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落而出，曹植又把三人喊到一起，繼續講課:“

　　近現代

　　胡適開始為王莽平反:“王莽是中國第一位社會主義者。”他認同王莽改革中的土地國有、均產、廢奴三個大政策，“王莽受了一千九百年的冤枉，還沒有公平的論定。他的貴本家王安石受一時的唾罵，卻早已有人替他伸冤了。然而王莽卻是一個大政治家，他的魄力和手腕遠在王安石之上……可憐這樣一個勤勤懇懇，生性‘不能無為’，要‘均眾庶，抑並兼’的人，到末了竟死在斬台上，……竟沒有人替他說一句公平的話。”

　　像胡適一樣，也有史學家認為他是一個有遠見而無私的社會改革者。[17]

　　翦伯讚認為“王莽不失為中國史上最有膽識的最聰明的一位政治家。”王莽改製“要將當時矛盾百出的社會經濟制度加以改良”。(《中國史綱》)

　　何茲全說:“王莽是個改良主義者，在政策上他是為了自身的利益，而同時又照顧了一般人民的利益的。比起當時黑暗的統治者來，王莽當然是比較進步的。”(《王莽》，《光明日報》1951年3月10日)

　　葛承雍認為“作為改革家的王莽”，“是當時統治集團中一個獨具卓識的人物”。“我們以西漢末年社會的實際條件。來衡量王莽的改革措施，不能不承認大多數是有進步意義的，而且切中時弊。”(《王莽的悲劇》，《西北大學學報》1981年第1期)

　　韓玉德也認為，“王莽是一位飽讀古文經，堅持以經治國的大經學家，大政治家”。(《關於王莽研究中的幾個問題》，《齊魯學刊》1983年第1期)[17]

　　旅美歷史學家黃仁宇則指出，從王莽登位後發出的一系列詔書中看到，王莽的政策根本脫離了當時的實際環境，亦缺乏適當的用人安排。他在《中國大歷史》裡語帶諷刺地評論王莽:“他盡信中國古典，真的以為金字塔可以倒砌。”

　　傅樂成在其著作中國通史中則評論他說，王莽具有超人的智力、辯才和威嚴，但也有重大的缺點，諸如過度的自信，一味的複古以及猜疑部下等。王莽的行為看來有些偽，也有些愚，但西漢的偽風並不始於王莽，他不過承襲此風而擴充之，結果以偽獲得名聲並篡位之後，得意之余，乃至無往而不偽。他有他的政治理想，其新法是為整個西漢政治作一通盤的改革，但因缺乏政治才能又迷信複古，事事行之以偽，才會看來令人有愚的感覺。王莽是實際政治的失敗者，也是複古思想的殉道者，他在政治舞台上所表現的一切，雖然最後都歸幻滅，但實在是不平凡的。[17]

　　史學家呂思勉也認為以漢朝為出發點的歷史評價不公，即將王莽的優點全部用一個“偽”字掩蓋。王莽本身博學，禮賢下士，孝敬母親及寡居的嫂嫂，地位越高而對人越謙虛，而且自己與自己家人的生活始終接近清貧，甚至王莽的妻子因為穿著樸素出門迎客被認為是仆傭。呂思勉認為凡是作偽之人，必然是有所圖的，而王莽代漢稱帝所圖達到之後卻並無改變，一生作為如一，又如何能稱其為偽?更重要的是，王莽改製成為中國文化的一次重大轉變，在西漢及以前，凡是談論政治的人大多對社會現狀進行攻擊要求改革，至東漢及以後，玄學、佛學先後興起，都強調適應社會，而不再追求改革。王莽的行事，諸如恢復井田等，其實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從先秦以來仁人志士的公意，無論成敗，

都應由抱有此類見解的人士共負，而不是王莽一人之責。　　史學家韓複智認為王莽的經濟改革對解決當時的經濟問題有一定的幫助。他在《兩漢經濟問題症結》中提到王莽推行的經濟措施“除變更幣製外，可謂都切中時弊，真正兼顧到平均地權與節製資本兩方面。”其說法是基於王莽一方面把全國土地收歸國有，平均分配給人民。另一方面，他強製有勞動能力的人從事生產，以改善農民生活。其次，他實行五均六筦，不僅防止資本家的兼並和農民遭受重利盤剝，並且扶助小商人的經營，用來救濟農民。但同時變更幣製的經濟措施卻令通貨膨脹的情況惡化和幣製混亂，而貧窮的人民更加未能在拉闊了的貧富差距下受惠。連富裕的商人亦都破產。雖然如此，王莽的社會經濟改革仍然得到韓複智的正面評價。[17]

