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卑職以為，大總統不可操之過急。()這些來京軍官，可以在陸軍部給他們安排一個位置，每月發餉，但只是虛位，沒有軍權的。至於湖北的軍隊，即使要改組也不能全部放我們的人。應該我們放一個，共和黨放一個，同盟也給他們一個，當然，北疆方面可不能再放了。”

　正說話間，段祺瑞一身戎裝進來了。

　“芝泉，你來的正好！”看見心腹愛將來了，袁世凱熱情地招呼他坐下。

　“我來本是有事求見大總統。”段祺瑞說話比較乾脆，“大總統說我來得正好，不知有何吩咐?”

　袁世凱哈哈一笑:“芝泉啊芝泉，你還是老脾氣，那你先說找我什麽事吧。”

　“我聽說黎元洪已經北上，不日將來參議院接受質詢，我懇請大總統，不可再放虎歸山了。”

　“哈哈哈！”袁世凱笑得十分誇張，“不愧是芝泉，不愧是芝泉啊！”

　段祺瑞有些納悶，趕緊問趙秉鈞:“方才大總統和你商量什麽來著?”

　趙秉鈞連忙將剛才與袁世凱商議的內容說了一通。段祺瑞一拍大腿:“太好了。”

　“芝泉，瞧把你樂得，雖然多了一個師，但鄂軍的戰鬥力必你也清楚，根本不是北洋的對手。”袁世凱對段祺瑞那股高勁不以為然。

　“不然，大總統，我非是為鄂軍而高興。”段祺瑞認真地說，“鄂軍我根本不放在眼裡，就是您現在讓我主持裁撤都可以。”

　“那是為何?”袁世凱感到奇怪。

　“漢陽兵工廠！”段祺瑞說出了他要的東西，“漢陽廠自去年革命以來，一直掌握在湖北手中，名義上陸軍部有統轄權。可黎元洪這老狐狸根本不讓我們下手。更加不妙的是，為防止軍隊勢力坐大，黎元洪已逐步停止了兵工廠的生產，現在全部閑置。從軍備武的要義來講，軍械十分重要的，從外國進口緩不濟急。惟有自己生產才是正道。可中國三大兵工廠，沈廠握於北疆，根本不容我們插手，漢陽廠操於湖北。也不能下手，我們手中的北洋廠，卻是三大廠中最小的，產量和技術都比前兩者要落後。我一直以來都籌劃著擴大，無奈款項和技術都有不足。有心無力。現在得此機，豈不妙哉。”

　袁世凱一拍腦門，猛然醒悟道:“若非芝泉醒，我幾乎忘記。”

　趙秉鈞插嘴，問段祺瑞:“那漢陽鋼鐵廠是不是也接收過來。”

　“是。現在北洋生產槍炮用地鋼鐵。都是北方實業的。說好聽是購買。說不好聽是秦時竹施舍給我們，別看他現在很樂意將武器什麽的賣給我們，但我仔細看過了，最新式的貨色隻佔其中很少一部分，而且價格偏貴。在目前情形下，我們一方面要自己生產，一方面又不得不從他這裡購買;如果漢陽鋼鐵廠、兵工廠能全線復工。我們可以擺脫目前這種受製於人的情況。”

　“芝泉的話有道。國防大計，萬萬不可仰人鼻息。”袁世凱還是很有志氣的。“你回去仔細調查一下，看看要多少錢和多少時間才能復工，張南皮(張之洞)搞的爛攤子，還得我袁某人給他擦屁股。”

　“稟大總統，自辛亥年以來，這兩廠一直風雨飄搖，工人和技師走了大半，我聽說基本都給北方實業和沈陽廠搜羅去了，就是江南製造局、福州船政局、德州兵工廠、金陵兵工廠的工人，也紛紛湧去北疆。現在沈陽廠地工人總和，頂得上全國其它各家兵工廠的總人數，至於技術力量，更是雄厚。”段祺瑞說，“如果今年接收漢陽，我看要一年功夫和至少5萬的投入才行。”

　“行！”袁世凱咬咬牙，“這事你全權去操辦，現在大借款還沒有落實，你先去5萬。”

　“謝大總統。”段祺瑞最後說，“我讓徐樹錚全權操辦此事，大總統以為可否?徐樹錚是段祺瑞的頭號心腹，當時就名為陸軍次長，後來因為要安排南方人物才做了司長。但袁世凱對徐樹錚地印象不好，一聽段祺瑞這麽說，眉頭就開始皺起來了。

