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植看眾人休息的差不多了，大喊一聲:“上課！”

　　大家分位坐定，曹植開講:“始建國元年(公元9年)四月，徐鄉侯劉快率數千人起兵。真定人劉都等密謀舉兵造反，事泄被誅。這些反莽活動，開始十分微弱，且被相繼鎮壓下去，但卻表明，劉氏宗族及一部分地主官僚與王莽的矛盾已經開始激化。與此同時，下層普通百姓的反抗活動也此伏彼起，層出不窮。

　　王莽改製沒有解決西漢末年以來的土地兼並以及流民問題。相反，由於他興師動眾討伐匈奴和周邊少數民族，大興土木，還大大加重了老百姓的賦稅、徭役負擔，甚至造成成千上萬的百姓死於非命。例如征句町時，王莽發吏民二十萬，因軍糧前後不相及，士卒饑疫，三歲余死者數萬人。人禍加上天災，使土地荒蕪，物價騰貴，米價由漢文帝時的每石數十錢漲至二千錢。

　　到王莽末年，更達到了每斛價值黃金一斤。天災人禍迫使百姓流落他鄉，人相食的慘狀史不絕書。面對這種現象，王莽無計可施，竟然異想天開，派人教流落關中的饑民“煮木為酪”。這種悲慘的生活，怎麽能使百姓不鋌而走險，揭竿而起呢！

　　始建國三年(公元11年)，各地百姓苦於新莽政權頻繁的征發，相繼棄城郭流亡為盜賊，其中並州(山西大部及河北、內蒙一部)等邊境地區尤甚。

　　天鳳二年(公元15年)，五原(今BT市西北)、代郡(今河北蔚縣西南)一帶百姓不堪北征匈奴士卒的騷擾，數千人起而造反，捕盜將軍孔仁經過一年多的圍剿，才將盜賊平定下去。

　　天鳳四年(公元17年)以後，天下愈愁，盜賊起，各地人民紛紛起而反抗。在這一年，瓜田儀在會稽長洲(江蘇蘇州)率眾起義，堅持長達數年之久。同年，琅琊海曲(今山東日照)婦女呂母為被縣宰冤殺的兒子報仇，率眾攻破縣城，處死縣宰，自稱將軍，出沒於海上，其勢力迅速發展到數萬人。呂母是中國歷史上出現的農民起義的第一個女領袖。

　　天鳳五年(公元18年)，東海(今山東郯城北)人力子都率眾起義，隊伍迅速發展到數萬人，活躍於徐州等地，王莽遣使者發郡國兵擊之，不能克。在北方，也出現數十支起義軍，其中較為著名的有銅馬部、青犢部、上江部、城頭子路部等。在南方，有張霸在南郡(今湖北江陵東北)的起義、羊牧在江夏(今湖北雲夢)的起義、秦豐在南郡的起義、王州公在廬江(今AH廬江西南)的起義。這些義軍人數不等，少則數千，多則數萬、數十萬，其活動范圍往往跨州連郡，活躍於廣大地區。

　　在國都附近的“三輔”地區，小股起義也多得不可勝數。地皇二年(公元21年)，三輔盜賊麻起，甚至在長安城中也有盜賊出沒，王莽不得不置捕盜都尉官，令執法謁者追擊長安中，建鳴鼓攻賊幡，而使者隨其後。

　　在當時遍布全國的起義軍中，有兩支最大的隊伍，成為農民起義的主流，這就是南方的綠林軍和北方的赤眉軍。

　　亡國被殺

　　在王莽推行新政時，屢有旱、蝗、瘟疫、黃河決口改道等災害出現，由於王莽改製不僅沒能緩和社會矛盾，反而造成了天下劇烈動蕩，國庫也耗費殆盡無法撥款賑災，造成了民眾生存難以為繼。因此於天鳳四年(公元17年)全國發生蝗災、旱災，饑荒時，各地農民紛起，其中形成了赤眉軍和綠林軍兩大軍事勢力。

　　公元23年，

王莽在南郊舉行哭天大典。　　地皇四年(公元23年)，起義軍(綠林軍)攻入長安，王莽在王揖等護衛下逃往漸台，公卿大夫、宦官、隨從還有千余人。守城的王邑日夜搏鬥，部下死傷略盡，也退至漸台。這時他的兒子、侍中王睦正想脫掉官服逃命。王邑將他喝住，父子倆一起守著王莽。最後隨從王莽的千余人全部戰死或者被殺。王莽被起義軍戰士(商縣人杜吳)所殺，校尉公賓就向杜吳問王莽的屍身在哪，杜吳告訴他在“室中西北陬間”，公賓就斬了王莽的首級，懸於宛市之中，數十個軍士爭相殺王莽，分裂了王莽的屍體。[11]百姓們聽說王莽的首級在宛市，‘共提擊之，或切食其舌’[12]。

　　新朝滅亡，王莽的頭顱，被後來歷代皇室所收藏，直到公元295年晉惠帝時，洛陽武庫遭大火，遂被焚毀。

　　為政舉措編輯播報

　　參見:王莽改革

　　內容

　　(1)更天下田曰王田，私人不得買賣。

　　(2)改奴婢為“私屬”，亦不得買賣。

　　(3)實行“五均六筦”製，即在國都長安及五大城市設立五均官，政府管理五均賒貸及物價，征收商稅，由政府經營鹽、鐵、酒、鑄錢、山澤等。

　　(4)改革幣製。

　　(5)改革中央機構，加強相權、兵權;重新劃分郡縣，更改地名。

　　(6)改革少數民族名稱、首領稱號。

　　(7)改匈奴為十五單於。[20]

