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趙普、曹彬經過一輪簡短的商討，迅速決策，下達製令，兩隊驛騎，攜帶密封好的令文及符節，冒雨而出，疾馳北上，分往山陽及燕山北道。

針對契丹主耶律賢之死，劉皇帝派出的吊唁隊伍，實在隆重，堪稱龐大，足足八千漢騎，齊裝滿備，一人雙馬，分兩路進兵，目標直指斡難河。

山陽方向，由驍將康保裔領軍五千北上，楊業次子楊延朗從之，這是主力，也是吸引目光的一支軍隊。

另外一支，則自臨潢府潛發，由馬軍指揮使曹光實率領。曹光實乃是劍南道雅安人，屬夷人，當地豪強，王師平蜀之時，蜀中的叛亂也波及到了雅州，其家族毀於仇敵。

曹光實負母而出，逃得一命，為求報仇，尋到當時正在川南平定獠人之亂的郭進，並奉上雅州地圖以及勢力介紹，並自請為漢軍向導。

郭進當時在川南正殺得興起，叛亂的蜀軍於獠人都已經趨於臣服，得知雅州的情況，自然興趣大增。

對於主動前來的曹光實，見面就有好感，聽其故事，又考校了他的才略，覺得是個人才，於是果斷遣一裨將，分一部軍，由曹光實引路入雅州平叛。

結果自然不必多說，半月即定，曹光實則將他所有的仇人連人帶族全部殺了，這大概就是郭進看到曹光實的原因了，都是狠人.....

川蜀平定後，曹光實便正式加入漢軍，因為協助平定雅州、黎州的功勞，被拜為雅州兵馬指揮使。這其中，自然有郭進舉薦的功勞，還把他介紹給了向訓。

後來郭進到西北任職，想到了在川南鎮壓平亂的曹光實，又上奏將他調到自己麾下，從那時起，曹光實便跟隨郭進在北方領軍。

北伐期間，也是隨郭進挺進西域，攻滅西域契丹，大敗黑汗軍隊，當時就讓許多人認識到，這個南蠻子還真挺能打仗，到了北方居然也沒水土不服。

北伐之戰後的曹光實，已經成為了漢軍的中堅將領，夷人的身份也成為了大漢海納百川、劉皇帝用人不拘一格的象征。

在郭進的舉薦下，向訓作保下，曹光實自西調東，任臨潢府兵馬都指揮使，鎮守燕山北道北部，成為董遵誨下屬的第一大將。此番劉皇帝要趁機對漠北契丹搞事，自然就想到駐守臨潢府的曹光實了。

八千漢騎，自然是一股強大的力量，但與漠北契丹的整體實力相比，也是不夠看的。喚作平時，這樣規模的漢軍北上，也不過是日常襲擾，打打草谷罷了，李繼隆此前五次北上，率軍最眾的一次也不過四千騎。

但誰叫漠北契丹自身出問題了，既然露出了破綻，那就難免大漢露出獠牙咬上一口，如果什麽都不做，那劉皇帝念頭又要不通達了。

趙普、曹彬之所以讚同大漢出兵，除了用兵的規模不大之外，或許也有順從哄著劉皇帝的意思。

不過，即便出兵的製令下達了，仍舊特殊地給率軍出征的康保裔、曹光實一個交待:此番北上，在於攪亂漠北局勢，能戰則戰，不敵則走，不求有功，但求無過，以保存將士力量為先。

這樣的示意，完全反應出大漢朝廷這“攪屎棍”一般的屬性。當然，在北上作戰上，樞密院給了明確的自主指揮權，任康、曹二人臨機決策，畢竟是遠征作戰，茫茫草原，浩瀚大漠，朝廷就是想搞微操，也沒那個條件。

在軍令下達的同時，武德司、軍情司乃至皇城司，這些大漢的情報機構也都緊跟著發動起來，大量漠北契丹的消息開始向東京匯總。

皇城司對漠北契丹也是派出了一批密探，

人數不多，規模不大，但確實存在，這還是延續當初派人往漠北搜索尋找遠征軍蹤跡的行動。後來，張德鈞便乾脆成立一支針對漠北契丹的細作隊伍，當然，其主要目的還在於取悅劉皇帝，畢竟契丹不亡，劉皇帝不安，作為忠犬，張德鈞還是很注意主人的感受。

另一方面，也是將皇城司的影響向外擴張的一種表現，畢竟，從成立之初，皇城司的刺探范圍就局限於兩京，他們的主要職責也只是監控東京輿情。但只要稍微有點野望，便不會自束手腳，張德鈞也不願意讓自己“困”守京師。

因此，這些年，皇城司的眼線密探也在朝京外鋪開，在主要的大城市展開布控。這自然是有些逾越的，劉皇帝也有所察覺，張德鈞也有所匯報，劉皇帝態度是沒有態度，實則就是默許。

當然，在對漠北契丹事務上，仍舊是武德司佔據主導，畢竟經營已久，而他們所能調用的資源更多，作用面也更廣。

趁火打劫、渾水摸魚、攪風弄雨，也是武德司所擅長的。王寅武收到的劉皇帝的指示也很明確，除了繼續刺探收集契丹的消息之外，便是繼續實行拉攏分化，哪怕因為大漢的民族政策，已經斷絕了大部分契丹部族南下歸附的可能，但，終究難免有動搖的，與大漢帝國保持友好關系往來，還是挺有誘惑力的。

大漢這邊多方手段齊下，顯然又將給漠北契丹的局勢帶去更多的變數。而劉皇帝大概是也覺得有些反應過度，在與趙普交談的時候，還問這麽做是不是有些不厚道。

對於劉皇帝這個問題，趙普都有些無語，軍政命令都發布了，明槍暗箭也都準備好了，談及此事時劉皇帝那眉飛色舞、興趣盎然的表情還那般生動......

不過，劉皇帝又當又立的情況多了去了，面對劉皇帝表現出的“不好意思”，趙普還得面帶春風，違心地出言安慰，說什麽大漢與契丹生死仇敵，恰逢良機，自當無所不用其極，陛下不要有什麽道德上的心理負擔，雲雲。

趙普的回答與解釋，從來都是讓劉皇帝滿意的。

耶律賢之死，牽動著兩國的神經，契丹未來局勢的發展，暫時不得而知，但大漢這邊，卻是迅速進入了新一輪的軍事變革。

劉皇帝之所以不願意對邊軍進行大的調整，除了要維護北疆胡民政策的穩定推行之外，漠北契丹的威脅也是原因之一。

當外患的可能降低之後，對內自然也就可以更加安心地推動了。又經過幾次同軍政大臣們的商討，終於絕對，對大漢兵製進行改革。

說是兵製改革，落到根子上，還是財政問題。當然，對於軍隊事務，劉皇帝從來都是謹慎的，以他的態度，也不可能因為財政壓力，便自廢武功。

因此，李繼隆的建言，得到了劉皇帝的認可，商討出的結果，今後大漢的兵製，將從募兵製轉變為募兵與征兵結合起來，落實到具體，對那龐大的在冊將士的數量，也將進行切實的削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