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末，一場席卷全球的大流感引起了世衛組織的警惕，這場流感爆發的非常蹊蹺，不僅發生的時間非常相近，就是病原體結構也出奇的一致。這種情況打破了流感病毒自然傳播規律，帶有十分明顯的人為特征，於是世衛組織的向各國衛生檢疫機構發出黃色警報，提醒有可能恐怖分子在實施生化攻擊。

　　唯一值得慶幸的是，這種流感病毒不會致人死亡，只是傳播速度比較快，一般通過空氣塵埃、唾液鼻涕、日常接觸等方式，以驚人的速度擴散。治療起來也不麻煩，病情輕的，靠自身抵抗力就能扛過去，病情重的則需要去醫院打點滴。患者病情痊愈後，就具有一定的免疫抵抗力，健康的人如果做好防護措施，也不會被感染。

　　但即使這樣，各國醫院裡每天也是人山人海，看病打點滴的人絡繹不絕。由於現代人工作繁忙壓力大，兼之缺乏足夠的休息睡眠和運動鍛煉，所以身體素質普遍較差，一旦被傳染流感病毒，基本會無可幸免地呈現咳嗽流鼻涕、頭暈昏沉，四肢酸痛等嚴重症狀，靠自身抵抗力很難扛過去。再加上都市人生活節奏快，以及“一日不工作，一日不得食”的困窘生存境況，因此病人們通常會選擇見效最快的打點滴方式治病。

　　在這種情況下，偶爾有幾個同樣帶著流感症狀，但實際上是超級病菌攜帶者的病人進入醫院也就被誤診忽視掉了。一直到十月中旬，當流感致死的病例突然急劇增加時，各國政府才感覺大事不妙，紛紛發出緊急戒嚴令，對感冒患者一律采取嚴格隔離措施，但這時候為時已晚，盡管政府規定學校停課、企業停工，但混合型的超級病毒已經在全國流傳開了，一個個街區，一個個城市被死神的鐮刀所收割。三個月過後，據統計全球有二十多億人死於這種被世衛組織的命名為“黑玫瑰”的超級流感病毒。

　　然而，全球患者被治愈的記錄卻是零……

　　在死神的威脅下，全世界經濟陷入徹底癱瘓，人們的日常生活、學習、工作空間也只剩下在家裡的方寸之地，昔日喧囂沸騰的地球終於安靜下來。這時候如果乘飛機從天空向下俯視，你會發現一座座城市往常車水馬龍，川流不息的場景再也看不見了，只剩下死一般的沉寂大樓，以及空空蕩蕩的街道。

　　後世人們普遍將這場災難與歐洲中世紀的大瘟疫相提並論。十四世紀四五十年代，對於歐洲來說，是一個極為悲慘的時期。席卷整個歐洲的被稱之為“黑死病”的鼠疫大瘟疫，奪走了2500萬歐洲人的性命，佔當時歐洲總人口的1/3！

　　請注意發生在20世紀，堪稱人類史上最為慘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歐洲因戰爭而死去的總人數僅為其人口的5%。足以看出這場瘟疫給歐洲人民帶來的災難。在英、德、法等語言中，當時均用由拉丁文“pestis”演變而來的“pest”一詞來稱呼這種鼠疫大瘟疫。由於黑死病是一種極為凶險的傳染病，傳播非常迅猛，於是在講羅曼語和日耳曼語的國家和地區，很多地方在房屋的牆上觸目驚心地寫上了一個大大的“P”字——警告、提醒路人，此屋住有黑死病人，要小心迅速躲開。就像黑死病會傳染那樣，在牆上寫“P”字的做法仿佛也會傳染似的:一座又一座的房屋牆上，一個街區又一個街區的屋牆上，均出現了一個個黑黢黢、瘮人的大大的“P”！

