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之驕子為何‘倒行逆施’?

　　李承乾最早暴露出的“叛逆”傾向，是以“陽奉陰違”的形式出現的。

　　“及長，好聲色，慢遊無度，然懼太宗知之，不敢見其跡。每臨朝視事，必言忠孝之道，退朝後，便與群小褻狎。宮臣或欲進諫者，承乾必先揣其情，便危坐斂容，引咎自責。樞機辨給，智足飾非，群臣拜答不暇，故在位者初皆以為明而莫之察也。”(《舊唐書》)

　　我們直觀地去理解它，很容易理解，就是淘氣小孩畏懼家長責怪，人又聰明，所以很會忽悠，表面一套，背後一套，偷偷地維持自己的快樂生活。

　　這個簡單的行為體現了一種潛意識，就是“做人”的需求。這種需求的本質概括來說就是在世俗評判體系裡保持一個“面子”。無論“裡子”如何，“面子”一定要有，為什麽呢?因為人不得不面對“被定義”。

　　而中國文化的一大特點是:對一個人的定義是用他人來完成的。孔孟之道中，“他人”才是永恆的主體，一個人的定義由眾多來自於外界的倫理關系、社會信條、他人評價來構成，卻唯獨缺少了這個人自己對自己的定義，也就是少了個體的“自我”。儒家文化是沒有“自我”的。

　　對於李承乾來說，他身處於這樣的文化傳統中，身處於封建社會結構中，“君”和“父”的對他定義、“天理”和“道德”對他的評判，這兩種層面上的定義對於他的立身之本有絕對的決定權。所以李承乾出於畏懼李世民也好，出於屈服於禮教對太子的規訓也好，本質上是他畏懼被世俗評判體系否定，因為否定之後緊隨著的往往就是懲罰。

　　注意，這個懲罰絕不是指某一次責罰那麽簡單的。這裡的懲罰是整個評價體系對於違背者毫不留情的剿殺，是對這個人做人根基的根本威脅。這種懲罰帶來的，是對一個人生存條件和人生價值的踐踏和毀滅。對於太子來說，最直接體現這種懲罰的就是“失權”。太子失權，意味著他整個的人生意義——“做太子”被拿掉了，他的人生都會隨著失權而淪為一堆無意義的廢墟。他失去的不只是“位高權重”、“養尊處優”，而是作為社會人的一面的徹底坍塌、徹底抹殺。他將失去來自外界的積極認同，會被這個世界所鄙棄。

　　所以，李承乾的潛意識裡是恐懼被否定、失權的。他每一次恐懼“犯錯受責備”，看起來並不是大事，但其實和他對“被否定、失權”的恐懼是同構的，因為對“被否定、失權”的恐懼是他恐懼受責備的根源。

　　雖然他恐懼，而且他的自我在定義權上面是被動的，但是，他的自我需求畢竟也是實實在在存在呀。他的聰明，讓他采用“陽奉陰違”方法來應對個人需求與他人需求的矛盾，也因此，阻礙了他被評價體系的徹底規訓和異化，這為他後來更激烈的反抗埋下了伏筆。

　　我們必須關注的是他在這種狀態下，又往哪個方向發展了?

　　先看“面子”方面。李世民對他的面子是給予了正反饋的。李承乾寫的治國策論，三頁紙，被李世民拿去給大臣們炫耀，評價其:“深得經邦之要也。”李承乾監國的能力也被李世民肯定，評價為“頗識大體”、“頗能聽斷”，並且放心地給予了他很多監國機會。這種正反饋下，李承乾是會驕傲、舒心的，這是一種心理機制上的給予和獎勵。

　　再看“裡子”方面。李世民對李承乾的各種德行有虧是給予了負反饋的。這些負反饋包括但不限於:斥責、對貶斥李承乾的臣子的鼓勵、表現出對其他孩子的偏愛、不屑一顧的冷暴力。這種負反饋下，李承乾是會受挫的，這是一種心理機制上的剝奪和懲罰。

　　如果不把這些作為教育范式來衡量，也不去思考李世民的出發點是不是好的，單看這種“對待模式”本身的形式:在“被優待”與“被劣待”的起伏之間，李承乾的自我認知狀態在不斷被“調教”，每一次調教本質上都是對這個評價體系本身的內化和加強......是不是與PUA的原理非常相似?

