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強不息”就是“努力向上,決不停止”,中華民族不斷進取、奮發有為精神的寫照;“厚德載物”指君子應以大地一樣的胸懷包容萬事萬物。
這些特點,概括出了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
中國歷史上雖然也有哲學家主張清靜、無為,但從總體上講,中國文化歷來關注現實人生,剛健有為、自強不息的進取精神和積極入世的人生態度一直居主導地位。
在人與自然、人與人的關系問題上,傳統文化強調整體,崇尚和諧統一,具有積極的意義。
崇德利用是人們處理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關系的準則;和與中是處理人與人之間關系(包括民族關系,君臣、父子、夫婦、朋友、兄弟關系等人倫關系)的準則;天人協調則是解決人與自然關系的總法則。
以《周易大傳》為代表的“天人協調說”認為人是自然的產物,是自然的一個組成部分,自然界的運動有著普遍的規律,人必須順應自然規律行事;但同時,人的活動對自然界又有重要的影響,人應該在順應自然規律的前提下,發揮主體能動性,改造自然使其符合人類的願望,達到人與天的相互協調。
古代思想家們還把人的道德性加之於“天”,使“天”成為道德和理性的化身,認為理性即天道,道德原則和自然規律是一致的,人類的生活理想應該符合於自然界的普遍規律。
《周易大傳》所說的“先天而天弗違,天而奉天時”、“財成天地之道,輔助萬物之宜”,是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
思想家的價值理想,是要在個體與個體、個體與群體、人類與自然之間建立一種高度協調的關系,並以這種和諧境界為“至善”,從至善中去尋求“至美”。
可以說,和諧是整個中國傳統文化的最高價值原則,這一原則和認為宇宙是一個和諧整體的世界觀極重和諧的思維方式一起,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形成、發展和繁榮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儒家奉行中庸之道,崇尚忠恕,把在變動中尋求和諧、穩定的處世方法作為人生的最高境界。
孔子主張道德至上,將中庸視為最高之道德,宣揚仁義、孝悌、忠信,注重修養德性與人際協調;《易傳》強調,宇宙萬物永遠處在變化過程中,事物若要臻於完善,保持理想狀態,其運行就必須把握好分寸。
“中庸”概念是孔子提出的,“庸”指普通平常的意思。
《中庸》篇雲:“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
所謂執“兩”用“中”,也就是中庸,指隨時運用中的原則,處事恰如其分,既不“過”,又不能“不及”。
《中庸》還說:“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這就是說,人的情感和欲望都有一個適中之點,在這個適中的限度內就能達到和諧的境地;一個社會也是一樣,若要達到和諧、安定、有序,必須把人的情感、欲望、行為都保持在適當的限度內。
中庸不僅是一種抽象的思想原則,而且也是一種修養境界。
孔子將中庸視為最高的道德,認為它是超功利的,卻又有著極大的功用,這功用就是達到人己物我的和諧,使人和事物的發展都能夠保持均衡協調。
中庸所體現出來的辯證思想和它所追求的人格形態,
對中國民族思維方式的形成和演變產生的影響和積極作用是不容置疑的,在許多方面對今天的人們仍有指導和教育意義。 以和諧為最高價值原則,強調多樣性的統一,也具有內在的合理性。
但儒家所說的“和”的含義後來演變為融合、調和、無原則地為“和”而和,就陷入了嚴重的片面性。
而過分誇大中庸之道的應世原則,凡事固守著不靠前、不落後的思維定式,勢必會遏製創新與發展,陷入僵化、保守,這不僅與現代化所倡導的開拓進取精神大逆其道,而且與中庸所蘊含的思想精華也是相違背的。
前面的長篇大論,長話短說用俗話總結一句,就是中國自古以來就崇尚遵守特定的秩序、排斥張揚個性;這個特點與西方諸國大相徑庭。
中國社會普遍以謙遜守禮為榮,以傲慢自我為恥;所以說,趙東宏、李亞峰這樣的,有些“目中無人”的年輕人到哪裡都不受歡迎就非常正常了。
至於老白,他不一樣,他認為自己年輕時一直在“忍辱負重”,現在四五十歲了,而且自身實力也非常夠資格“倚老賣老”了。
前面用了那麽大篇幅,主要是希望闡明我們中國人的“主流價值觀”的由來,並非要做什麽專門的學術研究。
順便提一下,趙東宏、李亞峰二人,年輕時期經歷的一些小坎坷,與上面所說的確實有直接關系。
趙東宏是一個真正實力派棋手,可是從上世紀末開始直到他早已經“功成名就”的本書結束的時期,他在承德市圍棋界的聲望與他的成績相當不成比例。
順便說一下,同樣的,李亞峰在橋牌界的情況也相當近似。
這倆人有個共同點,分別是下圍棋、打橋牌成績都不錯,名聲不算小,可惜其中正面成分與負面成分大體相當;或者,人們心目中負面影響還要更大一些。
歸根到底,他們倆比較“有個性”,年輕時比較張揚。
假設他們倆是生活中西方各國,可能就會很平常;但恰恰他們是生活在中國,就顯得與周圍人們格格不入。
而與之相反的實例很容易找,比如說李鐵如。
李鐵如無論在哪裡都很低調。
他絕非特意那樣,而是他自幼至長,一直都真心認為自己不厲害、很普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