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國慶那一夜的瘋狂與迷醉之後，我就再沒見過她，小龍女，我的第一個女人。我很想念她，每天都想。我想跟她再續前緣。我去縣城找她，她不肯見我，她說她老公是城管大隊的，認識很多人，而且白沙縣城是個非常小非常小的地方，會遇到熟人。我只能打電話給她傾訴衷腸。或者發信息。可能她的心不夠細，或者她根本就無所謂，不像那些偷吃的人懂得要把一切痕跡抹得一乾二淨，以免留下證據。周六下午我打電話給她，接電話的不是她，而是王娜娜。我當時有點慌亂，因為沒想到。我的失誤在於，我和她沒有考慮過這種情況，沒有竄過口供，沒有事先準備好一套完美無瑕的說辭以應對可能之人對於我們的關系的可能之問。所以，當王娜娜問我怎麽會有她小姨的電話時，我沒能立即找到一個好借口，於是我嬉皮笑臉地說你問你小姨就知道了。我的回答肯定引起了王娜娜的懷疑。我太缺乏經驗了，我當時的第一反應是不能隨便編一個理由來解釋為什麽我會有她小姨的電話，我怕自己給出的理由如果跟她小姨所說的不一樣，那就穿幫了，所以我把問題丟了回去，我的做法顯得很狡猾，不夠光明磊落，給人的感覺是裡頭似乎另有隱情。我更擔心的是我發給她小姨的那些曖昧短信和我們的通話記錄沒有被刪掉，如果被王娜娜看到，或者被她老公看到，那就麻煩了。如果我足夠聰明，我就會告訴她事實，告訴她我是在請她們倆吃飯的那天問她小姨要的電話，這樣就會顯得光明磊落，不會引起任何人的懷疑。因為事實永遠是最好的偽裝，也是最可信的借口。第二天王娜娜打電話過來向我興師問罪。

　　“你打電話給她小姨是什麽意思，是不是想追求她?”

　　“不是，我只是想問她認不認識白沙農場的人，我想通過熟人買一點正宗的白沙綠茶。”我的理由不堪一擊。

　　王娜娜氣憤地說:“我小姨又不在農場上班，怎麽會認識農場的人?昨晚我小姨和姨夫大吵了一架，差點打架你知不知道?你到底是何居心?你是想破壞別人的家庭，讓人家鬧離婚嗎?以後不準再跟她小姨聯系，否則你會有大麻煩。”說完她就把電話掐了。

　　我感到事態嚴重。我不知道該怎麽辦。事實上我什麽都做不了，除了靜觀其變。

　　接下來的兩天風平浪靜，我沒有收到任何消息，又過了幾天，我打她的電話，她沒有接。我想，可能她後悔了，背叛了自己的丈夫，她害怕了，又或者是她厭倦了，不想再跟我有任何來往，所以她不接我電話，或者是因為別的什麽原因。我不知道她那邊發生了什麽。也可能什麽都沒有發生，王娜娜所說的一切只不過是在唬我，不是真的，她之所以那樣說只是想保護她小姨，擔心我和她小姨再繼續聯系真的會搞出什麽事情來最後鬧得滿城風雨，不可收拾。我想，事情或許沒有我想象的那麽糟，畢竟幾條曖昧的短信和幾次通話記錄並不能說明什麽，無憑無據的，只要我死不承認我們之間發生過關系，他們就拿我們沒轍。我是絕對安全的。

　　後來我又打了幾次電話，她依然沒有接。我想，如果她不想理我，那就說明她不想再繼續，她想斷絕我們的關系。如果她想正式跟我來個了斷，給我一個解釋，或者萬一她還想跟我繼續，那麽她會主動打給我的，而我的手機會一直保持暢通。我把選擇權留給了她。然而她始終沒有任何動靜，她的沉默表明了她的態度，我明白了她的意思。最後，我不得不承認，我終於失去了她——我的第一個女人。我發現自始至終我和她都沒有叫過對方的名字，就好像我們刻意保持了一種陌生人的身份，就好像我們早就知道了故事的發展最終會走向一個什麽樣的結局。我不會去深究為什麽發生這樣的事，因為我隱隱感到裡頭有著太多機緣巧合的東西，從倫理道德上來說，這是一段罪惡的關系，發生這樣的事情是不可饒恕的，可是我感覺甜美，我甚至可以想象，在將來的某一天，當我回憶這段往事的時候，我會非常懷念，這種感覺曾經如此美好，即使在回憶裡也美妙得令人感動。它就像毒品，使我飄飄欲仙，但也毒害了我，使我變得貪婪而無情。

