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一千兩百五十七年一月十五日，我在班格爾城裡，班格爾男爵的大墅中醒來。

　　轉頭向外看去，天已經完全亮了。從這時到晚間，我差不多是在臥房裡待了一整天。期間，不過是反覆地出汗、拭乾、喝水……

　　一月十六日，仍病，發熱仍在持續。夜間，我甚至出現了突然醒來和驚厥的症狀。只有大量飲用含鹽份的溫水，再吃一些流狀的粥糊，才能讓我維持體力。

　　一月十七日，我生病的消息，已經傳到了班格爾主教——尼克薩·霍華德(Nixa Howard)——的耳朵裡。他來到我的病榻旁，為我祈禱，要求我贖罪，以拯救自己的靈魂。我當然是秉承著自己內心的聲音，不過也給了主教面子，沒有直接當面地表達我對天父(God)和教會(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的懷疑與不信任。

　　一月十八日，病情仍在持續著。好在發熱的症狀沒有那麽嚴重了。

　　一月十九日，發燒的症狀已經大有緩解，但虛弱、乏力和胃口差，可不是馬上能隨著高燒而退去的。

　　一月二十日，低燒、乏力，但是意識和思維慢慢地，先於身體，初步地恢復了。

　　一月二十一日，感覺得到，身體在恢復著。真佩服一些人，能在病中寫下什麽“病榻散記”之類的東西。要我寫，只能寫下一句“難受”“不適”“好些了”“乏力”“還是難受”之類的，真切，卻沒什麽可讀性的字句。

　　這一天，我從床上慢慢起來，坐在椅子上向窗外望去。雪落在樹枝樹杈上的圖景，真是美妙啊。

　　我不禁感慨，有命，有健康的身體和狀態，才能去做點兒事業，才能去好好地創造和享受生活。

　　我再想下去。如果我不是威爾士大公，而是軍隊中的普通一員，會得到良好的治療和悉心的照料嗎?說實話，恐怕不會得到此般悉心的照顧，也不會有如此溫暖、堅固、避風遮雪的房屋供我居住，高燒時也不會有人來為我勤換衣物、床褥，食物也不會如此地利於康復。

　　幾分慶幸，幾聲歎息。

　　我希望，以後在威爾士的廣大地方——從阿伯弗勞城中，到威爾士中部丘陵的遠地——都能大量地修建醫院，讓每個人，不論它看上去多麽得貧窮、渺小、無足輕重，都能得到良好的醫治，並獲得康復。

　　一月二十二日到二十八日的幾天裡，我沒什麽心情，去記述抽絲般的祛病歷程。與其寫點兒什麽，還不如看看、想想、聽聽。

　　一月二十九日，我的身體已經康復到能在班格爾男爵的房子裡正常地走動了。

　　不能不說，我挺過來了。

　　就在這樣的時候，公元一千兩百五十七年一月二十九日的下午，一名斥候披著剛落下的風雪，到班格爾男爵大墅的大廳報我，英格蘭大軍壓境。斥候說，他們有發現英軍部隊，出現在了班格爾、蘭迪蓋伊以東，從切斯特城--班格爾城、麥奈海峽渡口的大路上。

　　這倒合理，自我軍在多巴恩村一戰後，英軍始終沒有現出蹤跡。現在推論看來，其大軍應在英格蘭縱深地區，而先頭部隊聚集於切斯特城，計劃自西向東，沿著愛爾蘭灣南側的海岸線和切斯特--班格爾公路，向班格爾進攻並奪下渡口。而南側大軍則從布裡斯托(布裡斯托爾，Bristol)出發，同樣是海岸線-公路並進，向著卡爾納芬推進，同樣計劃奪下渡口。南北渡口皆奪下後，再整軍渡峽，向安格爾西島及阿伯弗勞城推進。

