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話之人，卻是剛剛卸任信都縣令的涼州名士閻忠，他年約四旬左右，長相並不英俊，惟有雙目閃閃有神，給人一種能夠看透世間一切事物的感覺。

不過，其人也確實如同當初皇甫嵩所介紹般出名，就連伏泉也耳聞其有“人倫識鑒”之能，被他一語而登上仕途者不在少數。而且，閻忠所鑒之人，也幾乎都有不小成就，這並不是在說假話，因為伏泉自己也算半個見識其鑒人之術的人，就比如伏泉的好友賈詡，就是其人掘，並未其揚名。

賈年少時並不出名，只有閻忠這涼州名士，見了他後，認為他與眾不同，稱其有良、平之奇。所謂“良、平”，自然是指大漢開國名臣張良、陳平，事實上賈詡最終結果，卻是對得起閻忠所言，後來在真實歷史上，幾乎如張良、陳平二人那般，低調做人，卻屢屢為曹操父子，獻出絕計，後來更是成為了魏之開國三公的太尉，這麽看來確實是有良、平之奇無疑。

當然了，在伏泉看來，賈詡若是在張良、陳平二人中比較的話，他卻更像是張良。恐怕若非曹操對臣子，不像劉邦因為微末地痞出身，在意江山不穩固，而兔死狗烹的話，說不得後來的歷史上，賈詡也要成為三公以後，辭官隱居了，至於學習陳平那樣自汙免禍的話，估計是做不來的，至於原因，無它，性子使然，這家夥雖然喜歡做官，但並沒到癡迷程度，如果涉及自身危險，是根本不會去冒險的。

閑話少說，閻忠其實是皇甫嵩在他賦閑在家後，從家鄉涼州所征辟的謀士，自皇甫嵩奉命平亂太平道黃巾蛾賊以來，一直隨侍早皇甫嵩左右。

適才，閻忠此言，可謂是大逆不道，忤逆之極，罪魁禍誰人也?

其話中之意，為如今在京師享樂的朝廷高層，而以當今士人之間的輿論，太平道舉事，卻是朝廷無能，天子昏庸，奸臣當道，致使百姓生活困頓，黎民黔揭竿起義。

當然，在伏泉看來，這話太過官方，如同歷朝歷代的亡國之君，他們在民間的官府輿論、評價，幾乎如出一轍。

不過，很明顯，這些東西，在人口中，想怎麽說都能怎麽說。

太平道舉事，真是起義嗎?

明顯不能用起義來定義，最簡單的一項便是這些起義的百姓，不說那些被裹挾的百姓，就是太平道的忠實信徒，他們是怎麽來的?

他們最初成為太平道信徒，可是喝張角三兄弟的符水，治病救命，忽悠來的，這樣的人舉事，被說是反對昏庸朝廷起義，明顯貽笑大方得了。

再則，說這些舉事的人，都是困苦農民，明顯也是胡扯之極。

先不說張角三兄弟，幾乎起事前，都靠著太平道謀利成為富甲一方的巨戶，其廣宗縣城的宅院，伏泉見了都震驚，便說太平道高層，也都有不少朝廷上層在呼應，最可說明的便是太平道舉事前，被朝廷現並誅殺的中常侍封、徐奉等人，他們可是心向太平道，並願意為太平道內應的。

伏泉看來，如果做個對比的話，太平道其實和後世的白蓮教類似，當然，白蓮教和張角的太平道比起來，實在是差得遠了。

雖然張角的這套玩法確實是日後白蓮教的祖宗，但玩得真心比白蓮教高大上太多。白蓮教主要在底層民眾中流傳，所以時常凸顯出逼格太低，太土的氣質，而張角的太平道則是同時在上層和下層流傳，無論涵蓋面、組織度還是理論高度，都非後世的白蓮教可比。

這是因為，從先秦至今，無論豪族階層還是平民階層，對“天命”的說法都深信不疑。

說他們迷信也好，虔誠也罷，他們認為要當天子，光有實力還不行，還得有天命，而張角正是利用了這一點，使自己在部分上層人士中成為天命的代言人。如本朝初學者班彪，並不認為太祖高皇帝劉邦奪取天下是群雄逐鹿、優勝劣汰的結果，而是認為劉氏擁有天命，所以他在《王命論》中寫道:“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以為適遭暴亂，得奮其劍。遊說之士，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

