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些年，影片《宋氏三姐妹》熱映期間，有一句流行語——“大姐愛錢，二姐愛國，小妹愛權”——高度概括了宋藹齡、宋慶齡、宋美齡的一生行狀，這十二字的人物評價容或有偏頗的地方，卻無疑抓住了核心要點。

其實，大姐宋藹齡除了愛錢，權力欲望並不亞於小妹，只不過由於諸多原因，她沒有走到大舞台前的聚光燈下。她是幕後操縱者，手中牽牢了不少傀儡的線頭，運籌帷幄，也很有快感和成就感。當年她出任過孫中山先生的英文秘書，接近中華革命黨的權力中樞。若論對政治的領悟力，以及對政局的洞察力，許多久在官場沉浮打拚的資深政客都遠遠不及她。其後，她嫁給孔子的第七十五代裔孫、山西太谷縣頭號富家子弟孔祥熙，從此愛在家庭，很少拋頭露面，甘於做個相夫教子的賢妻良母。但宋藹齡不露聲色的大手筆往往能震動四方。她極力促成小妹與蔣介石鳳凰於飛，使宋氏家族除了擁有雄厚的財力，還擁有強大的靠山，使孔大官人孔祥熙的仕途步步蓮花，捷足登上“金字塔”頂，二十余年緊握民國政府財政部的金鑰匙，孔家因此富可敵國。宋藹齡無疑是宋家和孔家的頭號智囊、總策劃和總導演。

二姐愛國，對此，連她的死對頭蔣介石也不得不承認。只不過老蔣是位大獨裁主，將國家視為他的私人產業，將人民當作他的家庭奴婢。這位二姐也忒大膽忒多事了，竟敢對他橫挑鼻子豎挑眼，認為他無能，無德，無信，無義，是顢頇之最、殘暴之極和無恥之尤。宋慶齡從來沒有喜歡過蔣介石半秒鍾，對這位妹夫的所作所為，她向來嗤之以鼻。試想，她早年欣然接替大姐做孫中山的英文秘書，是因為崇拜英雄，孫中山不計個人榮辱、利害、生死，一心要改造中國，堪稱“刑天舞乾戚”的壯士。孫中山的理論、為人和行事無不印證著這一點。他愛國純粹出自赤誠，由於屢遭挫折和失敗，這種赤誠更加感天地泣鬼神，甚至那位渾身每個毛孔均散發出匪氣的張作霖都公開表示心悅誠服，願降尊紆貴做孫中山的衛隊長。宋慶齡愛孫中山，始於英雄崇拜，歸於道義上的同心同德。她違抗父命，嫁給比自己大二十多歲的革命家，她的愛既是至誠而柔的，也是至大而剛的。這份情誼中包蘊了她全部的愛國理想和人生意義。她憎惡蔣介石，可說是出於本能和直覺，蔣的出身、品行和才智沒一樣她看得上眼，更何況孫中山屍骨未寒，那個口口聲聲以“總理學生”自居的家夥就背信棄義，踢滅“三民主義”的航燈，將中國一步步拽入黑暗的深淵。在政治上，宋慶齡與蔣介石沒有幾句共同語言，這就不奇怪了。她長期同情共產黨，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後者身上。

宋美齡天生具足政治激情。蔣介石給了她一個寬闊的大舞台，她的表演遠比跟配合默契的舞場搭檔跳一支探戈還要輕松自如。權力是最烈性的春藥。不可否認，她是愛蔣介石的，在二姐眼中蔣某是徹頭徹尾的小人，在小妹眼中蔣某則是不折不扣的英豪。她喜歡在政治激流中衝浪，那種近乎眩暈的感覺妙不可言;她喜歡展示自己的外交手腕和魅力。作為“中國最傑出的女性”，她站在美國參、眾兩院的講壇上，口若懸河，滔滔不絕。她喜歡聽美國總統羅斯福、英國首相丘吉爾、印度奇人聖雄甘地的恭維話;她喜歡萬千雙眼睛凝視她，萬千朵鮮花簇擁她，萬千道掌聲追隨她，萬千盞鎂光燈對準她;她喜歡聽蔣介石誇讚她“價值相當於二十個陸軍師”;她喜歡聽別人稱她為“國母”，

