，忽必烈迅速趕回漠北與阿裡不哥爭奪汗位，最終也是通過了鐵和血的手段才得到了寶座，之後西邊的幾個汗國以忽必烈不守汗位的推選製為由，拒絕承認他的宗主地位，龐大的蒙古帝國也由此分裂為幾個相互間相對獨立的汗國。

　擺在忽必烈面前的有兩條路:第一， 繼續進攻南宋，西邊那幾個汗國不聽自己的不聽了，繁榮的原、富庶的江南、浩瀚的大海，那裡才是蒙古人的新天地;第二，仍然進攻南宋，奪取了華大地之後，返回頭依靠富足的即得資源和國雄厚的人力物力，展開西征，平定不臣服自己的那幾個汗國，讓他們知道，忽必烈仍然是鐵木真的後代、仍然是蒙古大帝國的宗主，北京城仍然要成為世界的首都。

　這兩條路都有各自的道理，都可以去選擇。然而，忽必烈選擇了第一條道路，滅了南宋以後，又遠征暹羅、緬甸、爪哇，東渡大海遠征日本，在他的同胞將善於奔跑的蒙古馬放牧與東歐平原的同時，忽必烈也在任由著自己的性子，去蒙古人根本不可能輕易適應的濕熱的雨林裡肆虐。其實，忽必烈的南征和東征，與他的兄弟們的西征成績起來相差不少。

　西征是以蒙古人縱馬揚鞭、萬裡殺敵為主題的，而忽必烈的南征和東征雖然也取得過一些輝煌和勝利，但是多以失敗和水土不服而告終，其最慘痛的是東征日本了，先後兩次都全軍覆沒在日本。

　但是現在，因為孫琿改變了歷史的軌跡，使忽必烈和宋朝罷戰息兵，讓忽必烈能夠騰出手來，以微小的代價平定了日本和海都之亂，這為其西征奠定了良好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