　　劍橋大學史學家崔瑞德及魯惟一在《劍橋中國秦漢史》表示王莽如果沒有真才實學，他不能升為攝皇帝。又他代漢建立新朝，孺子劉嬰受到了他不尋常的寬待，雖然被廢但沒有被殺且能過著隱居的生活。而王莽也將孫女嫁給劉嬰。在始建國元年爆發了兩次原劉氏皇室的起事，王莽很快就派員鎮壓並牢牢地控制漢室政府，在長安建都。

　　也有一些人對王莽的評價持謹慎態度。如范文瀾說:“王莽是企圖解決問題的一人”。(《中國通史》第二冊)胡寄窗認為“王莽既不是一味模仿前人的抄襲者，也不是一個想把歷史拉向後退的複古者”，“他絕不是一個進步的思想家，也不是什麽改良主義者，王莽只是一個對經濟問題具有一定觀察力的封建剝削階級的知識分子”。(《中國經濟思想史》中冊)蕭立岩說:“王莽在中國歷史並不是一個很壞的皇帝。”(《略論王莽及其改製》，《齊魯學刊》1981年第6期)[18]

　　從另一角度看，王莽也是書生式政治家。王莽登位後推行之新政，大抵都是為了仿照周朝的制度推行，如屢次改變幣製、更改官製與官名、以王田製為名恢復井田製，把鹽、鐵、酒、幣製、山林川澤收歸國有，都是不停回復西周時代的周禮模式。可是古今風俗不同，環境各異，源於古製的新法，未必一切都合時合宜。而這些新政都是違反了歷史規律，所以推行失敗，自屬歷史必然。所以這個角度看，王莽是一個事事複古，脫離現實的政治家，就正如史家錢穆所言:“王莽的政治，完全是一種書生的政治。”

　　中國傳統歷史學強調忠君、家天下等理念，對王莽的評價普遍不高，一般都認為他只是一位“偽君子”，眾口一辭的千古罪人。東漢朝修訂的《漢書》就把王莽列作“逆臣”一類，可見一斑。而後世評價也大抵是受到了後漢時代史家所影響。事實上王莽本身是篡漢而取得帝位，而同時也是漢朝宗室所滅，從漢朝政權來看，王莽被視作“逆臣賊子”，並不奇怪。而他在取得帝位前的種種行徑，更被視為王莽作為“逆臣賊子”的理據，如他殺了漢平帝而立了孺子嬰為皇帝。[17]

　　近代仍有不少歷史學者對王莽持否定態度。李鼎芳說:“王莽和他的黨羽是一個地主貴族大商人集團”，“王莽是一個政治投機家，是以改良主義、複古主義作掩護來進行其政治投機勾當的”，“決不能算是一個改良主義者”。“王莽曾經實行過一系列違反歷史發展的所謂改製，這是想把歷史拉回頭的複古行徑。”(《論王莽》，《新史學通訊》1954年第7期)李晴說王莽是個手段毒辣的“偽君子”(《東方的吉訶德老爺——王莽》， 《人物》1950年第9期)。張志哲等人認為王莽改製“是西漢外戚政治的一個產物”，“根本不是為了解決社會問題，而純粹是出於謀王奪國、逞欲顯威的政治野心”。他們將其改革內容概括為四種情況:第一，無關國計民生，毫無實際意義的;第二，倒行逆施，違反歷史規律的;第三，實際辦不到、行不通的;第四，與民爭利、奪民生計的。並據此認為“王莽根本不是一個什麽有膽識的改革家，而是十足的皇帝迷，……王莽又是一個好大喜功的野心家”，“一個可恥的政治角色”，“典型的偽君子”(《王莽與劉秀》，《中國史研究》1980年第2期)。郭廷康等人則說王莽是“複辟奴隸製的總代表”，“王莽的‘托古改製’，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奴隸主階級複辟事件。”(《論王莽的托古改製》，《文史哲》1976年第1期)。郭沫若《中國史稿》稱王莽改製為“一系列倒行逆施的政策和措施。”朱紹侯主編的大專教材《中國古代史》寫道:王莽“采取了一系列反動措施，造成了經濟混亂和政治不安，給人民帶來了更大的災難和痛苦。”

　　講到這裡，大軍打斷了下:“曹兄，你說這王莽是不是穿越者呢?”

　　這個時候，嫦娥和如來都笑了起來。

　　大軍還是看著曹植，只見曹植意味深長的說:“你覺得呢?”

　　這時，一個胖胖的身影從遠處顯出，後面跟著一條黑色的岩獸。

　　大軍心中感歎:“沒想到以這種方式再見面，但故人也許已經不是故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