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了不知多久，迷霧散去。

　　大軍、嫦娥、曹植、如來坐在一個湖旁。

　　眾人坐了半晌，曹植開口道:“諸位知道山海經吧?”

　　大軍點了點頭，嫦娥笑了笑，如來鼻子哼了一聲。

　　“關於山海經的故事，我再贅述一遍，可能會引來那個焰獸。”

　　曹植環繞了下眾人一遍，目視著湖面，淡淡的說了起來:

　　“山海經(中國先秦古籍)——

　　《山海經》(《 of Mountains and Rivers》)，成書於戰國時期至漢代初期，與《易經》《黃帝內經》並稱為上古三大奇書

　　《山海經》包含著關於上古地理、歷史、神話、天文、動物、植物、醫學、宗教以及人類學、民族學、海洋學和科技史等方面的諸多內容，是一部上古社會生活的百科全書。

　　《山海經》展示的是遠古的文化，記錄的是大荒時期的生活狀況與人們的思想活動，勾勒出了上古時期的文明與文化狀態，為後世提供了許多有用的信息。

　　古籍概述——

　　成書作者

　　確指說

　　對《山海經》一書記載，最早見於司馬遷《史記·大宛傳》。

　　古代典籍中首次明確指出《山海經》的作者是在西漢劉秀的《上山海經表》中，劉秀認為《山海經》是上古治水的大禹、伯益。

　　在《吳越春秋》中:“禹巡行四瀆，與益、夔共謀，行到名山大澤，招其神而問之:山川脈理金玉所有鳥獸昆蟲之類，及八方之民族，殊國異域土地裡數。使益疏而記之，命曰《山海經》。”

　　其後，東漢時期的王充、趙曄等也都在其著作中將《山海經》的作者定為伯益，在流傳過程中，經後人增刪修改。

　　明代學者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載:“戰國好奇之士，本《穆天子傳》之文與事，而奢侈大博級之，雜傅以汲塚、紀年之異聞，周書、王會之詭物，離騷、天問之遐旨，南華鄭花圃之寓言，以成此書”。

　　清朝畢沅在總結前代諸家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進而提出《山經》是大禹、伯益創作，《海外經》、《海內經》為秦人所作，《大荒經》則在劉秀修訂時產生。

　　進入二十世紀，又有學者提出《山海經》的作者是戰國時期的鄒衍;該學說發端於劉師培，他在《西漢今文學多采鄒衍說考》中，根據《墨子》所記“神仙家言，亦以齊邦為盛”推斷，他主張《史記·大宛列傳》與《山海經》並提的《禹本紀》“疑亦衍書”。

　　另外《山海經》的作者還有學者認為是墨子的弟子隨巢子

　　泛指說

　　現今，學術界的討論的焦點是作者的北人與南人之爭。北人說中，主要有秦人創作說和中原洛陽人創作說。顧頡剛在《禹貢全文注釋》稱，“《禹貢》作者的籍貫同《山經》作者一樣，可能是秦國人”。而鄭德坤和日學者小川琢治則認為，《山經》中多對中原地區山川、礦產的記述，從而得出中原洛陽人創作的觀點。

　　南人說中主要有巴、蜀人說，楚人說。呂子方、蒙文通是巴、蜀人說的代表者。呂子方以“大荒”“海內”多有記載巴、蜀之地的事跡為證據，提出巴、蜀人說。而蒙文通則認為《海內經》四篇是古蜀國的作品，“大荒”巴國作品、《五藏山經》和“海外”四經是接受了巴蜀文化以後的楚國人的作品。楚人說的代表袁珂先生認為書中所寫神話故事與屈原作品《離騷》、《天問》、《九歌》等關系密切，

且行文中多用楚地之語，如《海內經》中關於都廣之野的記載，“播琴”一詞就是出自楚地，楚地的人稱呼“播種”為“播琴”，另《西次三經》中“服之使人不厭”一句中，厭俗稱魘，是四川人說的發夢顛。另書中對顓頊和黃帝的記敘極多，相傳這被楚人供奉為祖先。　　據其統計，全書記敘顓頊事跡的有17處:《海外北經》1處、《大荒東經》1處、《大荒南經》2處、《大荒西經》6處、《大荒北經》5處、《海內經》2處，明確記敘黃帝事跡的有14處:《北次三經》1處、《海外西經》2處、《海外北經》1處、《大荒東經》2處、《大荒西經》3處、《大荒北經》2處、《海內經》3處，書中稱為帝而實際應指皇帝者9處:《西次三經》“是為帝之下都”、“實為帝之平圃”“帝乃戮之鍾山之東”，《中次三經》“實為帝之密都”、《海外南經》“為帝司夜於此野”、《海外西經》“刑天與帝爭神”、《海內西經》“帝乃梏之疏屬之山”、“帝之下都”、《海內經》“鯀竊帝之息壤”。