　　為什麽像PUA呢?因為李世民對於李承乾的規范有一個特點，就是不直接參與乾預，而是假借他人之手乾預，並且他自己總是直接給出定義(評判)，而不是建議(改造)。這種不定期出現的定義，在李承乾的行為認知邏輯中並沒有充當“引導”，而是充當了“判決”。它所加固的不是父對子的教誡，而是君父對臣子的絕對定義權。

　　這種PUA模式訓練了李承乾對君父定義權的臣服和依賴。正反饋是蘿卜，負反饋是鞭子，他的定義以及定義背後的“存在安全感”被牢牢綁定在這樣的正負反饋過程中，使得李世民的反饋與李承乾的潛意識恐懼——“被否定被奪權”形成了強捆綁，最終導致他活在患得患失之中。

　　更要命的是，在這個過程中，“李泰的野心和競爭”形成了一個外於李承乾個人矛盾，真實存在於權力競爭場域的實實在在的威脅。這個威脅有玄武門事件背書，有“掌握絕對定義權的君父”產生了“廢立之心”的各種疑似證據的加持。

　　李承乾對君父定義權的臣服、李泰的存在和競爭，都是對這種定義權所造成的壓迫扭曲的加強，最終讓李承乾徹底地從各個層面上滑向對“被否定”及“失權”的極度恐懼中。

　　綜上所述，我認為可以分析出:李承乾的倒行逆施有兩個層面的動因。

　　第一個層面，是由於世俗評價體系對他不利、傾向於否定時，他按照“禮教”、“君父”的期待來做事的動力坍塌了。換句話說，裝面子已經沒有那麽大的意義了，不用再裝是一種解脫。但是他又不具有積極的自我動力，於是他就會自甘墮落、自我放縱。自甘墮落是“失去世俗評價體系的正面反饋”的結果，而自我放縱則是他建立消極自尊、發泄壓抑的自我需求、反抗世俗評價體系的渠道。

　　第二個層面，倒行逆施是人在恐懼對事情失去控制時想要找到控制感的應激反應，他的“倒行逆施”是在“行使權力”、“發泄權欲”，因為他恰恰恐懼的就是失去這個權力。

　　李世民和李承乾父子矛盾的根源是什麽?

　　根源一:李承乾缺乏安全感

　　李承乾缺乏安全感，有四個層面。

　　第一，他渴愛。他缺乏從幼年時期為他建立安全感的親密關系。

　　李世民在秦王時期無可奈何的父職缺位造成的結果是:李承乾的親密感和安全感最初一直由長孫皇后完全提供。而長孫皇后早逝後，他無法再獲取來自父親的親密關系，因為李世民給他的父愛比起常規的父子親密關系，更像是君王對儲君的規訓。後來李承乾到哪裡尋求親密關系呢?稱心。‘稱心’稱的是什麽‘心’?是自我的建立，是親密感的需求。而最終，稱心被君父的規訓殺死了。一個缺乏父愛提供的安全感的太子，在奪嫡風波中的安全感一定遠低於擁有父愛提供安全感的李泰，這也是李泰比李承乾表現得更鎮定的原因之一。

　　第二，是溝通模式的惡性循環。

　　李世民給予李承乾的處境可以用兩個比喻來描述:“權力上慣壞的孩子”和“精神上放逐的奴隸”。權力上的慣壞，體現在李世民對李承乾的教訓總是以“回避”、“間接”、“沉默”的方式出現的。他身為最有強力打壓李承乾濫用權力的皇權所有者，卻偏偏在這件事上選擇迂回。迂回的結果是，約束反而更加激發了李承乾的逆反，權力濫用非但沒有被遏製，甚至在李承乾心裡得到了一種“能奈我何”的激勵機制。精神上的放逐體現在李世民隻做審判，不予“修剪”和“培植”，甚至放任不管，冷眼旁觀(這個當然也常被解讀為慣孩子)。這種“放逐”關閉了孩子在他的“正確路線上”蹣跚學步的機會，而只是“犯錯便懲罰”，宛如管理“奴隸”般簡單乾脆。而致命的是，這兩種模式互相之間形成了惡性循環:權力上越慣壞，越倒行逆施，越精神上被放逐(被冷落)，越權力上被慣壞......再加上李泰的從中作梗，惡性循環愈發難以被打破。

