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接觸諾弗，從維京加山俯瞰它的全景，我對這個廣袤的國家有了一個比較全面的印象。

　　我在那裡呆了幾天。斯特凡被傑格和另外四個外國人沒完沒了的談話，弄得不知所措，心煩意亂。事實上，他們看起來更像是審問而不是談話。因為可憐的斯特凡必須盡可能詳細地回答所有問題，並對照以前關於我和我的案件的“報告”，給出解釋。所以他沒有時間帶我參觀這個城市。我覺得這次旅行，是專門為了滿足這些外國人的好奇心而準備的。

　　他們讓我在諾瑟姆曾經工作過的實驗室裡，呆了很長時間。我在那裡感覺很舒服，不必一直追著斯特凡。他們會在實驗室科研人員下班後，帶我去那裡。把我留在諾瑟姆早已荒廢的辦公室裡，坐在一堆堆舊文件中，以便我想起什麽。

　　我在這圓形的實驗室呆好幾個小時。站在我旁邊的外國人，他們拿著筆記本，試圖讓我想起什麽。事實上，這些地方從頭到尾都沒能讓我想起什麽。一位叫斯特倫的40歲金發碧眼年輕人，滿臉疑惑。他穿著正式的長袍和斜紋腰帶，這表明他是一精神等級中層的官員。他和他的同伴，臉上都是掩飾不住的失望。這與傑格和藹、耐心的微笑以及其他人平靜的信心，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最後一天，在出發前幾個小時，他們給我帶來了一個年輕，蒼白，苗條，灰眼睛的男人，大約20歲。他叫亞歷克斯·韋特爾·史密斯，是應斯特倫的邀請從波羅的海國家來的。盡管他看起來很累，但他一到，就趕了過來，站在我旁邊，微笑著，不理其他人。

　　我很清楚地記得他的名字，因為我聽說，如果沒有他，諾瑟姆不會在事故中幸存下來。當他意識到即將發生的事情，飛身撲到安德烈亞斯面前，拯救了這位他非常看重的科學家。

　　幾周前，他剛從波羅的海沿岸的整形外科診所出院，在那裡他已經住院數月。他活下來真是個奇跡。又一個奇跡…

　　從早上開始，我就聽說那個穿著鬥篷服的智者和另一個叫斯特倫的人，把希望寄托在我和亞歷克斯·韋特爾·史密斯的“重逢”上。他們希望他的到來能起到震撼作用，恢復我的部分記憶。因為這是諾瑟姆在墜機前看到的最後一張面孔。當然，他什麽也沒喚醒我……我是第一次見到這個人。他們讓他和我們呆了一個半小時，跟我談談過去發生的事情和那次決定性的旅行。

　　然後，他們問我是否記得事故發生前我坐在誰中間。我向他們保證，在莫爾森研究所醒來之前，我什麽都不記得了。接下來，他們就懷疑我睡眠不足。他們說我不可能從那以後就一直醒著，問我是否睡著了，哪怕只有幾秒鍾。他們引導我盡我所能去想起一個夢，任何我可能做過的夢，甚至是最愚蠢和最微不足道的夢。我平靜地回答他們，我完全知道我根本沒有睡覺，眼都沒有眨。

　　我意識到，在過去的幾周裡，我的事情已經廣為人知，盡管最初的“知情人”只有幾個。他們不想讓我成為一個公眾好奇而探尋的目標。

　　“知情人”圈子裡，都是嚴謹而進取的人，具有敏銳的批判性思維和判斷力，傾向於懷疑，他們喜歡花時間仔細權衡每件事。這些腳踏實地的人發現，傑格和其他人對我處境的評估，有什麽地方出了問題。

　　有一個人參加過幾次討論，他認為我的口音和一種死氣沉沉的古語沒有關系，正如傑格所希望的那樣。在這個人看來，

諾瑟姆遭受的是創傷後休克加上嚴重的顱腦外傷，與“講德語的古瑞士人”無關　　我也曾無意中聽到斯特倫曾告訴傑格，不要在古代尋找我人格的秘密，但要開始以積極的態度來治療我的健忘症，這樣我就可以找回自我。“我們知道他是諾瑟姆，現在我們必須說服他走出他所禁錮的世界，以便在事故發生後，重新回到現實生活。”

　　我意識到他們在討論一種類似於我們稱之為“人格分裂”或“人格改變”的可能性，他們支持諾瑟姆在我內心深處仍然活著。他們認為我的記憶在事故發生時就被鎖住了，就像一扇金屬門擋住了理性的通路，使我無法回憶起事故發生時的任何事情，以及之前的一切。