　　評價

　　有史家認為，王莽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富有遠見卓識的社會改革家。胡適認為他是1900年前的社會主義皇帝。相關爭議詳見下文。

　　歷史評價

　　王莽是一位在歷史上備受爭議的人物。古代史學家以“正統”的觀念，認為其是篡位的“巨奸”。但近代帝製結束之後，王莽被很多史學家譽為“中國歷史上第一位社會改革家”。認為他是一個有遠見而無私的社會改革者。

　　王莽改製的失敗，固然有其歷史的必然性，但他性情狂躁、輕於改作，一味慕古、不切實際，剛愎自用、所用非人，這些性格特征使他在改製中既不能根據實際情況調整政策，又不能建立一個高效率、有威信的推行新政的領導班子，因此改革注定要失敗。

　　古代

　　王莽通過禪讓的方式代替漢朝成為皇帝，被古代多數封建儒士所否定。即便如此，王莽依然被同一時代的人們認為是勝過了那些奪取王莽政權的更始帝君臣。

　　耿弇:“今更始失政，君臣淫亂，諸將擅命於畿內，貴戚縱橫於都內。天子之命，不出城門，所在牧守，輒自遷易，百姓不知所從，士人莫敢自安。虜掠財物，劫掠婦女，懷金玉者，至不生歸。元元叩心，更思莽朝。”[14]

　　桓譚:①“王翁自見以專國秉政得之，即抑重臣，收下權，使事無大小深淺，皆斷決於己身。及其失之，人不從大臣生焉。更始帝見王翁以失百姓心亡天下，既西到京師，恃民悅喜，則自安樂，不聽納諫臣謀士，赤眉圍其外，而近臣反城，遂以破敗。”[15]②維王翁之過絕世人有三焉:其智足以飾非奪是，辨能窮詰說士，威則震懼群下。又數陰中不快已者，故群臣莫能抗答其論，莫敢乾犯匡諫。卒以致亡敗，其不知大體之禍也。……王翁始秉國政，自以通明賢聖，而謂群下才智莫能出其上。是故舉措興事，輒欲自信任，不肯與諸明習者通兵[共]。苟直意而發，得之而用，是以稀獲其功效焉。故卒遇破亡，此不知大體者也。……王翁嘉慕前聖之治，而簡薄漢家法令，故多所變更，欲事事效古，美先聖制度，而不知己之不能行其事。釋近趨遠，所尚非務，故以高義退致廢亂，此不知大體者也。……王翁前欲北伐匈奴，及後東擊青徐眾郡赤眉之徒，皆不擇良將，而但以世姓及信謹文吏，或遣親屬子孫素所愛好，或[鹹]無權智將帥之用。猥使據軍持眾，當赴強敵，是以軍合則損，士眾散走，咎在不擇將，將與主俱不知大體者也。[21]

　　班固在《漢書》中雲: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宗族稱孝，師友歸仁。及其居位輔政，成、哀之際，勤勞國家，直道而行，動見稱述。豈所謂“在家必聞，在國必聞”，“色取仁而行違”者邪?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歷世之權，遭漢中微，國統三絕，而太后壽考為之宗主，故得肆其奸惹，以成篡盜之禍。推是言之，亦天時，非人力之致矣。及其竊位南面，處非所據，顛覆之勢險於桀、紂， 而莽晏然自以黃、虞復出也。乃始恣睢，奮其威詐，滔天虐民，窮凶極惡，流毒諸夏，亂延蠻貉，猶未足逞其欲焉。是以四海之內，囂然喪其樂生之心，中外憤怨，遠近俱發，城池不守，支體分裂，遂令天下城邑為虛，丘壟發掘，害遍生民，辜及朽骨，自書傳所載亂臣賊子無道之人，考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者也。昔秦燔《詩》、《書》以立私議，莽誦《六藝》以文奸言，同歸殊途，俱用滅亡，皆炕龍絕氣，非命之運，紫色蛙聲，余分閏位，聖王之驅除雲爾！谘爾賊臣，篡漢滔天，行驕夏癸，虐烈商辛。偽稽黃、虞，繆稱典文，眾怨神怒，惡複誅臻。百王之極，究其奸昏。[16]

　　夏言(1482年-1548年)《申議天地分祭疏》有雲:“用《周禮》誤天下者，王莽、劉歆、蘇綽、王安石也。”

　　霍韜(1487年-1540年)《與夏公謹書》有雲:“王莽之學，一傳而得宇文泰，再傳而得王安石。然而安石惟能行泉府一法而已矣。蓋泉府之政，即桑弘羊均輸之政也。安石行焉，遂致元豐熙寧棼棼如也，猶不如宇文泰焉。宇文泰為大蒙宰，盡行《周官》之法，其嗣遂為周天王，然猶不如王莽。法行《周官》，身為宰衡，遂上兼舜禹而宅帝位。故曰:敢用《周禮》王莽其上也，宇文泰其次也，王安石其下也。”

　　楊慎(1488年-1559年)說:“以鄉願竊相位胡廣也，以鄉願竊天位王莽也。”

　　......”

　　講到這裡，曹植再次大喊一聲:“下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