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福建一路而來，東南沿海的怪狀確實層出不窮。有的地方要讓漁民百姓交保證金，名為“誓錢”或“開船費”，只有交了錢，才能打魚出海。明面上的理由是為了區分賊寇與良民，實際上不過地方官府斂財的新名目罷了。更有甚者，朝廷規定只有載重量三百石(約20噸)以上的大船才需要登記編號、備案注冊。在此限以內的民船，仍令其在海上往來謀生。但是地方官府往往會增料加碼，對於載重量三百石以下的船隻變著名目索要罰款，不是輪番檢查，就是在檢查過程中栽贓陷害，反正只要你沒有背景，地方胥吏就會變著花樣從你這裡敲骨吸髓。

　　反正你只要有船有出海的需求，在胥吏看來你就是待宰肥羊，甚至在內河中載客運貨的小船，都會被以檢查防倭的名義課以雜稅。河海舟船無不檢查，無不罰款，無不課稅，地方官府敲詐完，衛所官兵接著來。而胡宗憲對於地方官府盤根錯節的利益關系，也是無法做到徹底根治。

　　何心隱一路雇船走來，船夫對於各地胥吏哨卡的孝敬層出不窮，隱性的稅賦幾倍於常規的路費成本，而這些不該有的花銷必然會導致物價騰貴，貨物流通受阻，江南百業由此蕭條，民生日益維艱，好好的水路坦途，卻走成了刀山火海。

　　看著年老的船夫，小心翼翼拿出了一串銅錢，陪著笑臉點頭哈腰，塞給了臨時檢查的胥吏差役。這幫公門中人，鼻孔朝天惡聲惡氣，直到拿了好處，這才停止了恐嚇刁難，轉頭又去了其他船家那邊敲詐勒索，何心隱不由搖頭長歎。

　　“老人家，你們每到一地，都得打點賄賂當地的官差嗎?”

　　放行之後，船隻漸漸開動，年老的船夫聽了這話，只能滿臉苦澀笑了笑說:“是啊，畢竟不是要嚴防什麽盜匪倭寇嗎?各地頻繁搜檢，到哪都免不了一番打點，不然官老爺們想要為難我們這種賤民，再容易不過了。一言不合沒收了你的船，再找個走私通匪的由頭嚴刑拷打，對人家來說，那還不是輕而易舉動動嘴的事?”

　　何心隱聽了這話，不由沉默許久，一路走來，眼睜睜看著官府橫行霸道敲骨吸髓，他內心生起了濃重的無力感。

　　眼瞅著何心隱情緒低落，生性善良的老船夫，連忙開口勸慰道:“其實也還好啦，我們這些內地運貨載人的船隻，總歸穩妥些，也就是偶爾鬧倭寇的時候，做不成生意出不得門，其余日子，只需打點好官差，總能混口飯吃。沿海漁民們，才是真的難啊，要麽不讓他們出海打魚，害怕他們通倭作亂。就算讓他們打魚，也得重新登記造冊，交夠了銀錢，才能拿上一張憑證，只有這樣，才能堂堂正正操舟出海。小老兒聽說，曾經有好幾家漁民，死活交不起買憑證的錢，那官府就派人，把他們一家子圍起來，不讓他們出海，最後這家子四口人就在屋裡，活活餓死嘍。不僅如此，還有更離奇的呢，有的官差，還要奉命鑿沉漁船，你給不起銀錢，人家就鑿了你家的船，斷了你家的活路，所以很多人啊，只能賣老婆賣兒女，勉強湊出個登記造冊的本錢來。”

　　說到這裡，老船夫唏噓不已，好不容易逮著了發泄傾訴的對象，於是他竹筒倒豆子一般，又絮絮叨叨分享起了自己這些年來的所見所聞:“其實啊，聽秀才老爺們講，朝廷的規矩，是載重量三百石以上的大船才需要登記，但到了縣裡面，可就不是這個說法了。官差們都有的講，說什麽小船就不通倭了?這是為了大家的安全著想，不服氣盡管找上面的官老爺去，他們也只是奉命行事。前兩年就更過分了，聽說是張總督的意思，為了抗倭防盜，一定要厲行封海禁海，萬眾一心，片板不許下海，務必打贏這場抗倭防盜的攻堅戰。從今往後就不讓大家出海打魚了，這下官差們就更加囂張了，不給錢，就鑿船，敢反抗的，直接扣上勾結倭寇的帽子活活打死，不然為什麽現在河面碼頭邊，這麽多做暗娼勾當的婦人女童?都是被逼的啊，漁民們不做些男盜女娼的勾當，根本就活不下去。我們村鄰居老兩口，就因為一時氣不過，帶頭反抗推搡了官差，就被下了大獄活生生打死了。小女兒也被發賣了抵債，唯一的兒子，幸虧跑得快，不然也是個死。你說這種人家，不去投奔盜匪倭寇，又能怎樣?”