為“第一夫人”，為“隱形的外交部長”。權力使她如此美麗，如此傾國傾城，世間的頂級精英紛紛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翻爛中國古代史，也只能找到這些現成的例子:堯帝的兩個女兒娥皇、女英做了舜帝的妃子;趙飛燕、趙合德姐妹做了漢成帝的皇后和妃子;喬玄的兩個女兒大喬小喬分別嫁給了東吳雙彥孫策和周瑜;曹操的兩個女兒相繼成為漢獻帝的皇后;楊貴妃與兩個姐姐分享唐玄宗，被史家罵作穢亂宮闈;珍妃和瑾妃共事光緒皇帝，落得個淒涼收場。像宋氏家族這樣一門三姐妹竟出了兩位國母和一位部長夫人的，恐怕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乾得好，不如嫁得好！”許多才貌雙全的名門閨秀豔羨之余，也許會這樣感歎吧。

在男性軸心社會裡，有一位優秀的父親，子女便已成功一半。中國傳統的倫理規范講求的是女子三從四德，“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因此首先必須有一位好老爸，才可望與幸福人生搭界挨邊，否則，連造化的門兒都摸不著。宋嘉樹早年隨堂舅闖蕩美國，當過茶葉店的夥計，做過緝私船的水手，讀過以神學院著稱的杜克大學，最終成為基督教衛理公會的傳教士。怎樣的經歷怎樣的環境便會造就怎樣的人才。宋嘉樹取法乎上，對美國總統亞伯拉罕·林肯的“三民主義”思想(民有、民治、民享)推崇備至。他注定不會成為孱弱之徒和平庸之輩。

1886年宋嘉樹回到上海，作為一位標準的傳教士，一個頭腦發達、精力充沛的人，他的英文名“查理”在教友圈子裡被叫得山響。這位假洋鬼子身穿挺括的西服，腳蹬鋥亮的皮鞋，梳著一絲不亂的西式背頭，揣著滴滴嗒嗒的精美懷表，騎著“三槍”牌自行車，看到的卻是落後、腐敗、醜惡的社會現象，嗅到的卻是不平等、不民主、不自由的政治空氣，他沒法高興起來。所幸他娶了一位知書、識禮、不纏足、信仰基督教的新式女子倪桂珍為妻。她一鼓作氣給他生了三兒三女，個個健康聰明。他惟一不愁的便是天倫之樂。宋查理性格耿直而倔強，與剛愎自用的頂頭上司林樂知鬧翻後，便將主要心思和精力轉移到實業上來，創辦麵粉廠和印刷廠，代辦機器進口業務。在上海這個“冒險家的樂園”，他幾乎沒怎麽費力就成了百萬富翁。但他顯然不是那種掉在錢眼裡便如掉入水井中爬不上來的土財主。他有政治理念，肯做政治投資，有賺錢的本事，決不擔心錢多不保鮮，讚助革命經費時他從無吝色。他還格外重視六個孩子的教育，將他們(包括三個女兒)一個個送去美國留學，由此即可看出這位父親的深謀遠慮——最完善的教育能造就一流人才。

宋查理蔑視男尊女卑的世俗偏見，以斯巴達精神砥礪三個女兒，有意將她們培養成公民而不是公主，讓她們解放手腳，不刺繡，不纏足，像男孩子一樣玩勇敢者的遊戲，甚至淋雨，“沐於大麓，烈風雷雨而不迷”。1904年，宋嘉樹送剛滿十四歲的大女兒藹齡去美國南方佐治亞州梅肯市的教會貴族學校威斯裡安女子學院讀書，堪稱破天荒的創舉。三年後，他又將十四歲的慶齡和九歲的美齡送去與大姐會合。完全徹底的美國化使三姐妹的學識、眼界和心氣遠遠高出同時代的中國女子。宋美齡曾不無自豪地承認:“只有我的臉像個中國人！”她講英語時帶有濃重的美國南方口音，她的中文竟是回國之後才囫圇學會的。