　　第三，是足疾折損了李承乾作為“天之驕子”的驕傲。

　　在早期史料中，李承乾的意氣風發之態是十分耀眼的。

　　“皇太子集諸宮臣。及三教學士。於弘文殿闡法。有令。召法師慧淨。開法華經。又遣道士蔡晃。與師抗論。晃問。經稱序品第一。未審序第何分。淨曰。如來放光現瑞。此其序也。第者為居。一者為始。晃曰。第者弟也。為弟則不得稱一。言一則不得稱第。兩字矛盾。何以會通。淨曰。向不雲乎。第者為居。一者為始。先生既不領前宗。謬陳後難。便是自難。何成難人。晃乃請為重釋。淨謂其愚迷不領。銼折數番。晃蒙慚而止。皇儲怡然大笑。合座歡躍。令曰不圖法樂以至於斯。淨頻入宮闈。抗論無礙。尋下令曰。慧淨法師。名行著聞。請為普光寺主。道俗歸敬。仆射房元齡。太常褚亮。尤所敬重。”(《歷代編年釋氏通鑒》)

　　而足疾這個不完美因素，在很重禮儀體統的古代一定會對儲君產生不小的壞影響。

　　第四，是客觀存在的奪嫡之爭。這個絕對是熱點話題，網上討論無數，這裡就不展開了。

　　李承乾自己對於自己的不安全處境是具有十分明確的自覺的。這是政變敗露後李承乾回應李世民的話:“會召承乾譴勒，承乾曰:“臣貴為太子，尚何求?但為泰所圖，與朝臣謀自安爾。無狀之人，遂教臣為不軌事。若泰為太子，正使其得計耳。”帝曰:“是也，有如立泰，則副君可詭求而得。使泰也立，承乾、治俱死;治也立，泰、承乾可無它。””(《新唐書》)

　　李承乾的這一段自白表現出了他的犀利與敏銳，他對自己的困境具有清醒的認知，可惜的是，他並沒有能力從其中超越出來。

　　根源二:畸形的環境導致他無法成長

　　這個小節是從上一節:“安全感”深入，然後發散出來的。在討論這個小節的內容之前，必須要分辨一個事件，以明確為什麽“無法成長”這個根源與“安全感缺失”一樣重要，甚至更重要。

　　這個事件是這樣的:

　　“皇太子承乾不修德業，魏王泰寵愛日隆，內外庶僚，鹹有疑議，太宗聞而惡之，謂侍臣曰:“當今朝臣，忠謇無如魏徵，我遣傅皇太子，用絕天下望。”遂命草詔，謂侍臣曰:“其辭乎?”皆曰:“徵昔為侍中，卒以退讓，儲傅之重，恐必不當。”太宗曰:“徵識吾此意，將不固辭矣。”及詔下，拜為太子太傅，公自陳有疾，太宗謂之曰:“太子，宗社之本，須有師傅，故選忠正以為輔弼。昔周幽晉獻廢嫡立庶，有國行此，國必危;有家行此，家必敗，如漢家幾廢太子，賴四皓來助，乃始得安。我今賴公，即其義也。如公疹病，可臥護之。”公乃就職。”(《魏鄭公諫錄》)

　　李世民在李承乾威脅感極大的一個時候——“內外庶僚，鹹有疑議”時，做了一個極有深意的舉動:把魏徵遣傅皇太子。這是一個非常明確的表態行為、政治手段，但是它最終沒有收到應有的效果。