　　何心隱聽了這些，由衷覺得，若是自己身在江南底層。面對如此敗壞的吏治，蕭條艱難的境況，只怕也會毅然決然加入賊寇去搏一搏前程。反正情況不可能再壞了，加入到徐海、陳東、蕭顯的隊伍當中，反而可能有一線生機。這也是為什麽巨寇們可以輕易聚集數萬遊民，為虎作倀的奸細耳目層出不窮，官軍殺之不盡剿之不絕的根本原因。

　　矛盾如此尖銳，自然有很大的可能滋生出類似黃巢、張士誠一類的反王，而且有著倭人在軍事物資各方面的支持，造反難度比之前朝更是容易了不少。所以胡宗憲的憂患意識，並不是在杞人憂天，而是確確實實存在隨時都可能突發的全面暴亂。

　　危如累卵，民怨鼎沸說的就是當今的東南，何心隱對此也沒有什麽好的辦法，只能聽之任之由著大人物們去找出路了。

　　抵達了紹興府城以後，何心隱卻得知徐渭已經康復，又被胡宗憲給請回了幕府。不過最近卻出了一件大事，今年也就是嘉靖三十七年二月初五，汪直和他的兒子在杭州遊玩時，被禦史給逮捕了。

　　二月已過初春，杭州草木萌發，呈現出一片春意盎然的景象。天氣晴暖，人們才有遊玩之意，杭州街面上的大小商鋪，一時也跟著門庭熱絡起來，西湖之上更是遊船畫舫往來不絕。男女老少，穿梭於蘇堤斷橋，煙雨濛濛，引得五顏六色圖案各異的油紙傘在青石板街上爭奇鬥豔。

　　湖光山色，名刹古塔，市列珠璣，戶盈羅綺。豪奢繁華與曼妙景色，數不勝數美不勝收，一同迷了人眼，惑了心神，令來客目眩神迷如醉如癡。

　　汪直父子二人此時混跡在遊玩的人群之中，暢聊著過往經歷，憧憬著美好未來，一邊賞賞春色，一邊看看街市，享受著來之不易的清平安逸。

　　漂泊多年謹慎小心的汪直，此刻在杭州地面公然攜子出遊，已經是十有八九將心放定了。但驚雷霹靂，常常在人不經意間落下，新任巡按禦史王本固抓住時機，將遊玩中的汪直父子一舉拿下。熙熙攘攘的人群被這突如其來的抓捕行動衝亂，若春花遇疾風驟雨，一時散落而去。這一行動，徹底暴露出朝廷的根本態度，將胡宗憲等人精心安排的招安大計完全打亂，也使得東南沿海的蕩倭局面發生不可逆轉的震蕩，和暖春日裡，一道晴空霹靂當空而落，引發了一系列不可預測的變故。

　　直到被差役士卒圍攻逮捕的那一刻，汪直仍舊不敢置信，一直連連高呼:“吾何罪?吾何罪！”

　　但凶神惡煞的官府中人卻根本理都不理，也不做任何解釋，只是默默將他圍在中間，前呼後擁押解著他父子二人，前往重兵把守的一處秘密所在去了。

　　當然，禦史做的也無可厚非，汪直作為朝廷公示通緝的欽犯，並沒有得到任何有關部門的赦免。胡宗憲作為浙直軍務總督給出的承諾，並不具有合法效力，皇帝也沒有頒布赦免的旨意，而刑部大理寺等司法部門也沒有給出相關的文書。所以汪直目前依舊是朝廷要犯，禦史逮捕他和他的直系親屬，完全合法合規。

　　胡宗憲就是和他的禦史後輩們犯衝，逮捕蔣洲的浙江巡按禦史周斯順的一年任期已滿，如今捕獲汪直父子的，卻是剛剛上任的新巡按王本固。

　　胡宗憲也知道自己在明面上沒有干涉刑律的權限，督察院派在地方的禦史，地方負責刑獄的按察使司，南京和北京的刑部大理寺，都不是自己管轄范圍。所以胡宗憲也不敢太過擅權，就示意汪直去拜謁王本固，希望巡按禦史能夠網開一面，只是王本固鐵面無私，徹底不變通也不賣胡宗憲面子罷了。