　　“鋤頭”和老蒙在“兩院”的培訓學習結束了。有一天，“鋤頭”找我幫忙寫一份關於這次培訓的學習報告。弄得我哭笑不得。我說:“我又沒有去參加學習，怎麽幫你寫?”他說，“哎呀，其實也很簡單啦，我跟你介紹，你把我說的東西整理成書面材料就可以了。幫幫忙啦。”他需要向公司領導匯報，還要給各連隊的幹部職工開一個培訓會，為明年春季的“兩病”防治工作提前做準備。我問他有沒有培訓教程一類的資料，他說有。那就好辦了。我們合作搞出了一份材料，“鋤頭”挺高興，不斷感謝我。劉蘭也幫老蒙寫了一份學習心得。“鋤頭”他們文化程度不高，肚子裡的墨水有限，寫材料這種事情自然不如我們這些讀過書的人。我和劉蘭並非存心蒙騙公司或者其他任何人，我們只是幫了個忙而已。有些事需要有人去做，不管做的人是誰，能夠讓事情完成，這樣就夠了。

　　為了慶祝十七大勝利召開，構建和諧農場，農場請來縣電影公司“文化下鄉”主題放映隊，領導決定由我帶領到各生產隊放映國產優秀影片《太行山上》和《我的長征》。我們晚上下隊，由我帶路。整個活動歷經了兩個月，一個星期去兩三個連隊，每晚我都是十點多才回來。我們通常是七點多來到隊裡，看路途的遠近，離場部近的連隊，我們六點多就到了。因為事先跟隊裡打過招呼，所以我們一到隊裡，電影公司的人就忙開了。我有時候幫幫忙，但電影公司的人不好意思讓一位“經理助理”乾這些粗活，總是說“我們來就行了”。電影開場後，我會看一會，但是大部分時間我都是到隊長家裡喝茶聊天。看電影的人不是很多，有些人對電影不感興趣，有的人是因為忙，而有的人想抓緊時間睡覺，半夜好起來割膠。

　　我們的膠工是一群晝伏夜出的人。半夜一兩點就上樹位割膠了，有時候“補刀”，或者割晚膠，甚至夜裡九、十點就開始割膠了。每個人一天要割一個樹位，400株左右，在一塊20畝的膠園裡來來回回地走動。每天割膠都要持續好幾個小時，割完最後一株橡膠樹的時候，天也亮了。膠工可以稍事休息，有時候甚至沒有時間休息，就又馬上開始收膠水。膠水收在膠桶裡，滿了就用摩托車拉到膠站去稱重、測乾含，然後倒到池子裡，等著膠車過來裝車，統一運到附近指定的膠廠進行加工。

　　我曾經試著想象膠工的生活。一個人在黑夜裡獨自工作，在每一株橡膠樹上忙碌，在濃厚的黑暗中，只有頭上戴著的膠燈射出的燈光陪伴。盡管知道其他膠工就在不遠的地方，但是他看不見，也聽不見，整個過程中他都在默默地、孤獨地工作。那是怎樣一種感受，我始終無法想象。他心裡會想什麽呢?或許他什麽都不會想，只是專注於手的動作，專注於膠刀移動的軌跡，把握好深淺度，避免割傷樹，盡量割得薄一些好節省一些樹皮。他的眼睛注視著掉落的樹皮，觀察它們的厚度，以此判斷是否做得夠好。一刀割完，乳白的膠水開始從樹皮滲出，他趕緊安上膠舌，裝好膠杯，確保膠杯平穩地接住了膠水，然後走向下一株橡膠樹。這樣的動作每天要重複四百次。他當天的心情會影響他發揮自己的水平嗎?也許他會想起一些煩心事，甚至感到痛苦。他會自己做調整，呼吸和步伐，當他開始下刀，他頭腦裡的一切會被甩掉，只剩下一個念頭:把這一刀割好。當割到第200株的時候，他會換上另一把新磨好的膠刀。