1914年6月，宋藹齡因籌備婚事，辭去了孫中山的英文秘書職務，宋慶齡隨即接替了姐姐的工作。一位少女若崇拜和仰慕偉大的英雄，又有幸與其朝夕相處，內心產生出要嫁給他的強烈衝動和願望，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曾問宋慶齡當年是怎樣愛上孫博士的，她的揭秘饒有意味:“我當時並不是愛上他，而是出於對英雄的景仰。我偷跑出去協助他工作，是出於少女的羅曼蒂克的念頭。我想為拯救中國出力，而孫博士是一位能拯救中國的人，所以，我想幫助他。”

有趣的是，盡管宋查理忠實信仰“三民主義”，但他並不讚成也不希望孫中山做自己的金龜婿，理由非常簡單:孫是慶齡的父輩，雙方年齡相差懸殊;孫家中有妻子盧慕貞和三個子女;依教規，基督徒不能重婚，也不能離婚;孫的處境危險，長年漂泊不定。而在宋慶齡看來，這些都算不上什麽障礙。宋查理怒火攻心，竟使出絕招，也是最大的昏招——急於另擇東床快婿，包辦女兒的婚姻。宋慶齡當然不會坐以待斃。她收到孫中山的密函後，索性翻窗逃出家門，一駕風去了東京。

自古英雄難過美人關，大革命家孫中山也不例外。他滯留東京時曾對房東梅屋夫人說:“我忘不了慶齡，遇到她以後，我感到有生以來第一次遇到愛，知道了戀愛的苦樂。”

“兩人年齡相差太大，結婚後，男方是會折壽的。”梅屋夫人善意地提醒道。

“只要能與她結婚，即使第二天死去，我也不後悔！”

有什麽辦法呢?早婚者幾乎都會遇到同樣的問題——愛人姍姍來遲，連偉大的革命先行者孫中山也難逃此律。他決心與結發妻子盧慕貞正式離婚，以免貽人口實(說他納妾)。他不願自己的私生活弄出醜聞。然而，中華革命黨內部許多同志私下裡對這樁婚姻不以為然，胡漢民和朱執信還當面諍諫。對他們的這番好意，孫中山一概拒收。他皺緊眉頭說:“展堂，執信！我是同你們商量國家大事的，不是請你們來商量我的家庭私事。”

既然領袖的家事容不得旁人插嘴，孫中山在1915年10月25日舉行的婚禮便只有廖仲愷、何香凝夫婦和陳其美三位同志參加。

待宋查理風風火火趕到日本東京，女兒的婚姻木已成舟，他在氣頭上狠狠地教訓了孫中山一頓，罵他背叛友誼，喪失理智，竟乾出這種親者痛仇者快的蠢事。他當即揚言與孫中山絕交，與宋慶齡脫離父女關系。嘴頭硬並不等於心頭硬，宋查理回國後，即為女兒補辦了一套紅木家具和高檔的床上用品作為嫁妝，資助孫中山的革命事業仍舊一如既往。臨終之際，他終於原諒了已哭成淚人兒的“不孝女”宋慶齡。

幸福遲來總比不來要好得多。“我愛我國，我愛我妻”，這樣的話出自孫中山之口，並不奇怪。在這位職業革命家身邊，宋慶齡不僅是忠實可靠的伴侶，還是值得信賴的秘書和參謀。孫中山曾寫信告慰自己的恩師詹姆斯·康德黎:“我的妻子，是受過美國大學教育的女性;是我的最早合作者和朋友的女兒。我開始了一種新的生活，這是我從未享受過的真正的家庭生活。我能與自己的知心朋友和助手生活在一起，我是多麽幸福！”

1922年6月16日凌晨，陳炯明武裝叛變，圍攻廣州總統府，欲置孫中山於死地。值此危急關頭，懷有身孕的宋慶齡懇請孫中山先走一步。她神色莊重地說:“中國可以沒有我，不可以沒有你！”

於是，孫中山乘亂突圍，上了永豐艦，宋慶齡也在衛隊的舍命保護和友人的巧妙掩護下脫險。但由於緊張和奔勞，她腹中的胎兒不幸流產了。經過這次事變，宋慶齡的大智大勇贏得了廣泛的好評，先前懷有成見的革命者也對她尊敬有加，正式承認她為當之無愧的“總理夫人”。