　　胡宗憲胡吹大氣，把信以為真的汪直，真真是害慘了。被王本固派遣差役逮捕的時候，汪直還連連高呼“吾何罪?吾何罪?”所以說學好《大明律》和《皇明祖訓》、《大誥》很重要，真要是通曉熟稔律令典誥，也不會被胡宗憲給騙的五迷三道。

　　王本固沒有彈劾胡宗憲私縱人犯，擅自釋放汪直的親屬，就已經算很厚道了。大明的浙直總督只是軍事海防上的欽差大臣，並不是割據地方的土官乃至藩鎮，胡宗憲為了做事方便高效，在很多方面其實已經越界了。

　　也不知道汪直被捕的誘因，是不是因為今年正月裡倭寇大舉侵犯福州，導致不少官員遷怒於他。何心隱雖然無比好奇，但也清楚只有見到了徐渭，才能搞明白內情與真相。

　　此時徐渭正在寧波處理汪直被捕的後續影響，聽說何心隱一路匆忙風塵仆仆而來，也隻好迎了出去。

　　不過看見徐渭須發雜亂，眼窩深陷的模樣，何心隱就知道他大病初愈，也不好剛剛重逢就問詢太多。

　　所以也只能先寒暄了起來，徐渭在處理公務之余，還在寫一部戲詞。他告訴何心隱這次打算寫一出《狂鼓史》，講的是狂士禰衡裸身擊鼓，痛罵曹操的故事。何心隱一看就明白了，他這是借此在影射沈煉與嚴嵩的爭端，以創作戲詞借古諷今的方式來悼念沈煉，宣泄自己內心的憤懣。

　　其中一段罵詞如此寫道:“俺這罵一句句鋒芒飛劍戟，俺這鼓一聲聲霹靂卷風沙。曹操，這皮是你身兒上軀殼。這槌是你肘兒下肋巴，這釘針兒是你心窩裡毛竅，這板杖兒是你嘴兒上獠牙，兩頭蒙總打得你潑皮穿，一時間也酹不盡你虧心大。”

　　何心隱不由擊節叫好，潑話罵語都能寫得如此精彩，不愧是被沈煉讚為“自某某以後若乾年矣，不見此人。關起城門，只有這一個的徐渭徐文長！”

　　每一想到被陽明先生譽為“千裡才”的奇俠沈煉，其劍術超絕在高手如雲的錦衣衛之中，也算是數一數二的存在。如此文武雙全鐵骨錚錚的大才，最終卻落得了近乎滿門被害的下場，不禁讓人痛心扼腕，感慨蒼天無眼，怨恨起這世道的不公。

　　幸虧胡宗憲還算是有點擔當，不僅看在了徐渭的面子上，更是因為他與沈煉有著同科登第的同年之誼，在他四處請托求情之下，這才保住了沈煉幼子沈襄的性命，不至於讓忠烈之家就此絕後。

　　不僅如此，徐渭因激憤病發，辭職回鄉以後。胡宗憲不僅為他求醫問藥，關心著他的身心健康，等到徐渭情緒平複進而痊愈了，更是說動了性格孤僻的江南宿老文征明寫了一封親筆信，來邀請他返回幕府。其中的殷殷期盼，讓自小缺愛的徐文長產生了士為知己者死的衝動。

　　只是何心隱發現，徐渭雖然滿腔怒火。但就算在私底下，也只是敢於向嚴嵩父子傾瀉，內心多少有些失望。他不相信徐渭沒有看懂一個事實，嚴嵩父子再壞但也不蠢，彈劾攻擊他們父子的人多了去了，比沈煉激烈過分的也大有人在。但這些嚴黨死敵中也不乏逍遙至今，仍舊活蹦亂跳的，也不見嚴家就將他們千方百計趕盡殺絕了。因此在常理之下，嚴世蕃更不會去招惹與錦衣衛都督陸炳頗有淵源的沈煉，之所以會出現這種反常的情況，只有可能是皇帝介入了。

　　許是皇帝見不得陸炳與嚴世蕃成了兒女親家，你儂我儂，所以借此搞一出反間計，平衡一下朝堂的格局。也有可能就是單純看不慣嚴嵩日子過的消停，所以找個由頭再給老嚴頭添添麻煩潑潑髒水，總而言之，沈煉是成了帝王的一枚棄子，所以真正的冤家債主，並不姓嚴而是姓朱！

　　何心隱趕來寧波與徐渭碰頭以後，又過了幾天，見到徐渭神態上大體恢復了過來，何心隱這才開口質問道:“嘉靖三十三年，兵部尚書聶公，主張效仿嶽武穆官楊麽、黃佐故事，懸賞招降汪直等匪首。但今上不以為然，反而詔令總督張經一意剿賊，脅從願降者，待以不死，賊首不赦。聶公就因為主張招安賊首並開海濱互市禁，方被降俸二級勒令歸鄉閑住，這等來龍去脈，想必文長你一直留心於此，要比愚兄更加清楚吧?”