這種天命論，不是個例，而是自上而下，有意宣傳洗腦民眾思想，最終成為社會常態，成為統治者有效統治天下的神器。所謂“朕即天命”，便是如此，於統治者而言，什麽有利於自己統治，當然就選擇什麽宣傳。

而這一點，不止是大漢如此，即使後世，也依舊盛行。如南朝名士沈約，在得天下的問題上，為了鞏固門閥士族以及皇權統治的根基，亦推崇天命說，反對逐鹿說，其在《宋書符瑞志》中說道:“夫體睿窮幾，含靈獨秀，謂之聖人，所以能君四海而役萬物……力爭之徒，至以逐鹿方之，亂臣賊子，所以多於世也。夫龍飛九五，配天光宅，有受命之符，天人之應。”

甚至直到晚唐時期，屢試不第的杜光庭，為了仕途還借助《虯髯客傳》這樣的傳奇故事來強調天命，反對草昧英雄，希望借此為官，比如該傳奇故事的末尾說道:“乃知真人之興也，非英雄所冀。況非英雄者乎?人臣之謬思亂者，乃螳臂之拒走輪耳。我皇家垂福萬葉，豈虛然哉。”

以上種種，皆表明了天命說對百姓的影響的深遠，即使後來漢末亂世，諸侯皆有實力，然敢稱帝者，唯袁術而已，其余之人，就連曹操，在其彈下“文王操”時，心中估計也在想著所謂天命不在我而已。

而就像張角，此番他率領太平道起義，所用的口號“蒼天已死，黃天當立”，在一開始，就用了天命說，他說了天命到了要變的時候，這才能獲得絕大多數信奉太平道的信徒的認可。這也是伏泉在和皇甫嵩建議，遷徙所俘虜的黃巾蛾賊去塞外，要重新進行思想教育的原因，因為不將他們的天命重新變回大漢，他們想改變天命的思想，依舊會成為隱形的禍根。

天命論能有這麽大的影響力，自然也不是一時一刻可以形成的，從西周早期，周公就提出“敬天保民”之言，一變商代的“敬神”而為“敬德”，使中國政治向現實性和理性轉變，到至聖先師孔子，更是“敬鬼神而遠之”，因此容易給大家一種儒家思想與宗教、鬼神毫無關系的錯覺，甚至被當作文化優越性來大肆宣揚。

實際上在皇權面前，理性比神性更加不堪一擊，神性還能令皇帝有所敬畏，理性能否對皇帝形成製約則要看皇帝的心情。

早期儒家與上古神學其實密不可分，孔子雖然不怎麽談鬼神，但並沒有否認鬼神的存在，相反他還相信麒麟降世會帶來太平，並且因為好不容易出現的瑞獸麒麟被人打死，精神受到巨大打擊，從此擱筆不作，不久便與世長辭，即所謂“絕筆於獲麟”。

到了前漢董仲舒時，儒學糅合了道家、陰陽家思想，認為上天是有意志的，並且會對人間的事做出反應，具體怎樣反應是一門學問，叫做“讖緯之學”。這一點，一下子就獲得了漢武帝的認可，因為他的思想，極大的附和統治者的統治，甚至有了之後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而後漢建國，光武帝得讖緯之力甚多，之後歷代皇帝也都對讖緯加以展，最終建立了一整套的儒家神學體系，甚至連東南西北中五方神是誰都一一規定好了，班固的《白虎通義》便一一解釋。

當然，不止如此，為了更加鞏固天命論，自漢以來，就不斷依照儒家典籍，將社會實際事物改變，從而更符合天命論的傳播。比如《尚書》等儒家典籍中的語句就成為帶有神聖性的教義，前漢甚至曾經根據《尚書》、《周禮》的辭句把九州改為十一州，把宰相改為三公，使現實符合儒家典籍的描述。

甚至於，太平道起事時，向栩提出“但遣將於河上北向讀《孝經》，賊自當消滅”的平定黃巾蛾賊的論調，其中也不無天命論的影子，當然，這個提議，從一開始就不可能成真。

但身為名士的向栩，如此信奉儒家經典《孝經》，甚至它的經文簡直有了滔天的法力，可以平亂。可見如今的儒家已經成為類似佛教的法則宗教，雖然沒有造物主那樣的唯一真神，但有神聖性的法則，如同佛法一樣的儒經。