　趙秉鈞見袁世凱的臉色不大好看，知道段祺瑞地話觸到了老袁的忌諱，趕緊打圓場:“我看此事事關重大，還是請芝泉親自掛帥，讓又諍(徐樹錚的字)做個幫手吧。”

　袁世凱咳了一聲，勉強答應了。他討厭徐樹錚，但不能為了這個得罪段祺瑞，畢竟還要靠他辦事。

　“那多謝大總統了，具體進度如何，我每月用公報呈總統府審閱。”

　此時，黎元洪人還在火車上，卻沒有到自己的命運已經被人定局了……

　視察鹽政，早就在秦時竹的日程安排之內，無奈實在太忙，分身乏術，不得不推遲到現在。與秦時竹同行地，除了左雨農和幾個秘書外，還有何峰和王永江。

　北疆政治體制改革後，對鹽政也有一個總地考慮，特別是財政窘迫，急需增加收入，頓鹽政便成了當務之急。在熊希齡和王永江的共同推薦下，鄭昊成了遼寧的鹽政處處長，此刻他正在營口鹽務分局焦急地等待秦時竹等一行人的到來。營口鹽務分局下轄鹽田26萬余畝，年產量在六萬噸以上，為東北各鹽場之最，為改革鹽政，鄭昊決定現場辦公，因此，鹽政處長不呆著沈陽，而是跑到營口去了。

　秦時竹的興致很高，一下飛艇，就直奔營口鹽場聽取鄭昊的匯報，一行人邊走邊聊:

　“鹽為人體所必須，且需求變動不大，自古以來，就是課稅對象，一來穩定。二來可靠。”鄭昊告訴眾人，“世界各國莫不如此。其中又以日本人均用鹽最高，年均在18斤左右，中國以江浙沿海地區最高，16斤左右，北方內陸地區稍少，也在12斤以上，東北各地，介於兩者之間。約為14斤。中國人口眾多，若是課稅，顯然是一筆不小的數目。”

　製鹽方法，由於資源不同、各地自然條件地差異。製鹽方法各不相同，可謂因地製宜、因時製宜。遼寧、直隸、山東、淮北、福建、廣東等地地鹽主要為灘曬;江蘇的淮南、松江、浙江各場之鹽。有用板曬地，有用釜煎地;四川、雲南的井鹽大多為汲鹵煎製;山西、陝西、甘肅、蒙古、新疆等省的池鹽則系曬製。

　灘曬是最為簡便易行的方法，鹽池設在鹽灘附近，灘分為溝灘和井灘兩種。所謂溝地處指在近海之處事前挖掘土溝，以便容納海水。井灘是指在距海坡稍遠的地方。選樣鹼地鹵旺之處。挖井汲水，然後曬鹽。

　首先開溝納潮，將湖水導入儲水用的大圓地池以備曬鹵之用，於曬時將池中海水引入事先平好的專曬鹵用的方池。這些池自七層至十一、二層不等，由高而低，秩序井然。成鹵之處在長蘆、遼寧鹽區叫鹵台。退潮之後，海水流經數個方池。層層套曬。經日光蒸發逐漸濃縮為鹵，當鹵水已形成時。乃放入鹵台，並導入成鹽的小池，遍撒種鹽以促使其結晶，最後將結晶之鹽掃起即成。如果灘地距海較遠，則掘井汲水曬製。井口直徑1米至米不等，深及地下水，汲井水入池後，曬法同前。由於灘曬方法簡單，製成之鹽成色又好，所以多數地場區采用此種方法，灘曬之數大約為全國產量的三分之二強。

　就質量而言，以灘曬最為堅實、味鹹，釜煎次之，板曬最差，製鹽成本又以灘曬最為節省，每年春秋兩季，如逢天氣晴朗，生產相當順利，場價每斤不過1厘，最多厘，而其它方式成本較高，從四厘到一分不等。淮南、浙西煎熬成本與遼寧相比，相差數十倍。

　鄭昊一邊說，一邊將各處鹽田指給秦時竹看，後者點點頭，“這麽說來，咱們遼寧的鹽很有優勢嘍，那為什麽天下最出名的是長蘆和兩淮地鹽?”