　　何心隱口中的聶公聶豹也是王學門人，更是何心隱的同縣老鄉，曾面見王陽明時自稱晚生以師禮待之。他曾擔任徐階老家華亭知縣，與徐家交情深厚，算得上與徐階志同道合亦師亦友。又因為是嚴嵩的江西同鄉，早年也曾師從於嚴嵩，這等與嚴嵩徐階都交情莫逆的大佬，最終都因為持開放海禁、恢復貿易、招安汪直等論調與皇帝政見不同，繼而慘遭罷官，他胡宗憲何德何能?敢於明知故犯觸碰皇帝的底線?

　　徐渭知道何心隱這是在質問他，明明知道朝廷不可能赦免汪直，為什麽要將汪直誆騙上岸害死。難道不清楚害死汪直以後，官府會徹底信譽掃地，倭寇會自此負隅頑抗絕不投降，也因此燒殺搶掠會更加猖獗，百姓會愈發受害遭罪嗎?

　　徐渭看著何心隱痛心且肅穆的表情，也只能沉聲鄭重答道:“牙掮不死，大盜不止。汪直作為外夷、華賊、豪商三方的紐帶核心，他存在一天，東南沆瀣一氣的局面就不會好轉。想要區分商匪，就是紙上談兵，當然，現在也只有汪直有這個信譽，有這個能力能調和各方勢力。他一旦被鏟除，短時間內再無其他角色可以替代，這樣就會造成幾年的空檔，有了這幾年，我們就可以將華倭勾結，商匪一家的局面給根除殆盡，哪怕短時間內會出現更多的犧牲，但為了大局著想，也是完全值當的。”

　　徐渭的意思很明白了，汪直作為唯一能夠調和溝通海盜水賊、豪商大族、日本領主、佛郎機人的掮客中介。主導了整個走私貿易的秩序，他死了秩序就會崩塌，短時間內秩序無法重建。這個崩塌重建貿易秩序的過程，他和胡宗憲就可以從中摻沙子重新制定規則，建設起新的市場體系和貿易秩序。

　　貿易私市不可能消亡，但由誰佔主導這很重要。汪直佔據主導，就意味著整個東南都得仰其鼻息，這顯然是不可能允許的。但如果是官府佔據主導，默許小規模的走私存在，然後嚴禁劫掠火並等暴力行為，這是完全可行的，也會得到江南士紳們的擁護。

　　為了新時代盡快到來，腐朽的舊首腦，就必須被摧毀，這無關信義，只是出於大局的理性考量。

　　“在我看來，你所謂的破舊迎新造成生靈塗炭是必然的，但是否可以借此重塑乾坤，我卻不敢確信。胡梅林(胡宗憲)代表的終究是朝廷是官府，國家社稷，不能用詐道取勝。你這麽做，不論成效好壞，都是敗壞國本，且損你們個人陰德的歧路。”

　　聽了何心隱的擔憂，徐渭卻哂笑道:“成效自然是有把握的，不然白白做了等缺德謀算，豈不是貽笑大方?我有三招，三招齊下則無人能擋。第一招是強軍嚴剿，兵強能勝，嚴剿多殺，賊寇劫掠成本勢必增高，逆勢從賊的只會越來越少，不過這是老生常談，張經都在這麽乾。第二招才是重點，那就是少量寬商，與民休息，官府可以默許小規模的私市海貿存在，但打擊規模過大的，維持平衡。對於捕魚運貨的民間小船，其出海走船，徹底放開，再不予管制。第三招則是第二招的延續，平抑暴利，區分商匪，因為私市放開，倭國的大明貨物不再緊缺，售價自會走低，這樣賊寇劫掠去往倭國銷贓的收益就會下降，暴利既無，暴行則稀。而區分商匪，不再縱容官兵打擊商船，商人與賊寇的聯合就會瓦解。商人有生意可做，就會遠離真正的賊寇。只要將商人與賊寇分化，士紳也會與賊寇就此決裂，一旦賊寇失去了商人士紳的支持，就徹底成了無本之木，不會再出現倭寇越殺越多的局面。”

