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2日，因為認為疫情不嚴重，中國國家男子足球隊和世界冠軍巴西足球隊的友誼賽正常進行，雙方戰成0:0，現場球迷爆滿，超過5萬人。

　　 2月14日媒體報道非典型肺炎疫情影響不大，廣州市旅遊市場淡季不淡。

　　原定2月18日在天河體育場的“2003羅大佑廣州演唱會”也沒有推遲，演出製作、排練等一切計劃都沒有變。

　　 2003年2月14日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表示已經組織有關專家對從廣東省現場采回的標本鑒定。

　　稱截至當日當地已連續五天無新病例出現，廣東省報告病例總數仍然是305例。

　　2月21日，染病的中山大學附屬第二醫院(孫逸仙紀念醫院)退休教授劉劍倫來港出席親屬的婚禮，並入住香港京華國際酒店911號房，並且將疾病傳染給另外七名旅客。

　　劉劍倫其後於2月22日往廣華醫院急症室求診並在3月4日不治去世。

　　2月下旬，一名常駐上海的美國商人在途經香港到達越南河內後確認染病。

　　之後河內當地醫院的多名醫療人員也受感染。

　　該病人之後又回到香港接受治療，但是依然於3月14日去世。

　　常駐河內的世界衛生組織醫生卡爾婁·武爾班尼首先向WHO通報了當地醫療人員的病情，並將該病命名為SARS。

　　這名醫生之後也於3月29日因該疾病去世。

　　3月5日，出席人大廣東省代表提出議案，指出傳染病預警治療方面在不影響中國安全的前提下考慮尋求國際援助。

　　3月6日，北京接報第一例輸入性非典病例。

　　3月10日，香港最大的兩家電視機構———無線和亞視，同時播報一條消息:位於沙田的威爾斯親王醫院透露，在過去的幾天內，有10多名醫護人員出現發燒及上呼吸道感染症狀，並發現該病具有傳染性。

　　3月12日，世界衛生組織發出了全球警告，然後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發行了另一個健康警告。

　　世界衛生組織建議隔離治療疑似病例，並且成立了一個醫護人員的網絡來協助研究SARS疫情。

　　該網絡包括了一個安全網站來進行X光片研究以及國際電話會議。

　　 3月15日，世界衛生組織正式將該病命名為SARS。

　　從廣東肇始的非典病毒在北京得到最大規模的傳播，中國政府舉全省之力打贏了一場抗擊非典的“人民戰爭”。

　　不論是懲辦不作為的政府高官，還是力推政府信息公開，都讓世人對當時新一屆中央政府報以好評。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而後我們該從非典一役中學到什麽?

　　政府信息化公開仍需推進。

　　 2003年春節剛過，廣州市就已經出現了市民搶購白醋、板藍根的恐慌，但官方並沒有任何權威的相關信息發布，甚至廣州市媒體接到通知，要求嚴格遵守新聞紀律，不得擅自對“非典型肺炎”進行報道。

　　直到2月11日，在疫情已出現近3個月後，廣州市政府和廣東省衛生廳才分別召開新聞發布會，並解釋說疫情已經得到控制。

　　遺憾的是疫情的相關資料，如傳染性、臨床特征、治療手段等卻並未廣泛告知。

　　無知的結果是無畏，中國其他地區沒有采取什麽針對性措施，於是非典開始走出廣東省，並在北京集中爆發。

　　甚至到了4月3日，

時任衛生部部長張文康在新聞發布會上仍聲稱“中國是安全的”。　　非典事件充分體現了信息公開制度在政府體制中的缺失。

　　公民知情權不容侵犯，面對重大災難時，傳統的處置方式已經顯得格外落後。

　　2007年1月，中國政府審理通過了《政府信息公開條例》，並於2008年5月1日正式實施。

　　隨即，各級政府與各政府部門也相繼通過了配套方案。

　　“5·12”汶川大地震時，中國政府第一時間發布了相關信息，而且媒體也得到了全所未有的報道機會，而在同樣慘烈的1976年唐山大地震時，甚至都不允許記者前往報道，少數能夠進入災區的記者也都是被精挑細選的。

　　非典事件大大推進了中國政府信息公開進程，但在此之後仍有很多不盡如人意的事件發生:多個地區相繼發生人感染禽流感、“手足口病”疫情，但據被新華社揭露，安徽、河南等地仍有不少地方重演了“欺上瞞下”的老套路。

　　這個老套路，究其原因，不過是害怕承擔責任，不能勇於任事;企圖捂蓋子、蒙混過關。

　　公民社會的培育。

　　 2003年的北京春天，一場“非典大逃亡”正在這個城市上演，離開，成了很多人的選擇。

　　在這當中，外地人佔了絕大多數，耐人尋味的是，疫情同樣嚴重的廣東並沒出現類似情況。

　　學者許紀霖撰文指出，“北京這次的悲劇就在這裡，北京的人口流動性非常高，許多老北京人都對北京缺乏認同感，更別說這麽多外來人口了，這次逃離北京的大多是學生和民工。北京對於他們而言僅僅是一個賺錢和拿文憑的場所，他們和北京的關系是很脆弱的，社會上也沒有宗教、道德、文化或地域性亞社群讓他們留戀。人之所以感到恐懼往往是背後缺乏社群的支持，讓他感到孤獨，無以面對突如其來的恐怖，剩下一條路，只有逃亡了。紛紛逃到自己的老家，因為在老家，還有他們所依賴的社群:家庭、家族、鄰裡等等。”

　　戶口制度是讓人們不願意留在北京的另一個理由，面對陌生而巨大的城市，人的自發恐慌正是衛生防疫的挑戰。

　　北京，因其所賜予的機遇和魅力成為中國精英和打工者向往之地，但是建立在物質基礎上的吸引終究不是建立信任感的良策。

　　被社會寄予厚望的大學生群體選擇逃亡，已說明社會缺失一種共識，一種建立在公民社會基礎上的健全的社會認同感。

　　令人難過的是，當這些逃難者離開北京時，他們面對的是外地封鎖公路和厭惡的白眼。

　　來自同胞的感情隔斷讓這個社會的疏離感增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