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覺得只要是死了人，就不是好事，也不能叫好事，我到現在也不能理解“喜喪”的意義。身體的喜怒通常就決定了什麽事是壞的，什麽事是好的，當然，縱欲不能算好事，嗜酒、抽煙、毒品……都能讓身體“開心”，不能說它們就是好事，不然的話就會像黃昏的斯多葛學派那樣，被解讀為享樂主義。相應地，太過於清簡也不能說是好事，人的趨利性就證明了人人都需要更好的生活條件，就像西非部落裡的人倘若見到了瑞典人的生活條件，也想要過瑞典人的生活一樣，但是不見得他們也喜歡耶穌和教堂，盡管瑞典人可以在做禮拜的時候很開心。

　　我常常說母親不懂得享受生活，她步入60的時候仍然堅持認為旅遊是一件壞事，進飯店也是一件壞事。她說她不能理解為什麽家裡種的土豆只能賣一兩塊錢一斤，還要被人挑挑揀揀，而飯店裡的一盤土豆絲就可以標價好幾十塊錢。每次和她說起這些事情的時候，我都會想起我那同村的最會享受的人，阮、朗兄弟。

　　阮刀與朗富無論是從遙遠的祖上算起，還是在八十年代的關系網來看，除了同村、鄰居的關系，是有任何交集的兩戶人家，要說他們的親密無間，只能是從二人的父親來能理清。阮刀的父親是鎮書記的堂哥，而朗富的父親是鎮書記的戰友，二人本不認識，直到朗富的父親退伍回到地方上，在老戰友的極力邀請下阮刀的父親申請來到本鎮就職。

　　後來由於挪用公款，1990年的時候被判入獄，除了損失官職和自由之外，阮刀的父親留下的有一棟每層層五間房的三層洋樓，洋樓最終因證據不足而安然無恙，不過誰都知道，即便是需要充公拍賣，在這四面環山的山溝溝裡怕是也無人問津，我倒是希望它被改為它用，比如改為學校也不錯，我上學的校舍還不及它的一半，豪華程度更加不是一個時代的產物。後來，樓的另一半屬於了朗富家。此後的兩家更加親密無間，每逢各類節日都會從一樓的兩端聚在一起，兩家還開辟了村人過生日的先例，這一點我沒有誇大其詞，對於農家來說，有生辰之說，從來沒有生日一講，生辰，通常是60、70、80為過生辰，有條件的兒女會為老人操辦，但也隻限於壽桃、長壽面而已，至於蛋糕，既沒有吃過，也沒有見過。而生日會和蛋糕，也從這裡開始了，而且那以後的洋樓總能出現全村最新的玩意兒，小到一顆節能燈、VCD、電視機，大到歐式家具、鋁合金門窗、小轎車，從九十年代到新世紀頭十年都始終引領著這個灰撲撲的山村，這裡出現的每一個物件在村裡都可以算是劃時代的東西。這兩家除了沒有殺雞的血酒的結拜儀式，二人的關系和兄弟沒有什麽不同。

　　滋潤的生活並不是阮、朗的追求，阮刀認為要凡事為先才好，恰好1992年村裡的計劃生育工作暫時空缺了，不管是縣裡還是鄉裡都不願意做這個妨人香火的事，唯獨阮刀，他主動去了鄉裡接領了這差事。新官上任三把火，阮刀上任的頭一天就帶著鄉衛生院的兩名大夫進村了，已育有子女的，必須帶走一位去衛生所做結扎或者上環。沒來得及跑的被帶走十幾戶“代表”，其余得到消息的，出奇的一致，一致不在家，同來的大夫不知如何是好，阮刀隻說:“各位不用擔心，計生的工作我一定協助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