　　女膠工會注意腳下，倒不是害怕蛇，遇到蛇的情況很少，但是也有。她要確保踩到的地方是平整的，能夠穩穩地支撐她的身體，避免崴到腳踝，那樣會很麻煩，會影響很多事情。女性的特質似乎更容易使她在下刀的時候掌握好分寸，仿佛她不是在割膠，而是在給膠樹剪指甲，修去多余的角質，她的動作如此輕柔，看起來就像是在撫慰膠樹。連續割了幾十株後，她可能會歇一歇，停下來喘口氣，擦擦臉上的汗，感覺到衣服裡的汗液在順著皮膚往下流淌。蚊子是最令人討厭的東西，還有別的昆蟲，她應該想出一個絕妙的辦法，驅除這些吸血鬼的侵擾。她可能會想到自己的小孩，天亮後先收一半的膠水，送孩子去上學，順便拐進菜市場買好一天的菜，然後趕緊回來收完剩下的膠水。下午睡醒以後她可能會去地裡照管自己種的香蕉或者甘蔗、菠蘿、青棗，但多半要先到橡膠林裡施肥、砍芭、壓青、搞“六清潔”，她應該會打發老公去學校接孩子放學，然後花時間細心地磨好膠刀。晚上她炒菜，或者老公炒，因為她累了，吃飯，看會電視，補覺，然後準備好第二天的割膠工作。

　　我們的膠工是最勤奮的人。他們為了新中國的天然橡膠事業付出了辛勤的勞動，做出了巨大的犧牲。但是世人幾乎不了解他們的生活。世人甚至並不知道在祖國最南的地方生活著這樣一群特殊的人。這群人每天都在為祖國的天然橡膠生產默默努力地奮鬥，他們幾乎沒有假期，每天都工作，為了工作，他們不敢生病，不敢出遠門，不敢有更多的夢想。他們甚至毫無怨言地舍棄了文明社會裡必不可少的社交娛樂生活。

　　在那些放映電影的夜晚，有時候我會走出連隊，在黑暗中行走，抬頭看星光，看模糊的橡膠林的輪廓，腦子裡想象著膠工們的生活。這是一種隔靴搔癢式的想象。無論我想得多麽逼真，都無法企及膠工們真正的生活。我只能對他們寄予默默的共情和假大空式的關懷。我對他們所做的一切一無所知，就像我對這片黑夜裡的橡膠林一無所知一樣，我唯一感到安慰的是可以看見蔚藍深邃的星空。

　　十月本該是個迷人的月份，對我來說，卻成了一個殘酷的月份。發生了一件事。十月的最後一天，我正在生產部的辦公室整理一份材料，劉蘭有點慌亂地回到辦公室，心情有點激動地說:“小王，你知道我剛剛在人力資源部看到什麽了嗎?”我問她:“看到什麽了?”她說:“我們的實習轉正報告出來了，我剛剛去交一份材料，在苗部長的辦公桌上看到的，因為好奇我就翻看了一下，你知道他給我們的評價是什麽嗎?小賈給優秀，我們兩個只是合格而已。”什麽！真是晴天霹靂！這太令人震驚了！我感覺像是被人在心上開了一槍。我被人出賣了，我被犧牲了，我被埋汰了，在我做了那麽多之後，得到了一個多麽不公正的評價啊！怎麽也沒想到在領導眼裡我們竟然不如賈青。只是合格而已！這太過分了！賈青做了什麽?只不過是被苗部長利用去寫材料而已，我和劉蘭也寫材料啊，我們還下隊做生產部的工作，賈青做過嗎?我還在下班時間去收肥料、下隊放電影呢，這些付出難道一點意義都沒有嗎?我和劉蘭坐在辦公室裡沉默不語，還沉浸在這個消息帶來的打擊之中，來不及消化它所蘊含的意味，就像兩隻跳到路中間被車燈照射而忘記了閃避的野兔。我問劉蘭，“你認為是苗部長故意這樣乾的嗎?”劉蘭有點義憤填膺地說:“肯定是的，他想讓賈青高我們一等，騎在我們頭上。賈青是他跟前的紅人啊，他當然要幫他說話了。太惡心了。我們就很差勁嗎?”我們憤憤不平。在我們心裡，賈青是不如我們的，據我們了解，其他分公司的經理助理都是各部門輪崗的，畢竟我們的崗位比較特殊，總公司對我們的定位中有一個職能是協調經理、副經理以及各部門的關系，如果不了解公司各個部門的情況，如何做得好這樣的工作?而賈青對生產部的了解是膚淺的，他主動放棄了這樣的機會，這對於他的職業規劃是非常不利的，同時也辜負了總公司對身為紅溪分公司經理助理的期望。他被剝奪了未來而不自知，反而自己湊上去挨宰。這樣的人怎麽會比我優秀?我的第一反應就是絕對不能讓苗部長這麽乾，最起碼也要給我打個“優秀”，這樣才對得起我。憑著本能，我做了一些可以預料的事。我打電話問曹部長:“我們經理助理實習期結束了，總公司要考核，然後給我們轉正，苗部長找你了解過我們的工作情況嗎?”曹部長說:“沒有哦，我不知道這件事，苗部長沒有找過我。”不出所料，我想。那就好辦了。