　　個人愚見，這是因為李承乾從來沒有成為過一個成熟的政治家。在這場奪嫡的政治博弈中，與其說他是基於政治規則和博弈手段在進行奪權，不如說他本質上一直是作為兒子在爭取父親的支持和認同，並通過爭取這個得到父親“獎勵”給爭寵獲勝者的皇權。在他發覺“他自救必須要從根上反抗”從而策劃政變之前，他和李泰的奪嫡之爭一直都是“爭寵”行為，他們固然有在朝廷中進行一些穿針引線、拉幫站隊，但是李世民對朝局具有絕對壓倒性的把握。這一點和李世民作為軍功集團話事人與實權皇帝李淵進行的長期政治博弈與最終的流血政變是有本質區別的。

　　李承乾沒有成為成熟的政治家，他的治國優秀，其實本質上是他憑借天資，對父親的循規蹈矩的模仿，和“評價體系”規范後的結果。他始終在重複小時候被擺布的生活模式，而這是因為他在畸形的環境下成長，從來沒有機會建立真正的自我。

　　為什麽說李承乾的成長環境是畸形的呢?

　　李承乾在很小的時候，他的父愛缺位，在自我認知的第一階段，他沒有得到同性別的父親給他的“男性成長”的體認反饋，他得到的，只是母親給他的關於怎麽做一個男人的規勸。而隨後，他在一個自我認知傾向於模糊的狀態下，被強迫灌輸著聖賢之道，被當作一個擁有成熟社會定位的成年人來期待。最可怕的是，當他越來越大，在建立成年人的社會定位的過程中，他卻持續被當作一個“不道德的主體”來看待，處處看管，被一群人嚴苛貶斥，動輒得咎，像對待一個孩子。

　　中國古代社會對於君父的要求，是“嚴父”，是“公大於私”，是“先君臣而後父子”。這導致了身為“封建君父天花板”的超級合於古代社會期待的理想君主李世民，在做教科書極的君王的同時，給予了李承乾教科書極的培養范式。

　　古代嚴父的“嚴”往往表現為用“嚴”逼迫後代順應社會規范和社會期待。李世民的嚴表現在對李承乾的高要求和苛刻審查方面。李世民的嚴和他作為皇帝的公心是分不開的，他必須培養一個合格的繼承人，這個繼承人必須達到他的要求，這個繼承人不可以不能乾，不可以不仁厚。所以，李承乾如果不符合他的期望，他是一定會給予負反饋的。

　　當然，我們看待李世民的教育范式需要辯證地看待，不能只看一面。我們熟知的李世民其實是個有名的溺愛孩子的“慈父”，具體的史料非常豐富，這裡不作列舉。李世民的慈表現為他的“同理心、包容心”、“物質上的極大支持和關切”、“對儲君獨立性的尊重”、“對好成績的不吝讚美”等等。比如，他能理解太子為什麽犯錯，因為太子長在深宮，不識民間疾苦，這是非常客觀、唯物的歸因，也是一種設身處地的包容。比如，他屢次曲裡拐彎地通過臣子來監督和約束李承乾，一方面當然是希望更接近李承乾的真實情況，一方面是他刻意地培養儲君的權威(當然了，這個方式的副作用非常之大)。比如，他誇讚和肯定李承乾治國理政的優秀總是公開的、及時的。比如，他為承乾所做的那麽多次誇張的祈福活動。最後，當然還有人們津津樂道的雙標:謀反案從犯全部處決，主犯流放，主犯死後廢朝，葬以國公禮。

　　所以，評價李世民對李承乾的教育方式時，如果你說他是完全的“渣爹”，那肯定是不公正的。李世民對李承乾的愛、關注和投入並不少。但是你要說李世民對李承乾的教育已經“仁至義盡”了，又顯然是對李承乾的不公。因為李世民的教育方式具有很多的不合適。不幸的是，李世民對李承乾的“愛”和“不合適”，通通成為了逼迫李承乾走向悲劇的催化劑。他的教育方式，恰好對於李承乾的處境來說是致命的。

　　李承乾得到的教育范式像什麽呢?這裡不恰當地類比一下現代的家庭:好像是孩子要啥給啥，物質極大豐富，讓孩子建立了孩子王的權威。但是，孩子走歪了就砸錢讓家教勸，而家教只是來上班的，家教取悅的對象是家長，家教只能輸出，來獲得盡職盡責的美名和加班費。而家長做的是對孩子輸出負反饋，使孩子暴露於威脅感中——唯一實現自我的“孩子王”身份被剝奪的威脅。