十年的美滿婚姻不短也不長。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病逝於北京東城鐵獅子胡同五號顧維鈞家。在夫君的病榻前，宋慶齡三個月未離一步，衣不解帶，食不甘味，幾近於形銷骨立。孫中山盡瘁於革命事業，家無余財。他留給宋慶齡的“遺產”只有兩千多本圖書和上海莫裡哀路的一棟住宅。

孫中山去世後，憑著他身後巨大的影響力，三十而立的宋慶齡本可以在國內或國外過一種安富尊榮的生活;若捺不下權力欲望，她本可以走向前台，進入高層。可是她一退再退，最終謙退到很遠的地方，以民間立場和個人身份去批判蔣介石和國民黨政府的所作所為。她更樂意做一位不眨眼不走神的監護人，而不是一位被民眾頂禮膜拜的象征性的“國母”。蔣介石拋開孫中山的治國方略，大搞封建帝王式的專製獨裁，宋慶齡嫉惡如仇，自然看不下去。她的嚴厲批評使蔣介石如芒刺在背，卻又無可奈何。作為第一夫人，宋慶齡不在乎風光和榮耀，只在乎孫中山的思想得以光大，遺志得以繼承，這當然是一件天大的難事。然而，她既不畏苦，也不畏難，與她的妹夫——蔣介石鬥爭了二十多年，使她的小妹(另一位第一夫人)宋美齡感到左右為難。

在美國留學期間，宋美齡的意中人是哥哥宋子文在哈佛大學的同班好友劉紀文。此人玉樹臨風，一表人材，氣質非同凡響。遇到這樣出色的男士，宋美齡自然怦然心動。劉紀文腹有文笥，性喜浪漫，對美麗大方、聰明活潑的宋美齡一見鍾情。1916年暑假，他陪宋美齡出遊，在舊金山唐人街和洛杉磯好萊塢，用鏡頭為她留下了許多“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的瞬間，其中好幾幅靚照還上了全美風行的《明星報》。大美人，尤其是大眾矚目的美人，身邊總會圍繞著一群如癡如醉的追求者，劉紀文弄巧成拙，招來大批情敵，頓時慌了手腳。

怎樣的男人才有資格做自己的夫君?此前，美齡曾對二姐慶齡說過“非英雄不嫁”的話，似乎主意已定。她攻讀英國文學，喜歡《亞瑟王傳奇》，欣賞亞瑟王的助手墨林，他是言出必中、法力無邊的預言家。她更欣賞不辭艱險、獨自上路去尋找聖杯的騎士。傳說中的人物當不得真，莫非現實中就沒有超級強者了嗎?劉紀文很文雅，很浪漫，也很睿智，但他仍是輕量級的“拳手”，根本算不上重量級的“拳王”。宋子文極力促成小妹與劉紀文訂了婚，但有時候訂婚與結婚之間隔著無法逾越的天塹。

宋美齡這朵“遲開的蓮花”注定不由劉紀文來采擷，蔣介石後來居上，他才是宋美齡心目中的鐵腕強人。1922年，蔣介石在上海莫裡哀路孫中山寓所初次見到宋美齡，她超凡脫俗的美貌、豐韻、教養和才智，放眼國內，再無第二位待字閨中的美女能出其右。蔣介石可不是那種滿足於驚鴻一瞥的人，他心中暗暗生出能娶這位大美人為妻方為當今第一豪傑的雄心。有道是，“風車世界喇喇轉，鐵桶江山慢慢箍”，蔣介石的權力野心也是逐步積累起來的，他深知孫中山和宋氏家族這雙重背景意味著什麽，無論為政治資本著想，為事業前途著想，還是為人生幸福著想，他都決心鉚足心勁往前衝。盡管蔣介石遇到了多方面的阻力——倪老太太對他拒之千裡(她是位熱愛和平的基督徒，不喜歡以砍殺為業的武夫)、孫中山的態度模棱兩可(一再勸蔣“等一等吧”)、宋慶齡堅決反對(她甚至對丈夫說過寧願看著妹妹去死，也不願讓她嫁給蔣某人的激烈言辭)、宋子文當面回絕(他出於友情，維護劉紀文的利益)、短時間內蔣介石本人的一妻兩妾難以擺平，楊梅大瘡也難以治愈(他的頭髮掉盡，生育能力業已喪失)。但他雄心萬丈，一定要娶得美人歸，成為孫中山總理的連襟，收拾全黨同志的好感和敬意。