　　我編輯了一條短信發給苗部長:“苗部長，我聽劉蘭說我們3個助理要轉正了，你給賈青評的是‘優秀’，而我和劉蘭隻評了‘合格’。我問過曹部長了，他說你沒有找他了解過我們的工作情況。人力資源部考核員工的標準和方法我是不懂，不過依我愚見，要想正確地評價一個人的工作能力，首先不是應該先了解他的實際工作情況嗎?你對我的工作了解多少?你知道這幾個月我都做了什麽嗎?你知道我下班後還要工作、夜裡還要跑連隊放電影嗎?難道你可以不用了解這些，而有另一套更客觀、更公正、更科學、也更民主的方法得出正確的結論嗎?”

　　第二天苗部長把我請去了人力資源部。他說昨天我發給他的信息他收到了，都怪劉蘭多嘴，經理助理考核的事情本來不該讓我們助理知道的，也怪他，把考核表放在辦公室裡被劉蘭看到了。本來他也想給我和劉蘭評優秀的，但是總公司給的表格只有三格，“優秀”“合格”和“不合格”，所以隻好把我和劉蘭放在“合格”那一欄裡了。他把我的短信轉發給領導了，領導看過了，最後同意我們三個都給“優秀”。我沒有說話。在他的意識裡，賈青還是比我和劉蘭優秀，想給他評高一個等級。我沒有跟他爭論， 沒什麽意義的。我敏銳地感覺到，這可能也是潘總的意思。畢竟賈青是直接受命於潘總的，可以認為公司的所有材料最終都是為潘總而寫的。我要離開的時候，苗部長掏出煙，慢慢點上，說:“王助理啊，奉勸你一句，在國企裡，不要輕易使用‘民主’這種字眼，這是忌諱。”我笑笑，謝謝他的好意，然後就走了。

　　後來我們跟賈青談到這件事，他故作瀟灑地說:“唉，這種事其實也沒什麽的，領導給什麽評價，我是無所謂的。”說得倒是輕巧，抱上了粗大腿，橫豎他都有人罩著，他當然會這麽說了。在這件事上，我是贏了，我成功地捍衛了自己。但是我並不開心。透過這件事，我看清了某些事情，我知道了領導是如何看待我的，經過我這麽一鬧，我給領導的印象肯定是大打折扣的了，即使不會留下壞印象，也不可能是“優秀”的，因為我不懂事，我向所有人顯示了自己身上具有某些與眾不同的東西:我這個人絕對不是一條只會乖乖聽話、搖尾乞憐的狗。

　　事實上，這件事給我了沉重的打擊。我很失望。沒想到自己那麽積極做事，結果得到的卻是領導的不待見。我感到特別委屈。我還要繼續那麽賣力地乾活嗎?值得嗎?

　　我想起了兩個多月前做過的那個夢。我在一片蒼茫大地上獨自行走，結果卻掉進了深潭之中……那個夢是關於我的預言嗎?它寓示了我的未來嗎?我不知道。我感到迷失。

　　我照常工作，只是在我的內心深處，那種積極性，那份激情，消失了。我將重新審視自己，重新審視這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