　“成本低並不一定利潤高，更不代表鹽稅高，長蘆和兩淮的鹽出名，非因其成本低而是因為那裡鹽稅高。”鄭昊笑著解釋，“兩淮鹽稅每年達到2萬元左右，長蘆也有11余萬，除了這兩個，連粵鹽鹽稅也比咱們多，在8萬元左右，而遼寧之鹽稅，不到7萬。”

　這就怪了，秦時竹看過鄭昊遞交上來地前清關於各地鹽產量的報告，遼寧鹽產量和長蘆基本相等，一年在萬噸左右，兩淮略多，在46萬噸以上，兩廣的產量卻只有遼寧的一半。“這麽說來，各地平均鹽稅有很大不同嘍?”

　鹽政自漢以來雖定專賣製，但唐以後征稅制亦相輔而行。但那時私鹽並不盛行，其原因在於今時灘曬鹽尚未發明，煎鹽易於管。而且直到清初鹽稅較輕，全同稅率劃——，販私利益不大，而罪責極大，無人敢輕易嘗試。鴉片戰爭之後，曬鹽方法盛行，沿海到處都可。太平天國之時，時局動蕩，官府鹽倉被焚毀，灶戶與商販直接交易，稅收既然不能在產地向窮苦灶戶征收，於是就仿效厘金辦法，到一地征一次稅，過一卡加一次捐。在這種情況之下，引界愈密，緝私愈嚴，販賣私鹽獲利就愈厚。終清之世多增一捐稅即少銷一斤官鹽。而引商有包課之責，不得不重斤夾帶，摻和泥沙，使外國牛馬不食之穢鹽強迫人民以重價購買食。害民若此，而國家收入並未見增。

　特別是清末以來，國家入不敷出，又歷經甲午、庚子兩筆巨額賠款，鹽斤不斷加價，成為鹽稅的主要組成部分，比如長蘆鹽正課每引6兩，而加價為45兩，平均下來，每百斤在一兩以上，淮南四岸(兩淮地一半)，每百斤高達25兩，兩廣鹽稅平均，亦在24兩左右，而東北各省，因為是祖宗隆興之地，鹽稅正額只有區區4兩，加價也不多，每百斤還不到8兩，稅賦可謂低廉，故而產量雖高，收入卻沒有相應地水漲船高，自然也不出名。

　鄭昊詳細地解釋了秦時竹地疑惑。

　“原來如此。”秦時竹等人恍然大悟，“那東北的鹽稅與世界各國相比，是高了還是低了?”

　“據南通張季老(曾任兩淮鹽政使)估算，我國食鹽稅率平均約為每百斤18兩，合銀元27元，為平均計算的製鹽成本五倍還要多。而同期西歐各國的鹽稅較低，折合我國貨幣，約每百斤12元至1元，日本則為148元。因此，我國平均鹽稅比外國要高出一倍左右。而這都只是名義稅賦，不包括各種規費(各級官吏的勒索費用)和報效(鹽商被強迫的政治攤派)。若是算上這些，恐怕平均鹽稅更高。”

　一開始聽到東北的鹽稅比外國還低， 眾人臉色都很好，但後來聽說除此之外還有大量稅收流入私人腰包，大家地心又猛地一沉。

　“你嘗試估計一下無論正稅、雜稅，有名之稅，無名之稅，全部加起來一共有多少?”

　“國家稅賦容易計算，歷年都有積檔，但規費、報效等，並非中央和地方政府地收入，而是流入私囊，確數難於計算。雍正年間曾加以頓，將查出的規費收歸國有，總數約和正稅相等。以後歷朝都有頓，但都不能禁止各級官吏在此之外索取。很顯然，規費雖然最後都通過增加鹽價地形式轉嫁到民眾頭上，但不能、也無法將其計算在鹽稅收入內。根據姚瑩對淮南四岸的估計，規費與正雜各鹽課的比例約為1:。

　至於報效，起源於乾隆中期，以後每逢大宗軍需、慶典、工程，淮商捐款動輒數百萬兩，長蘆、山東、兩浙亦數十萬兩，幾成慣例，每年均以一定數目隨鹽課帶征。報效與規費有相似之處，它並非法律規定的國家或地方稅項。其在鹽商方面實系一種賄賂性質，而在朝廷方面則為勒索，雖無加稅之名，卻有加稅之實。”鄭昊總結道，“如此算來，全國平均鹽稅當在西歐的四倍以上，日本的四倍左右。東北情況稍好，也在兩倍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