　　然而，兩位智者，埃斯特林和厄蘭德，一直在談論某種“身體外的意識和經驗”。我聽到他們提到了“無意識記憶”這個詞，和傑格不同，他們已經排除了轉世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另一位智者瓦爾德馬爾·埃斯克魯德的版本則完全相反。他認為，在過去的幾天裡，他的追問讓我心煩意亂。如果我努力的話，可能會想起1917年我短暫生病的第一天。我試圖說服他，直到現在我的記憶從來沒有背叛過我，我也從來沒有想起過我第一次昏昏欲睡的那兩個星期裡的任何事情。

　　然而，他和銀發的科拉爾女士，是唯一在我流淚爆發時給予體諒的人。當我向他們表達我的堅定信念，說總有一天，我會回到我的時代和地方時，他們沒有大聲勸阻。

　　除此之外，埃斯克魯德和科拉爾更傾向於傑格的觀點，也就是說，他們正在目睹一種最不尋常和最罕見的超心理學或“通靈”現象，這一現象會以前所未有的清晰記憶和極度清醒的意識狀態表現出來。

　　從他們的問話來看，我驚訝的是，他們對我們時代的日常生活狀況、我們的思維方式、習慣、制度和信仰更感興趣，而不是那些偉大的戰爭或政治事件，也許是因為他們從歷史中對後者了如指掌。他們特別感興趣的是我們時代之前的一個世紀，他們總是把談話引向那個話題。最讓他們感興趣的不是生活在1921年的那個人，而是那個在世紀之交的青春期，從學校和書本上了解最近的歷史的人。事實上，他們向我解釋說，19世紀是一個“懸而未決的世紀”，在前幾個世紀和下一個世紀之間脫穎而出。尤其是18世紀末19世紀初，對他們來說是一個非常獨特的時代，那裡藏有許多的先驅人物和作品，他們的成就與今天於的人物和作品相當。

　　更具體地說，自由、平等、兄弟情誼和對自然的熱愛在那個時代萌芽並成長，這一事實讓他們傾心激動！他們高度評價了各國為實現真正的解放和自由而進行的鬥爭，當然也包括歐洲的和平協定。

　　20世紀的重大事件似乎並沒有引起他們的興趣。我希望這場戰爭永遠不會重演(指第一次世界大戰，帕蘭不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很可能未來的人們沒有告訴他這件事，以為他可能會再回到1921年的自己)，對於當時飽受戰爭苦難的各國，他們也沒有興趣。他們不知道有多少人，為了讓自己的後代過上美好、自由的生活，宣誓要獻出自己的生命——而他們也這樣做了…這些，我都清清楚楚…

　　我發現，時間的流逝和過去2000年裡發生的一切，讓他們忘記了那些曾經動搖我們自己生活、改變歷史進程的分水嶺事件。過去的領導人作為人類的救世主而被載入史冊。我們認為他們是不朽的。現在，他們被描述為“小人”、“不配當地方領袖”、“反對聯邦和我們種族的進步”、“否認文化”和“反人道主義者”。我指的是幾十年來在歷史上發揮了重要作用的領導人。

　　當我告訴他們我是瑞士人時，他們問我的唯一問題是，首先，我是否知道總部設在日內瓦的全球兒童保護組織的任何細節;其次，我是否曾見過那個時代兩位著名的“阿爾伯特”，即阿爾伯特·施韋策和阿爾伯特·愛因斯坦， 或伯特蘭·羅素和伯格森。後者在這裡被認為是另一個先驅，正是因為他的觀察成果，他們才得以“看到”尼伯聞奇的預言。莫裡斯·梅特林克和其著作《青鳥》也一樣……他們聲稱見過真正的“青鳥”。。。

　　諾弗留給我的最後一段記憶也是最好的。我告別諾弗，參觀了布洛姆斯特杜夫特(Blomsterduft)的老城，那裡保留著古老的學院、綠茵場和綠樹成蔭的街道，在那裡你幾乎可以感覺到，呼吸到的空氣中，漂浮著古老的斯堪的納維亞精神。這是前挪威和瑞典為數不多的幾個國家，在經歷那場駭人聽聞的全球大熔爐事件(熱核混戰)之後，所遺留下來的少數幾個能反映民族文化特色的城市之一。

　　世界各地數以百萬計來到諾弗的年輕學生，首先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向老城致敬，這座老城是他們32代祖先的文化中心。每一個角落和縫隙都是他們過去幾個世紀文化的紀念。據我所知，三百年前的兩位偉大的老師被稱為霍爾伯格和艾倫斯萊爾，這兩位精神人物留下的傳統絲毫沒有褪色。

　　據斯特凡和傑格所說，如果說玫瑰谷(雖然這兩個地方的面積大致相同，但還不到諾福爾人口的四分之一)被認為是“地球的心臟”，那麽從布洛姆斯特杜夫特開始的諾弗就是“精神方舟”，因為它與西方文明的發展有著直接的聯系，使歐洲在北美和南美文化區旁邊佔有一席之地，這些文化區幾百年來一直是精神文化的中心，從加利福尼亞和佛羅裡達到波士頓和新奧爾良，還有開普敦和比勒陀利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