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38年10月廣州、武漢相繼失守以後，全國抗日戰爭進入戰略相持階段。日軍鑒於在中國戰場戰線過長、兵力不足的原因，被迫調整侵略中國的政策，並逐漸開始將其主要兵力用於打擊在敵後戰場的八路軍和新四軍，而對國民黨政府則采取以政治誘降為主的方針，敵後戰場逐漸成為抗日戰爭的主要戰場。

　　1940年，隨著新四軍取得對國民黨反頑鬥爭的勝利和對日偽軍的反掃蕩鬥爭的勝利，新四軍的力量和影響力不斷擴大，與八路軍一起，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敵後遊擊戰的重要力量。隨著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隊伍擴大，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把八路軍、新四軍當著了眼中釘、肉中刺，迫切希望限制甚至消滅共產黨所領導的軍事力量，同時，日軍也希望假借國民政府之手，消滅八路軍和新四軍的有生力量。

　　而1940年被稱為“黃橋事變”的國共雙方軍事衝突，不但造成國軍萬余人傷亡，且讓本來僅駐安徽的新四軍控制了江蘇部分省境，這更加加大了蔣介石及國民政府消滅共產黨的決心。

　　1940年10月，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響應蔣介石要求，向八路軍和新四軍總部發出了攻擊和汙蔑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武裝力量的“皓電”，同時，要求在日軍後方堅持抗戰的八路軍、新四軍，在一個月的時間內，將50萬的武裝力量合並縮編為10萬，而且要全部開赴黃河以北進行整訓。中共中央根據對目前全國抗日戰爭形勢發展的前途，以及影響它的各種力量作出冷靜的分析，提出了要堅決打退國民黨頑固派進攻的方針，要求江北的部隊暫時免調，而對皖南的新四軍方面，決定讓步，答應國民政府進行北移。1941年1月4日，奉命北移的新四軍軍部及其所屬皖南部隊9000余人，從雲嶺駐地出發繞道北上。

　　倪克林被派往第五支隊後，因為經常在不同的地區作戰，平時對日偽軍和國民黨頑固派的戰鬥任務比較繁重，他和譚仁龍也是分開之後好久沒能見面，所以趁著這次集中轉移的機會，倪克林終於有了能和譚仁龍見面的機會。譚仁龍這時已經是第四支隊第二團一營三連連長，而倪克林則是第五支隊第八團二營三連的連長。

　　“仁龍，這段時間你瘦了，聽大家說你生病了。”倪克林見到譚仁龍之後關切地問到，他也是剛知道，前一階段對日偽軍“反掃蕩”進行到白日化的時候，譚仁龍生病了，高燒一直不退，但是他堅持帶病作戰。譚仁龍咳了咳，半開玩笑地回到:“不礙事，發了點高燒而已，這點小病哪裡抵得上敵人的炮火猛烈。你這個大忙人怎麽有空來看我?”“我們也好久沒能見一面了，所以我想過來看看你和大家，不是部隊正好要北移嘛，就抽空過來了。”“你說這次北移，也不知道蔣委員長和國民政府葫蘆裡賣的什麽藥，突然就讓我們北移。”譚仁龍接過北移的話題。“我看肯定是黃鼠狼給雞拜年，沒安好心，我可聽說了，前面和我們搞過摩擦的李品仙、韓德勤部正蠢蠢欲動。”“兵來將擋，水來土掩，咱們又不是沒有和他們交過手，我看多打幾次，把這些頑固派打疼了、打怕了，他們也就老實了。”“希望如此。”倪克林若有所思，他總覺得這次轉移心裡不踏實，本來說好的轉移一直沒能實施，就這麽一拖再拖到了現在，他又聽說國民黨部隊不知道為了什麽目的，正在暗中集結，這次國軍規模好像比之前又增加了許多。

　　1941年1月7日拂曉，一陣密集的槍炮聲將正在休息的倪克林從睡夢中驚醒，只見一個戰士匆匆跑過來向他報告:“連長，有股國民黨軍隊襲擊我們。”“只有我們這遇襲嗎?”倪克林有點本能地問到，以前和國民黨頑固派作戰，雖說是被迫反擊，但是好歹是運動中和敵人周旋，而這次北移，路線都是固定的，相當於把自己的行動意圖完全暴露給了敵人。“聽這槍聲，應該不止一處被襲擊。”倪克林聽了心中隱隱感到事態嚴重，說到:“組織同志們進行防禦，全體準備戰鬥，要密切關注戰場動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