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說大漢哪處情況最複雜,統治難度最大,那麽毫無疑問,西北地區,尤其是關內道北部以及收復時間還不算長的河隴之地。
漢夷雜處,戎狄環伺,民族問題是其根本原因,當然,自古以來,常有西患,這不是件值得驚奇的事。
只是,對當即的大漢而言,所面臨的困難,又遠超前代。畢竟,中原政權,失去對河隴之地的控制,還從來似唐時淪於吐蕃之手那般久,即便有歸義軍昌盛一時,也不過黃粱一夢。
等大漢重返河隴,所面臨的,可以說是一個失去了民眾基礎的情況。吐蕃、回鶻、黨項、羌等胡人,已然在這片土地上生根發芽。
雖然,大漢是以一種包容的心態,接納各族百姓,各方勢力也因為帝國的強大而俯首陳臣,但在推行漢製的過程中,仍舊避免不了矛盾與衝突,降而複叛實屬尋常,流血事件更是屢見不鮮。
一些騷亂,一些困難,一些陣痛,對於偌大的帝國而言,或許算不得什麽,但是在同化統治的執行上,朝廷還是很堅決的。
另一方面,由於統治重心的東移,缺少了朝廷的就近震懾,也使得中央對於西北地區的掌控能力,也不如強的前代那般強,堪稱秦漢以來大一統王朝最弱。
這是一個不可避免的問題,自長安自開封之間有多遙遠,也代表著朝廷對西北統治的難度增加了多少。
不過,在近兩年,新舊民之間的矛盾,也益發凸顯出來了。從當初折從阮平定西北叛亂之後,以漢民稀少,十余年間,對於西北邊州,朝廷一直都在進行遷戶實邊的政策。
根據朝廷官方的記載,前後十五年的時間內,大漢一共向西北地區遷徙了三十余萬眾。不要小看這個數字,即便以西北之大,已然可觀了。
而其中有三次規模最大,關中蜀亂之後,徙亂眾置邊;滅蜀之後,又遷豪強以及叛眾;再加上,對東南大戶的滿滿強遷。
耗了這麽長的時間,費了這麽多的精力,自然見到了成效。至少,原本不均衡的人口分布,變得合理了些,西北地區,漢味華風也更重了些。
但是,大量的外來人口遷入,填補漢民缺口的同時,也直接考驗著官府的統治能力與手段。治安問題,風俗衝突,新舊矛盾,各種各樣影響西北和諧的問題,是層出不窮。
在許多世居西北的百姓看來,這些外來的人,是罪人,是流民,是來搶奪他們生存空間的惡狼。
而大部分遷戶,對此,本就不樂意。三十多萬人中,只有不到兩成,是從全國各地搜羅的無地農民、貧民,以及那些被朝廷在西北的遷戶授地政策所吸引而萌生闖到想法的人。
剩下的,不是流放的罪民,就是強遷的豪強、地主、平民,要麽就是像川蜀、吳越這樣的叛亂余眾。
這些成分複雜,且多含怨氣的人,又被安排在西北這種多亂之地,想想就不是什麽值得喜悅的事情。這大概就是,舊的問題還未徹底解決,新的問題已經產生了。
也就是,當下的大漢朝廷權威正盛,而對西北地區也足夠重視,統治也足夠強力,並且遷戶都是分散安置的,問題還不算尖銳。
但是遷戶的問題,也實實在在地擺在那裡。京城內外,不乏有識之士,比如有西北為政經驗的郭侗就曾上表劉皇帝,講遷戶問題。
已經升關內按察使的前邠州知州王祐,也曾上表,提醒朝廷,說西北遷戶,多懷怨望,希望朝廷能夠加以重視。
對此,劉皇帝給了積極的反饋,除了幾番降詔西北各道州,善加處置民族以及新舊民事務之外,也暫時停止了繼續向邊州強遷人口的政策。
畢竟,劉皇帝移民實邊,是為了平衡人口,鞏固統治的,一定的民怨與反噬可以承受,但若真因為此政策,搞出什麽大亂子,那可就是得不償失。
如果,再同本就叛服不定的諸胡攪扯到一起......那種情況,想想都頭疼。
當然,劉皇帝並不會因為這些不安因素,就為實邊政策感到後悔。畢竟,比起那些胡虜,被遷之民,終究是漢人,長受漢家文化熏陶,不管有多少怨氣,統治起來,總歸要更容易些。
而他們在戎狄橫行的地方,想要生存下去,除了朝廷,除了華夏這個大家庭,又能依靠誰呢?
朝廷需要做的,就是在維持社會穩定的基礎上,靠時間去消解那些怨氣,在政策上予以優待,比如稅收的優惠。
劉皇帝也相信華夏百姓的抗壓能力與適應能力,等遷戶們徹底在西北諸州扎下根來,終將成為漢家統治可以依靠的力量。
只是需要時間,並且帝國要保持強大與安定。
對於西北諸族,劉皇帝最終還是決定,采取繼續同化的政策方針。與西南受限於地理不同,在西北,不論是何族,只要生存在大漢的土壤上,朝廷的力量可以輕松直抵,這也是治理手段不同最重要的原因。
而各族之中,回鶻人已經殘了,吐蕃人分化得厲害,其余小族小部不足為道,到開寶四年為止,值得劉皇帝警惕與重視的,也唯有盤踞在靈夏的黨項人了。
雖然政治經濟手段齊施,在大漢多年不懈的收買、分化下,定難軍、黨項人已然不成氣候,但終究未傷根本,其仍有謀亂之力。
軍情司就向劉皇帝奏報過一個情況,說分化了五六年的定難軍,又有合流的跡象。原因,一是節度使李光睿屁股逐漸穩了, 對銀、綏二州及黨項諸部加以籠絡。
第二嘛,問題還是出在大漢身上,討滅甘州回鶻的行動,最感震懾的,不是他人,正是定難軍與黨項人。
畢竟,這個時期的甘州回鶻,論實力,或許不如黨項人,但一定勝過定難軍,結果卻是那樣的下場。
可想而知,如果朝廷想要消滅定難軍,又能費多少力氣?
在危機面前,內部的矛盾與紛爭,還是可以暫時放下,一致對外。可以說,定南軍的分化,有朝廷的功勞,諸李合流,同樣是迫於朝廷的壓力。
而了解到定難軍的情況後,劉皇帝也意識到,想要解決定難軍與黨項人,光靠政治、經濟手段,是遠遠不夠的,軍事武力才是最有效的辦法。
並且,拖了這麽久,也該把這個問題解決了,大漢輿圖上有這麽一小塊異色,看著也確實礙眼。
而不管是諸族、遷戶還是定難軍問題,對當下的大漢而言,都是隱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