　　北人說和南人說以外，一些學者提出折中的見解，他們認為《山海經》在成書、流傳過程中，既有北人的加工，同時也經歷了南人增減。

　　學者蕭兵著文稱:《山海經》結構上觀點模糊，節段松散，句式零亂，韻散夾雜，缺乏象屈原賦那樣明確而統一的思想、情調、構思和語言風格，並提出《山海經》包含南、北方大量資料信息，僅僅是北方人或南方人是無法創作出來的。

　　成書過程

　　上世紀20至70年代

　　上世紀二十至七十年代，一批學者對《山海經》的成書分別進行了研究，提出了許多新的觀點。學者陸侃如撰文提出:海內外經八卷作於西漢《淮南子》之後劉歆之前，大荒海內經五卷作於劉歆之後郭璞之前，《五藏山經》是更早的作品。

　　茅盾認為:《五藏山經》成於東周，海外海內寫於春秋戰國之交，大荒海內經五篇成於秦統一之前。其後聞一多提出了《山海經》是漢代典籍的觀點。蒙文通在其《略論的寫作時代及其產生地域》一文提出:大荒海內五經寫作時代最早，大約在西周前期，海內四經在西周中期，《五藏山經》和海外四經作於春秋戰國之交。

　　袁珂在《寫作時地和篇目考》一文中明確指出:大荒海內五篇部分成書最早，約為在戰國初年或中期，五藏山經海外四經稍遲，在戰國中期以後，海內四經成書於漢代初年。

　　上世紀80年代至今

　　上世紀80年代至今，對《山海經》成書這一問題的討論更加活躍，研究方法也更加豐富。顧頡剛、譚其驤通過《禹貢》與《山海經》的比較研究得出《禹貢》成書早於《山海經》的結論，後者更是明確提出“《山海經》成書的具體時間應該在秦統一六國之後，正在對南越用兵而尚未完全征服的時候”的結論。

　　任乃強在《論成書年代與資料來源》中，通過對《淮南子》等文獻資料的佐證，得出“《山經》成書與《準南子》同時，漢武帝初年，已有《山海經》，但那時只有《山經》與海經合成一書，大荒經五篇可能是宣、元、成三帝時被海內外八經收入其中，時間約在王莽執政之後，劉歆改名以前”。

　　趙璞珊將《山海經》中的醫學知識進行集中整理，通過與商代卜辭的記載和西漢早起出土的文獻綜合比較，推斷《山海經》成書時代在“春秋戰國之交，或者還要早一些，即春秋晚期作品。”同時還進一步斷定，“《山海經》不一定是出自當時的理論大家之手，而很可能是一些對當時自然界各種現象充滿樂趣的人寫作的”。

　　有的學者主張今本《山海經》各篇結構就是成書的先後順序。 其中，主張《山海經》成書於虞夏的觀點較為興盛，徐顯之在其《山海經探原》中認為:《山海經》草創於禹益，完善於春秋戰國之際，以後歷兩漢魏晉，又續有增益。

　　當代的學者普遍認為:由於《山海經》內部所體現出的的整體性和差異性，可以推論出，《山海經》是由民間口頭文學流傳而來，人們從荒蠻的遠古時代起口耳相傳，一代一代在流傳的過程中不斷演變增益，最後才見之於文字。成書約在戰國之前，成書後仍不斷經後人修改增訂而成。

　　性質定位——

　　文獻性質

　　關於《山海經》一書的性質，眾說紛紜。

　　從《漢書》到《新唐書》的記載，《山海經》一直被視為具有實用價值的地理書。漢代劉歆在其《上表》中他指出:“《山海經》內別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紀其珍寶奇物，異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獸昆蟲麟鳳之所止，禎祥之所隱，及四海之外，絕域之國，殊類之人。禹別九州，任土作貢;而益等類物善惡，著《山海經》”;後世的《隋書·經籍志》以及不少史書，也把它列入地理類。

　　而《漢書·藝文志》則把它列入數術類刑法家之首，與《相人》、《相六畜》之類的巫卜星相之書混在一起，《宋史·藝文志》將之列入五行類。”

　　講到這裡，曹植站起來，走了兩步:“大家都活動一下，明天接著說。”

　　眾人伸了伸懶腰，站起來，在湖邊來回溜達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