如此說起來，儒家的思想此刻跟宗教，已經沒什麽區別了，甚至可以直接稱其為“儒教”了，只不過這是官方並未如此定義而已。

不過既然是帶有神性的宗教，理論上自然高於現實的皇權，如果皇帝乾得不好，可以借上天的旨意讓他退位，這就是改天命。

前漢後期的儒生眭弘、蓋寬饒都曾勸漢朝皇帝退位讓賢，雖然都被找借口乾掉了，但漢朝皇帝並不敢說天命和禪讓本身不對，因為他反對，也就是在反對大漢統治天下的根基。

是時，前漢政治每況愈下、難以挽救時，越來越多的人認為漢朝皇帝應當退位讓賢，以儒學宗師劉歆為，大家認定這個“賢”就是模范儒生王莽。於是王莽代漢稱帝，立志建造儒教教義描述的理想世界，卻因施政脫離實際，引天下大亂，身死國滅。

到了東漢，東漢皇帝有意宣揚讖緯，維護自己的神選地位，同時也吸取了前朝的教訓，不再讓儒生有改天命的機會，從而奪位。

當然，這些舉措都是暗中進行的，自光武劉秀以來，他們都是大力大展儒學，同時也在控制好儒生的思想，所以將東漢中後期，大力展外戚、宦官勢力，使得他們交替專權，與儒學士大夫抗衡。

不過，這種天命說，也並非一直深入人心，時代在變，局勢在變，當中國內部，再一次經歷漢末三國般亂世時，天命說再也禁錮不了民眾了，新的思想隨之誕生，

經歷中晚唐的藩鎮割據、五代十國的慘烈亂世，王綱解紐，百姓看到君王奪位不一定長久，所謂天命純屬君主自己貼金以後，社會現狀卻如後晉宋初學士安重榮所言道:“天子者，兵強馬壯者為之耳！”

從此，自中唐開始，以柳宗元、歐陽修為代表，天命論在逐漸成為社會支柱主題的士大夫那裡已經逐漸破產，取而代之的是仁政說。即士大夫更多的從現實層面要求皇帝行仁政，來獲得政治合法性，而不再關注是否受命於天的問題，從秦漢以來帶有神學意義的五德終始、傳國玉璽等神學天命的元素也不再被重視。

這才有後來，讓得士大夫為之稱頌的大宋，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在士大夫眼中，天子再無神權天命加持，只是他們支持維護統治的人而已。 至於為何維護統治，自然是為了自己的私利，畢竟，自宋明以後，中央朝廷都不能完全統計出地方的戶口稅收，而士大夫們，也逐漸開始了寒門崛起，便可享受奢華生活的通天道路。

而為何統計不了地方戶口稅收，原因自然很多，最大原因自然是寒門崛起的士大夫們，為了成為豪門，為自己謀私而已。

在宋，即使高薪供應士大夫，但是官場貪汙受賄，個人土地兼並，依舊成為慣例。而到了嚴格控制俸祿的明，從來就是為了自己的士大夫們，自然更加不想過苦日子，搜刮更加賣力。

倘若宋明能有秦漢在地方上的控制力度，下至一鄉、一裡，都能查清戶口，登籍在冊的能力的話，恐怕這些士大夫們，能上下其手的機會就不會有多少了。

反正於士大夫而言，能和皇帝平起平坐，自然就不會再有先人對於君權神授的敬畏之心，他們可以在外面利用皇帝名義為所欲為。而皇帝，按照他們的仁政思想，就該坐於深宮，在他們的支持下，垂拱而治，所見所聞，所該知道該想的，都該是他們告訴皇帝的，不和他們思想一致的，那都是禁製，是毀壞社稷，亡國之舉。

當然，放在如今的大漢，士大夫雖未出現，但是士人卻已經在了。

自黨錮以來，士人受打壓迫害甚重，早就存了換天命的想法，比如他們有的人想立容易控制的小皇帝爭權，有的人支持太平道，有的人卻想著政變……無疑，適才說話的閻忠就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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