蔣介石治國無才，治軍無方，耍心計則是一流高手。他尋尋覓覓，看準宋家大姐願意暗中保媒，便極力籠絡。宋藹齡眼光獨到，認定蔣介石的權勢仍有足夠的上升空間，蔣宋聯姻對宋氏家族和孔氏家族的任何一位成員都是有百利無一弊，一榮俱榮的道理她絕對懂。宋慶齡和宋子文的阻撓不足為慮，宋美齡已認定蔣介石是位鐵腕超人，只要老太太肯點頭，此事即可玉成。為了向宋家上下表明求婚的誠意，蔣介石連哄帶騙將結發妻子毛福梅變成了“義妹”，與姚冶誠脫離關系，送陳潔如去國外“考察”。這位國民革命軍的總司令竟成了美猴王，拔兩根寒毛一吹，“除家有二子外，並無妻女”，居然成了中華民國天字第一號的“鑽石王老五”。經過宋藹齡孜孜不懈地巧妙疏通，倪老太太明白小女兒已心有所屬，蔣介石也打出了最後一張牌——他答應皈依基督教，接受洗禮。美齡啊美齡，二十八歲的老姑娘了，美的可不是年齡，老太太心一軟便pass過去，口中還念念有詞:“兒孫自有兒孫福。”

宋美齡對劉紀文食言毀約，自感愧疚。她決心給那位華而不實的“未婚夫”以優厚的補償。她通過大姐，大姐又通過張靜江，向蔣介石提出三個條件:第一，任命劉紀文為南京市長;第二，給他一百萬元現金;第三，蔣不得干涉她與劉的正常交往。此時此刻，別說三個條件，縱然有三十、三百個條件擺在面前，娘希匹的管它們做得到做不到，蔣總司令都會滿口應承。

1927年12月1日，四十一歲的蔣介石跑完長達五年之久的求婚馬拉松，娶得二十九歲的宋美齡為妻。同一天，蔣介石的文章《我們的今日》發表於上海《申報》，其中有這樣的句子:“……余平時研究人生哲學及社會問題，深信人生無美滿之婚姻，則做人一切皆無意義，社會無安樂之家庭，則民族根本無從進步。……余第一次遇見宋女士時，即發生此為余理想中之佳偶之感想，而宋女士亦嘗矢言，非得蔣某為夫，寧終身不嫁。余二人神聖之結合，實非尋常可比。”字裡行間明顯流露出他的洋洋得意。

宋美齡做了將近半個世紀(1927～1975)的第一夫人，論時間，論權力，論風光，論榮耀，她都遠遠蓋過了隻做了十年(1915～1925)第一夫人的二姐宋慶齡，其“國母”的成色顯然更足。這兩姐妹一母所生，一父所教，學識、才華旗鼓相當，她們的氣質、性格、為人、行事卻是兩重天:宋慶齡端莊，靦腆，謙抑，冷靜，保守，剛正，從容，分寸感強，眼睛裡擱不住沙子;宋美齡則嬌媚，大方，張揚，熱情，開放，靈活，風風火火，親和力足，大肚能容天下難容之事。宋慶齡崇尚民主自由，反對獨裁專製;宋美齡則主張精英治國，強人掌權。宋慶齡親共親俄，宋美齡則反共親美。因為性格和志趣差異太大，她們終於各跑各的道，各唱各的調，在寒光閃閃的政治懸劍下，絲絲縷縷的親情維系自然是微乎其微而又危乎其危。