　　以國家而論，在這次大瘟疫中，意大利和法國受災最為嚴重;而少數國家如波蘭、比利時，

整體上較僥幸地成了漏網之魚。在城市中，受災最為慘重的城市是薄伽丘的故鄉佛羅倫薩:80%的人得黑死病死掉。在親歷者薄伽丘所寫的《十日談》中，佛羅倫薩突然一下子就成了人間地獄:行人在街上走著走著突然倒地而亡;待在家裡的人孤獨地死去，在屍臭被人聞到前，無人知曉;每天、每小時大批屍體被運到城外;奶牛在城裡的大街上亂逛，卻見不到人的蹤影……　　在慘狀前，薄伽邱驚呼:“天主對人類殘酷到了極點！”與佛羅倫薩相比，在它北面的另一大城市米蘭卻分外幸運:在黑死病黑雲壓城般的包抄中，竟然奇跡般地安然無恙。當然，像米蘭、布拉格這樣幸運的城市隻構成少數的例外。大部分城市都無法幸免於難。

　　歐洲大傷元氣，因大瘟疫而引起了社會、經濟和政治的大變動。大瘟疫引起了大饑荒，盜賊四起;天主教的威信受到極度沉重的打擊;當時又掀起了一波又一波迫害猶太人的浪潮，理由是猶太人到處流動傳播瘟病並四處投毒。在美因茨，1.2萬猶太人被作為瘟疫的傳播者而活活燒死，在斯特拉斯堡城內殺掉了1.6萬猶太人。

　　爆發於14世紀中後期的黑死病，在給人類造成巨大的傷害同時，也對文明發展方向產生了重大影響。西方學者認為它已成為“中世紀中期與晚期的分水嶺”、“標志了中世紀的結束。”黑死病對中世紀歐洲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宗教、科技等方面造成了劇烈的衝擊，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有許多學者把黑死病看作歐洲社會轉型和發展的一個契機。經歷了黑死病後，歐洲文明走上了另外一條不同的發展道路，更加光明的道路，原來看起來非常艱難的社會轉型因為黑死病而突然變得順暢了。因而它不僅推進了科學技術的發展，也促使天主教會的專製地位被打破，為文藝複興、宗教改革乃至啟蒙運動產生重要影響，從而改變了歐洲文明發展的方向。

　　著名哲學家尼采有一句精辟的格言:任何新思想在誕生之初，都是“惡”的，因為在傳統眼裡，它們都是叛逆。

　　二十一世紀初，人類社會已經進入極度不穩定狀態，越來越嚴重的貧富兩極分化，再加上愈演愈烈的失業大潮，導致社會矛盾高度激化，各種罷工抗議活動此起彼伏。法國的黃馬甲運動，智利的大騷亂都是因為一些在政府看來不起眼的“小事”成為民怨大爆炸的導火索。

　　在政治上以老人為代表的傳統勢力，借助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高科技力量，對社會的監控越來越嚴密，表面看社會是在不斷走向民主開放，實際上卻是處在人人被監控的極權政治時代。

　　在經濟上，越來越高的生產效率，迫使勞動者整天疲於奔命，加倍努力工作，卻只能拿到微薄的薪水，奮鬥在大都市裡的年輕人不僅無力贍養父母，反而需要父母拿出錢來替他們支付房租和生活費。傳統的“養兒防老”’理念，變成了現代的“養老防兒”恐懼，這逼的世界各國年輕人紛紛選擇不婚不育的單身生活模式。

　　在教育方面，沿襲了兩百多年的工業化教學模式和精英篩選制度依然是傳統教育的支柱，面對在人工智能時代一浪高過一浪的失業大潮，學校不知道該教孩子們什麽才能在未來的社會中贏得一席生存之地，隻好閉著眼睛繼續在老路上走，反正上學是國家強製政策，至於畢業即失業，培養出不合格的廢材，對學校而言是不負責退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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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社會學家認為，二十一世紀初的全球政治、經濟、民生就如同一個老人走向生命的黃昏時，各種器官都開始僵化失靈，老人知道自己身體出了問題，但卻無法醫治動手術，因為那個器官大動乾戈都會引起身體綜合並發症，那樣反而有可能會死的更快。唯一的辦法，就是拖下去，活著是第一位的，至於善惡、對錯都是次要的。

　　而“黑玫瑰”超級病毒的大流行，改寫了人類歷史文明發展方向，因為它徹底中斷了傳統社會的發展軌跡，在無藥可解的病毒面前，無論是統治階級，還是被統治階級;無論是權貴名流，還是貧民百姓;無論是正義的人，還是反正義的人……都無人能幸免。

　　當老一代徹底死去之後，新思想才得以傳播流行……

　　第二卷《殺機》結束，第三卷《改命》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