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嘗試過給爺爺寫信,剛到日本我每天晚上都會寫信,慢慢的兩三天一封,等信攢夠一遝,就把它寄出去。
我從來沒有收到回信,一邊安慰自己爺爺太忙了,一邊再一封封的信攢著。人永遠不知道下一步會發生什麽,再如何小心翼翼,戰戰兢兢,也無法避免命運的擺弄。
在以後的日子,我時常會想,是不是沒有我的信作為證明,會不會那個我曾經所厭惡的老流氓會是另一種結局?
三叔說,萬般皆是命,半點不由人。
一九六一年,我遇上了我的第二任妻子,她叫和子,那時的她還是一個是十八歲的女孩,而不是後來那個陪我走了大半輩子的女人。
和所有女孩一樣,愛美是女人的天性,會偶爾冒著違反學校的規定穿一條白色裙子,也會在放學後和幾個要好的朋友去好看的玩具店。這些我自然不會關注的。
我不知道她是如何注意到我的。在這個班裡,我似乎是另類,與周圍人的氛圍格格不入。
她一出現變成了我整個生活的風暴。她不知道的是,感情這東西呀,時間一長,再一折騰便是溫水煮青蛙,青蛙得死,時間太短,一見鍾情,快刀斬亂麻,亂麻會斷。
恰逢其時,恰到好處才是行雲流水,信手拈來。
她一點不像傳統的日本人,嚴肅保守,守著作為女孩的本分。
她一來便是長驅直下,一點策略不講。課間我喜歡站到外面,看風把葉子吹的沙沙的,隨風搖曳的,她也跟著我身旁自顧自的講,我很少搭理她。
我明確告訴她,我們之間不可能,人生會遇到很多人,我只不過是冰山一角。
我不知道她如何注意到我的,她只是說,我的眼睛很亮。
她的父親死於二戰,只是一個普通的士兵,手裡也沾滿中國人的鮮血。我和她說,我是中國人,這是國恨。從那之後,她果然不再在我旁邊。
她討厭中國人,我討厭日本人,即使在一個教室裡,我們也沒有打過招呼。
全班的人都稱我是支那人,包括老師,在背地裡也是“班上那個支那人”這般稱呼。
在沒了她在旁邊嘰喳之後,我徹徹底底成了一個人。
我們的冷淡關系一直到高三,一九六三年,日本進行了高考的改革,原本的入學檢查變成入學測試,作為進入大學的門檻。
一九六四年,高中生涯終於結束了,東京沉浸在歡樂而忙碌的氣氛裡,東京奧運會就要來了,我與這氛圍格格不入,我越發想念村裡那顆百年的樟樹。
高三畢業後,和子約我去溜冰,正是櫻花盛開的季節,電車在一個個軌道上穿過,隻留下一陣的鳴聲。
風吹起花瓣,在空中轉幾個圈才肯落下,遠處的工廠的煙,滾滾的直上,到更高處散開了來。
她和我去了一所溜冰的木屋,她和我說,他爸爸經常帶她去那。
那是一座年久失修的木屋,地板依稀見得光滑,蒙上一層厚灰,陽光從殘破的窗格灑下來,在空氣裡留下一道朦朧的光景,輕輕的鋪在地板上。
落下的蟲子翻著肚皮,努力地把肢節揮舞起來,要把身子翻過去,地上肢節的影子也在揮舞著,木屋上的蜘蛛網上,網著蜘蛛的空殼,還有其他不知名昆蟲的空殼,年輕的蜘蛛正在結著新網,匍匐在蛛網上。
木屋外面的櫻花開的正盛,我不由想起來村口的梧桐,爺爺說梧桐樹最守信用,桐花清明始華,
桐葉立秋而落。 村裡有求子的人家,便在那梧桐樹掛上紅布條,桐樹結桐子,桐子童子,婦人們都說桐子送子哩。桐子也用來榨桐油,桐油用來漆家具,百年都不生蟲。
偶爾有風吹過,把花香味送來,中和著屋裡塵埃的味道。和子說,就像新渡戶稻造先生在武士道中所寫一樣,“就像櫻花是日本的象征一樣,武士道也是日本這片國土上固有的花朵;它並不是保存在我們的歷史標本集中的一種古代美德的乾枯標本。它是依然存在於我們中間活生生的力和美的對象。”
我對這些本毫無興趣, 在我的心裡,所謂武士道也不過是舉起屠刀對向無辜、手無寸鐵的婦孺百姓。自是沒有聽到她後面的話。
木屋散發出年久的霉味,和子把它清理乾淨之後邀請我溜冰,我從未接觸過這種鞋子,四個木製的小圓輪把鞋子撐住,在村裡也沒有,或許爺爺也沒有見過的。
我不會玩這種新奇的鞋子,和子在一邊滑來滑去,我只是勉強走動起來,小心翼翼地,移不開腳步。
夕陽發出金色的光,和著風吹到木屋,連帶空氣裡的花香味吹散,陽光下的灰塵也隨著風卷起來,像輕煙一般。
和子說,這夕陽真美,就像太陽一般,一個人再怎麽年輕氣盛,耀眼到無法讓人直視,老了以後都該平心靜氣,散發出這種柔和的金色的光。
我望著這屋外的櫻花,腦海中便是老流氓那晚披著月光的樣子。我們都像牛吃草一般,初入眼的事,剛入耳的話只是囫圇吞棗,當再倒出來回味一遍,更有許多滋味。
也許老流氓是孤單的,像那晚的月光一樣清冷。
在回去的路上,和子被車撞了,由於東京奧運會場館的籌建,路上隨處大大小小的坑窪。
她本是可以避開的,她為的推開我。我把和子送到醫院,再聯系了和子的母親。
我第一次見她的母親,穿著白色襯衫和黑色裙子,顯得幹練而年輕,她的身旁是一位穿著西裝的男子。
她禮貌的向我道謝之後,便讓我離開了。
此後的二十年,我再也沒有見過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