宋慶齡忠實於孫中山。她要繼承其遺志，傳播其思想，弘揚其精神。在她眼裡，蔣介石道德品質敗壞，政治品質尤其惡劣，是不折不扣的孫門叛徒，是徹頭徹尾的流氓政客。當初，在小妹的婚事上，她聽從大姐(宋藹齡)和大弟(宋子文)的勸告，保持了緘默，但對於關系政局和國勢的大是大非，她是絕不會聽之任之的。然而，她在宋氏家族內部很難找到知音，大姐和小妹擁蔣自不用說，宋子文先前異常鄙薄蔣某人，現在入了閣，當了財政部長，態度即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他認為蔣氏比共產黨和俄國人好。宋子良和宋子安涉世未深，政治態度尚未明確。宋氏家族內部惟有她堅決反對蔣介石，因此感到十分孤立。

孫中山去世後，蔣介石在短暫的權力真空中找準了自己的位置，他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大耍魔術手腕，拉攏各派強梁，提攜親信，樹立死黨，把軍權和政權牢牢攥在手心，從而徹底背離孫中山晚年的大政方針，獨行其是:拒俄聯美，清黨鏟共，壓製甚至消滅農會工會。宋慶齡對三民主義“知之最審，行之尤力”，眼看著蔣介石越來越反動，與孫中山的“三大政策”(聯俄、聯共、扶助農工)越來越背道而馳，又怎能不怒火中燒，拍案而起。

在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宋慶齡曾被一些國際友人讚為“中國的聖女貞德”。於是，未曾與她謀面的人想當然地認為這位“娘子軍”的首領也像法國歷史上抵抗英國侵略軍的女英雄貞德那樣高大威猛。見過她的真容後，他們往往會大吃一驚。安娜·路易斯·斯特恩在《千千萬萬中國人》一書中寫道:“孫中山夫人宋慶齡是我認識的最溫柔、最高雅的人。她身材纖細，穿著潔淨的旗袍，善良而且端莊，似乎與鐵血飛迸的革命鬥爭不太相稱。”1936年，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的《活的中國》在英國出版，其卷首題詞為:

獻給S.Q.L(宋慶齡)

她的堅貞不屈，勇敢忠誠和她的精神之美，是活的中國最卓越而輝煌的象征。

1927年7月下旬，寧漢合流，汪蔣攜手。從此，宋慶齡與蔣介石決裂，甚至退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決不為反動派張目。同年8月27日，宋慶齡乘海輪前往蘇聯，與她同行的是秘書陳友仁。美國的某些報紙借機大造謠諑，說宋慶齡厭倦了寡居生活，正考慮與陳友仁結婚。這條標準的假新聞使她的精神受到莫大的侮辱和刺激，脖頸上的神經性頑癬急性發作，奇癢難忍。

盡管蔣介石畢生自詡為“總理的學生”，宋慶齡卻從他身上看不到一絲一毫孫中山的影子。因此，對於這位青幫出身的領袖，她的三部曲便隻可能是:排蔣——反蔣——倒蔣。蔣介石礙於宋美齡和宋子文的骨肉之情，礙於大多數國民黨官僚對宋慶齡的尊敬，雖恨之入骨，使盡了誣蔑、誹謗、恫嚇的卑劣手段，卻不敢除之而後快，於是，他捕殺宋慶齡身邊的忠實戰友，以達到惡毒泄憤的目的。

1931年11月29日，蔣介石在下野的前夜，密令其侍衛長王世和殺害了“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總乾事長鄧演達。出於義憤，宋慶齡於12月19日發表宣言《國民黨已不再是一個政治力量》，正告世人:“促成國民黨滅亡的，並不是黨外的反對者，而是黨內自己的領袖。”她毅然與國民黨割袍斷義，該是多麽絕望和痛苦。但清者自清，濁者自濁，她不願與那些日益蛻變的政客同流合汙。1933年6月18日，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總乾事楊杏佛遭到特務狙擊，遇刺身亡。楊杏佛早年追隨孫中山，是宋慶齡最親密的戰友之一，是一位敢以身作則，用自己的心血換來真正光明的民主人士。他的遇害使宋慶齡徹底看清了蔣某人比魔王更邪惡更猙獰的面目。蔣介石的倒行逆施猶如狂犬病發作，總不能以常情常理去揣度。1936年11月22日深夜，救國會七名常務委員(沈君儒、章乃器、王造時、鄒韜奮、李公樸、沙千裡和史良)突然被捕。宋慶齡使出馮玉祥所教的“絕招”，以國母的身份，要求與“七君子”同服“愛國罪”，從而激起了曠古罕聞的“救國入獄運動”。這一智舉最終使蔣介石陷入極大的被動，翌年7月，他被迫釋放七君子，以取得國人的諒解。