　　徐渭的謀算戳中了一個核心要點，那就是只要官府不當最大的惡人，那麽商人士紳與海賊的松散同盟就會徹底瓦解，甚至海賊會因為劫掠的本性與商人反目成仇。官府給了良民貿易的出路，商人士紳為了保障這條出路，甚至還會反過來資助官軍剿滅海賊。

　　汪直一死，官府再一默許私市，那麽商人海賊共抗官府暴政的同盟就會崩潰。只要再不出現江南各個階層聯合在一起對抗朝廷的大崩壞，些許匪患不過只是屢見不鮮的治安問題，社稷再無傾覆之虞。

　　見何心隱沒有再過多反駁問詰，徐渭就知道他大體上已經被自己給說服了，只是看見他欲言又止的樣子，徐渭知道他想說什麽，不外乎德行原則這些無謂的顧慮罷了。

　　所以徐渭起身上前，安慰似地拍了拍何心隱的肩膀，慨然說道:“殺降不祥，詭詐傷本，不用柱乾兄你多說，文長自也省的。只是成事豈能好羽，為國怎敢惜身?做生意就得舍成本，打仗就是會有死傷，這即是天理昭彰，無可逭避。陽明公壽不及耳順，或許就是與誅殺降賊池仲容有關，但若是為了自己的福壽，就罔顧大局，那又算是什麽呢?小弟我生來坎坷，及長身患癲病又科場蹉跎，如此無福，也就無所謂是不是在損耗福德了。大丈夫平生能伸展拳腳，做成幾件大事，已然就是不虛此生了。漢初陳平說過我多陰謀，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以吾多陰禍也。但龜雖壽我所不願，何況是後世子孫之貧富呢?”

　　何心隱知道徐渭為了實踐自己平生的志向，施展自身的抱負，想必已經做好了毀謗汙名，斧鉞加身的準備了，胡宗憲大概也和他一樣，都是為了建功立業而不計後果的偏執之人。既然人家求仁得仁，又有何怨?自己言盡於此，也不好再過多規勸什麽，只是苦了這沿海百姓。興百姓苦，亡百姓更苦，東南大局轉型的陣痛期，多還是痛在了升鬥小民身上。當然只是痛一痛也還好，但就此家破人亡滿門死絕的孤魂野鬼，又向何處去陳訴伸冤呢?

　　但徐渭嘴上雖然說得慷慨輕巧，表現出智珠在握信心滿滿的架勢，但心中總歸還是忐忑，許久不畫工筆畫的他，為了靜心凝神，竟也一筆一筆精雕細琢起來。徐渭雖然以潑墨寫意見長，提倡“萬物貴取影”的繪畫理念。但其能匠亦能文，前些年他畫出的百鳥朝鳳長卷，就是綿密細致、富麗工巧的典范。何心隱一貫認為返璞歸真即是物極必反，繁極方能真簡，淵博多智則能憨愚損樸，徐渭敢於抱樸守拙，狂放極簡，也是因為他有著極為扎實的院體畫功底，正如他自己所說，真要是論臨摹，他也能做到要沈周即是沈周，仿倪瓚即是倪瓚的境界。於是何心隱這幾天一直蹲守，等到他畫作完成，就毫不客氣的沒收了徐渭的工筆畫成品，打算閑了裝裱起來，當作走親訪友的禮品，反正他徐渭也不好意思跟他要錢！

　　何心隱挺喜歡徐渭畫出的寫生小品，覺得頗為生動活潑，所以還專門提出了具體的要求，讓其給自己專門創作幾幅扇面。徐渭見何心隱這麽厚顏無恥，完全不拿自己當外人，也不禁氣的大大翻了個白眼。

　　陪著徐渭將最終定稿的《狂鼓史》劇本自費刊印，並煞有介事的拿出了好些銀兩讚助戲班子排練傳唱該劇，何心隱其實頗不以為然，認為這種指桑罵槐的把戲除了泄憤以外毫無意義。就算這些戲詞在士林廣泛傳播，甚至傳到了皇帝的耳朵裡，也不會起什麽太大的作用。徐渭確實堪稱是毒士，但其與賈詡的差別，就在於他沒有人家的膽量氣魄。賈詡敢於制定攻入長安覆亡朝廷的計謀，更敢於把屠刀指向曹操，間接害死其長子曹昂和愛將典韋。而相比之下徐渭就瞻前顧後了太多，沒有那種直面天地鬼神的勇氣，所以賈詡是毒士依舊可以位列三公，而徐渭最多也就和安祿山謀主嚴莊一個成色了，甚至還可能不如嚴莊。這就是氣魄膽略的差距，決定了一個人最終高度的典型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