　　在確認了情報的準確性後，我命一部分遠郊部隊進行收縮，依托班格爾城，準備城市防禦戰。

　　同時，我又命近郊部隊做好迎敵準備。

　　今晚我先在班格爾男爵這裡休息一夜，明早，我將親抵前軍進行指揮。

　　我先派出人去安排著。指揮部的位置，就在此前借宿的、我指揮挖過泄出垃圾鴻溝的那座營地內。

　　一月三十日，天未拂曉，我便起身，先吃過了早餐，然後在侍從的幫助下，穿好了保暖衣物和鎧甲。

　　天剛蒙亮，我就同侍從、大公衛隊策馬前往蘭迪蓋伊以東的那座營地。

　　待我到達營地面向西側的大門時，我軍部隊已經列陣完畢。

　　向東看去，英格蘭軍隊也列好了陣，就在距我們約5弗隆(約等於1 005.833米)的地方。

　　列陣完畢後，我看到了對面指揮官的旗幟，是英格蘭王國王家總管，切斯特公爵，迪爾·羅馬諾利(Dill Romagnoli)在領軍。

　　我沒看到英格蘭國王愛德華一世的旗幟，或許，他就在不遠的後方吧。

　　作戰的過程，甚至有些程式化:列陣，長弓手互相射箭。然後是騎士衝鋒、騎士對決，步兵在其後不緊不慢地向前，再之後是騎士衝進步兵、弓箭手之中，騎馬去砍殺。

　　簡單來說，就是騎士衝鋒，農奴殿後。

　　英格蘭軍隊有著數量不少的雇傭軍，這些人沒什麽榮譽感，只看錢去打仗。當然，他們盡管窮凶極惡，但卻有著極強的戰鬥力，遠不是臨時拚湊的農奴隊伍所能匹敵的。

　　弓箭也沒那麽多，因為，每一支箭，都是要付出成本的——金錢、時間、工本。

　　威爾士軍隊的不同之處，就在於騎士和農奴，都有著保衛土地的決心。在這一點上，我們是比英格蘭侵略者不同的。

　　英格蘭領主贏得戰爭、攫取了土地和財富，騎士能分得一杯羹，而農奴呢?只能暴屍山谷、仍受壓榨。所以他們是沒什麽戰鬥意志的，只是來充充數。在敵軍潰敗之際，或許還會阻礙著領主和騎士的退路呢。

　　戰鬥過程，不過就是我先在後方指揮，待敵方長弓手齊射完後，我從側翼率領我的侍從和大公衛隊衝入敵人步兵中，而讓我軍步兵和長弓手纏住敵方騎兵。讓敵人的優勢無法展開。

　　衝鋒作戰的過程，就是騎馬與砍殺、騎馬去砍人的過程罷。

　　激戰到午後，我軍本已在血戰中站住陣腳、贏得優勢。

　　不奈，英格蘭國王愛德華一世率領後備部隊(預備隊)到達。在我軍已耗盡全力後，英軍增援部隊不費太大力氣，就將精疲力竭的我軍打得落花流水。

　　戰場形勢發生逆轉。

　　我見我軍作戰漸顯不力，且局面在逐漸惡化著。無奈，便隻得組織周圍部隊，先穩住陣腳，再集合起來，向西面猛烈突圍，撤向班格爾城。

　　突圍的隊伍，主要是騎士。因為騎士一方面是我的封臣，領主必須保護自己的封臣，否則便不能稱之為領主;另一方面，突圍撤退時，組織、速度和突破力，極為關鍵，臨時征召的農民、農奴，是不會有專事戰鬥的騎士們善於作戰的，特別是在這種絕望的逆境中。

　　被衝散的部隊，往南部的山林丘地逃去。

　　還有數不清的威爾士人，被英格蘭軍隊砍殺、俘虜……

　　我只能安慰自己:絕境中唯一不能做的事情，就是絕望。

　　公元一千兩百五十七年一月三十日，蘭迪蓋伊以東戰役，就在一片混亂中，帶著愛德華一世和英格蘭領主的勝利，和來不及安葬的威爾士軍隊犧牲者的亡魂，落下了帷幕。

　　威爾士大公，威爾士全部的指揮官，威爾士元帥，卡爾·鄧普西·肖，騎著披著被染紅了的白色罩袍的鏈甲戰馬，背負著砍殺了十余英軍的短柄軍用鐮，和乍一數約剩幾百人的突圍隊伍，向班格爾城西去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