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的東京奧運會讓日本重新自信起來，震驚世界的是中國出現的巨大蘑菇雲。

　　我一輩子戀戀不忘的那片土地，此刻又再一次將根扎的更深。我把報紙上的新聞剪下來，貼在我的房間。

　　在東京，我們自己有個小的團體，大多是我們這種被日本媒體描述為悲劇之子的成員，還有少部分的日本華人華僑。

　　在那裡，我遇上了我的第一任妻子。

　　她高高瘦瘦的，她的背和老流氓一樣，挺的直直的。密而不濃的眉毛下面是一雙杏眼，右眼眼角一顆淚痣，鼻梁不高，架著眼鏡，連黑色眼鏡鏡框都架不起來，手捧著一本舊筆記本，封面是娟秀的漢字，唐向澤，像個男名。

　　她告訴我，她的父親是一位光榮的革命戰士，父親最崇拜的人是毛(MZX)主席，便給她起名為向澤，還有一個雙胞胎妹妹，叫隨澤，在戰爭期間，

　　我想，要經歷多少個碾轉反側，才能風淡雲輕地把悲傷與難過說給旁人聽?

　　她是一位華人，為了找她的弟弟來了東京。找到之後，他的弟弟就只剩下一座墳墓，她就在離這墓不遠的住宅區租了房子，守著他弟弟。

　　他弟弟是東北日本開拓團的後代，日本一些農民征到中國開荒種糧，實現對中國的潛移默化的文化輸出和糧食保障。一九四九年，日本天皇寫下停戰詔書，大量的日本遺孤被留在中國國土上。

　　這些孩子的父親，大多被強征去當兵，死在戰場上。

　　他父親便領養了一個一歲的男孩，起名唐向東，那一年她八歲。“父親說，人之初性本善。作惡的是日本鬼子，孩子怎麽都是無辜的。”

　　“起先，我總覺得他是小鬼子，對他不理不睬，但他每次都咧著嘴朝我笑著，用不清晰的話喊著姐姐，嘴上一邊流著哈喇子，一點也不看我對他那樣子冷淡。”

　　“父親說的對，人之初性本善，小孩子是無辜的，是張白紙，但憑你怎麽個去寫。”

　　“等到他十歲，村裡的流言都起了，都在說他是小日本鬼子，要遭了天譴，被雷劈死，做個孤寡人，一輩子討不到婆娘，沒人養老送終。”

　　“十歲的人，早就聽得懂話兒，他也不回應，每次都是紅著眼回家，哭也不哭。這年冬天裡有婦女聯會的人過來，說是領養的日本孩子可以遣送回國了，免費的包船回日本，還能拿到憑證打折買東西兒。”

　　“父親說，要是他想回日本，也不攔他。十歲的孩子，也懂得什麽家國情懷了，死活都不去日本。”

　　“就在那年冬天，有人騙著他去撈魚，那個時候，河面上全是厚冰，天氣冷的直打哆嗦，他怕把衣服弄濕，衣服脫了和人家去撈魚。”

　　“那人便趁著不注意，把他推了下去，等找到他時，已經沒氣兒了，手指頭上面還串著一條魚。父親使勁的按他胸口，對著嘴渡氣給他。”

　　“他是為了我喜歡吃紅燒魚，才去抓的魚。那時候我知道我把他當做骨肉相連的弟弟了。都說大難不死，必有後福。我真一點也不信的。”

　　“父親怕他再遭殃，村裡的孩子都恨著鬼子，連帶著我弟也恨上，都以為他是鬼子，這手下的忒毒。父親便哄著他去了日本。那時候他因為凍得久了，已經經常的咳嗽了。”

　　“過了幾年，父親也沒了。我在這世上就只有一個親人了。我沒法子，偷偷帶了社裡的糧食去了縣城，可縣城的婦女主席說，她們也沒法子，中國和日本這幾年關系冷淡，

沒有外交。搖著頭讓我去市裡”　　“我就繼續走啊走，去找市裡的婦女主席。這個主席她也沒法子，讓我去省城，她就派了一輛車，給我打了個條子，讓人帶著我去了省城。”

　　“省城的婦女主席看我是個小姑娘，也不搭理我。我就天天守著，蹲在那門口，後來下大雨，我全身被淋濕了，沒處可去。她把我帶到她家，給我洗了澡，擦了頭髮，讓她丈夫想法子給我弄到船票。”

　　“她丈夫是開車的， 修的一手好車，整日裡和汽油打交道，手黝黑的，臉白淨的很。聽婦女主席說，她丈夫厲害著，一個人頂十個，有些本事兒，不然怎麽追的上她呀?”

　　“過了一個多月，他丈夫便給我搞到韓國去日本的船票。他開車把我送到鴨綠江那塊。交代我已經托人將我送到韓國坐船那兒，給我塞了一些餅乾，還有一些紙包糖、牛奶糖，他就開著車離開了。”

　　“我單單知道我弟弟被送到東京，可東京那麽大，找一個人如同海底撈針。我找了一份工作，做殯儀的事情，薪酬也高。我買了一輛自行車，有空我就蹬著它到處去尋人。”

　　“一年前，我在殯儀館那記錄裡找到他的名字，他一直以中國名字在生活，這墓碑上刻著的也是中國名字。他是和父親同一天走的，說什麽必有後福，大難不死已經是最大的福氣了。”

　　她像竹筒倒豆子般，把所有話說出來，我不知道如何安慰她，對於她來說，我是幸運的。

　　一個幸運的人去安慰不幸的人，怎能感同身受去走進那種痛苦?更顯得一種對人的憐憫。

　　我們開始頻繁的聯系，她一直是我的理想型妻子，文文靜靜的，從不和人吵架，對著誰都是溫柔的性子。

　　在五年之後，我們結婚了。

　　沒有舉辦婚禮，也沒有浪漫的旅行。我在她弟弟面前承諾一定照顧好她。

　　大學畢業後，我進入了一家法律會所，她還是做著殯儀的工作，她說，這是弟弟生前停靠過的地方，也算是個念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