早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末，宋慶齡曾對記者坦言:“除了孫逸仙博士以外，我從來不信任中國的任何政治家。”西安事變後，埃德加·斯諾靈機一動，又問她:“你現在還是不相信中國的任何政治家嗎?”她的回答已不同以往:“比起他人來，我對毛澤東還是信任的。”這種信任最終使她留在了大陸，等待新中國的建立。她一生對權力無欲無求，但當她先後被擁戴為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1949年)、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和政協副主席(195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1959年)時，她欣然接受，視之為莫大的光榮和責任。

宋美齡嫁給蔣介石，敬佩他收拾亂局的鐵腕和聚攏散沙的謀略，也渴望獲得一個盡展才智的政治舞台。她受過良好的美式教育，在自由、民主和科學的精神中浸潤了十多年，到頭來卻欣賞一個極力推行封建專製主義的軍棍子，很顯然，她的個人野心在作祟。

在宋藹齡和宋美齡看來，國家就是公司，只不過名目不同，規模有別，其實管理方式一樣，運作方式也如出一轍;做總裁的必須有絕對權威，家族成員才可以獲得最大的利益。基於這種理念，宋美齡的愛國便相當於愛家，作為蔣介石的形象代言人，她的所作所為都是處心積慮要使蔣介石更具親和力，更具人情味。1934年2月，宋美齡與蔣介石在南昌發起“新生活運動”，無疑是滑稽可笑的政治秀，她的潔癖發作了，嫌“家”裡贓、亂、差，於是，這位管家婆對吐痰、喝白酒、穿奇裝異服這些事兒都肯操心費神去管。宋慶齡對小妹熱衷的“新生活運動”不以為然，她切中肯綮地批判道:“新生活運動對人民毫無裨益。因此，我建議取消這個迂腐的運動……現在需要的是革命的人生觀，而不是夫子之道。”小妹喜歡冒熱氣，二姐高興潑冷水，真是一對有趣的冤家。

宋美齡有魅力，有膽魄，才思敏捷，擅長外交辭令，權力欲望強烈，特別能折騰，對此幾乎無人置疑。最受蔣介石器重和信任的顧問、澳大利亞人端納為宋美齡鞍前馬後效勞，飛虎將軍陳納德對她也是一見傾心，視她為“心中的公主”。西安事變時，她不顧個人安危，隻身飛往西北虎口，演出了“美人救英雄”的壯劇，贏得世人的尊敬。在抗戰期間，她出任航空委員會秘書長，遠赴太平洋彼岸爭取美援，最終創立中國空軍，被譽為“空軍之母”。當年，“飛虎將軍”陳納德的竭力效命頗有士為知己者死的意思。同樣是抗戰期間，她在慰問前線戰士的途中遭遇車禍，顱內受到震蕩，肋骨摔斷數根，仍忍痛對官兵發表了煽動力極強的演說。在抗戰初期，她作為中國對外宣傳的“總播音員”，揭露和譴責日軍的暴行，批評美國政府對日本軍國主義的縱容政策:“請告訴我，西方各國坐視著這樣的殘殺和破壞，噤無一詞，是不是可以算作講求人道、注重品德、尊尚仁義、信仰耶穌文明的勝利征像呢?再則，現在第一等強國，袖手旁觀，好像震懾於日本的暴力，不敢出一語相詆評，是不是可以看作國際道德、耶穌道德或所謂西方優美道德墮落的先聲呢?”如此義正辭嚴，自然能引起國際社會的同情和關注。作為“隱形的外交部長”，宋美齡長袖善舞。1942年2月4日，她陪蔣介石出訪印度，拜見了聖雄甘地。1942年11月，宋美齡大展“夫人外交”的魅力，飛往美國求取援助，成為羅斯福總統“最可愛的貴賓”，登上美國國會講壇。用她南方口音的英語演講征服了參、眾兩院，贏得了長達四分鍾之久的熱烈掌聲。她這次美國之行為飽經戰火、危如累卵的中國爭取到了最大限度的經濟援助和道義支持，她也因此成為《時代》周刊的封面人物。1943年7月，宋慶齡陪同蔣介石參加英、美、中三方首腦高峰會晤的開羅會議。她的美麗、機智和伶牙俐齒給高傲的丘吉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承認宋美齡是他在世上最欣賞的少數女性之一，這個評價不可謂不高。《開羅宣言》使中國取得了四強之一的國際地位，應該說，這是中國的外交勝利，也是宋美齡的外交勝利。蔣介石成於內戰，也敗於內戰，宋美齡的魅力再大，也無法安撫1946年至1949年間日漸潰散的軍心。她再次去美國求取援助，不得不接受這樣一個事實:羅斯福總統曾使她有福，杜魯門總統卻使她無門。最終她一覺醒來，發現中華民國氣數將盡，自己的政治舞台和外交舞台已縮小成了一座海島，而且在這座海島上，蔣介石顯示出了愛兒子(蔣經國)更勝過愛妻子的本意，使宋美齡的權力欲望受到了抑製。從此，她的角色便是“婦聯會的會長”、外交人才的主考官、“心戰”的主將(帶頭高呼她自己都不相信的“一年準備，二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的口號)、評議委員會主席團主席。1975年4月5日，蔣介石去世，七十六歲的宋美齡原以為眾望所歸，她會受全黨擁護，代理總裁，卻不曾想蔣介石的長期鋪墊此時生效，蔣經國被推舉為國民黨中央主席，她的夢想宣告破滅。1986年，蔣介石冥誕一百周年，宋美齡發表《我將再起》的講話，似乎仍存異想和野心，其實是強弩之末，此時蔣家王朝因為“江南命案”大白於天下，氣數已盡。別說宋美齡，蔣家第三代(蔣孝文、蔣孝武、蔣孝勇)的政治生命都已宣告結束。“壽則多辱”，莊子的這句話說中了宋美齡的處境。她徹底灰心了，隻好帶著九十余箱細軟乘專機離開台灣，到美國定居。她折騰了一輩子， 到頭來，蔣家王朝忽喇喇似大廈傾，昏慘慘似燈將盡，如雪山化水，就這麽回事。富貴不出三代，這句話往心坎裡跑，就像冷風往門縫裡鑽，那寒意穿骨透髓。

大姐宋藹齡愛錢，孔家富可敵國;二姐宋慶齡愛國不愛錢，一生清素可風;宋美齡愛權又愛錢，猛虎搏二兔難免有失。1943年，她訪美歸來，竟耗用戰時駝峰運輸(高原空運)的寶貴運力運送她在美國購買的大批化妝品、衣物和珍奇的玩藝兒，使珍惜生命熱愛生命的美國飛行員勃然大怒。1948年，蔣經國在上海雷厲風行地打虎，宣稱“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將走私大王、揚子公司的總經理孔令侃(孔祥熙的長子)抓捕歸案，宋美齡卻將家族利益凌駕於國家利益之上，最終導致“打虎運動”流產。她這樣循私枉法，原因有二:其一，維護親情;其二，大衛(孔令侃)是姨媽的“善財童子”。宋美齡後來向蔣經國推薦孔令侃為行政院長，仍是這個意思。宋美齡在台灣與孔令偉(即孔二小姐)把持中華航空公司和圓山飯店數十年，公司和飯店虧空巨大，她們卻撈足了松活錢。

大致比較一下，宋慶齡與宋美齡最根本的不同之處在於:其一，二姐是一位理想主義者，小妹是一位實用主義者;其二，二姐是一位冷靜的思想家，知行合一，不變如山，小妹是一位熱情的活動家，隨物賦形，多變如水;其三，二姐無欲則剛，小妹有容乃大;其四，政治命運方面，二姐走的是一條上行道，終點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名譽主席，小妹走的則是一條下坡路，終點為蔣介石的遺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