　　正如前面討論過的，李承乾的處境是“權力上慣壞的孩子”和“精神上放逐的奴隸”。

　　“慣壞”使得他無法因為獨立接受來自現實的慘痛教訓而真正成長，“放逐”使得他無法通過接受父親的政治實踐，建立成熟政治家的認知體系和實力而成長。最重要也是最核心的是，他在世俗定義權的統治下是沒有“自我”的。

　　“自我”又稱“自我意識”或“自我概念”，是個體對其存在狀態的認知，包括對自己的生理狀態、心理狀態、人際關系及社會角色的認知。李承乾的自我定義從來就是“被決定”的、“被塑造”的，他少數幾次自發自覺地“自我建立”最後都支離破碎了。因為他沒能衝破世俗定義權對他人格建立過程的統治。與他形成對比的恰恰是他的阿耶李世民。李世民是有自我的，“威鳳”就是他的自我。李世民是強大的政治家、軍事家。

　　但這種差別實在是無可奈何的。李世民生逢亂世，且擁有得天獨厚的資本在亂世中建功立業，李世民的整個人生都是在極其複雜和波瀾壯闊的實踐中度過的。根據辯證唯物論的理論，人類由“低級”向“高級”發展，由“稚嫩”向“成熟”前進，通通都是親身在實踐中完成的，實踐可以讓其到達事物本質的、全體的、內部聯系的東西，實踐讓一個人在與世界的溝通中建立自我並且實現自我。而李承乾不具有這樣的實踐機會。一方面是他的實踐在阿耶的庇護和強製規訓下只能被困在“模仿父親”的階段，一方面他在世俗評價體系的統治下難以萌芽和生長他的自我人格。

　　綜上所述，畸形的環境導致他難以成長為“人格獨立”、“認知體系成熟獨立”、“擁有牢固實踐模式”的政治家。在精神上和政治上，他到最後依然是個沒有建立自我的孩子，活在童年模式裡。從“自我”的角度來看，李承乾從未真正“長大”，從未“脫離”和“打倒”世俗定義權對他的統治，就連最後，最具有反抗意義和“自我建立”意義的政變規劃，都是以一種天真的模式進行的。到最後，面對千古一帝，他都只是一個忍無可忍的胡鬧的孩子。

　　李世民和李承乾的父子矛盾如何才能化解?

　　所以對於這對父子來說，什麽是真正的和解呢?根據上文的分析，我認為，關鍵在於讓李承乾樹立自我，並且從自我生根，推翻“世俗評價體系”對其的絕對定義權，樹立安全感。

　　而“樹立自我”和“獲得安全感”的標志也並不在於索求所謂“父親的偏愛”(與青雀爭寵)，或者爭奪世俗意義上的成功(成功奪嫡)，而是在於李承乾完成“精神弑父”。

　　注意，這裡的精神弑父與西方理論中說“一個男孩成長為男人必須要完成精神弑父”的邏輯不同。因為他們所處的文明和文化環境以及社會矛盾與古希臘等古代西方不同。關於這兩種“弑父”模型的差異和造成差異的原因實在內容太過龐大，這裡不做展開，這裡主要解釋一下李承乾的“精神弑父”是什麽含義。

　　李承乾的“精神弑父”並非必須要他在精神上弑殺他的阿耶，甚至相反，他想要走向和諧的自我人格成熟之路，他反而必須站在阿耶的肩膀上。為什麽呢?

　　首先因為李承乾是可以對“君父的定義”進行和平解構的。中國文化的“兒子繼承父親”、“兒肖父”式成長模式不同於西方的“兒子取代父親”。這種中庸之道體現在:兒子崛起，父親退休的過程中，兒子是通過征服“星辰大海”來奪取“父親的絕對定義權”，而不是“毀滅父親的全部力量”。

　　其次，客觀地、唯物地考量一下李承乾建立自我的實踐——政治實踐，就會發現，他父親作為人類歷史上都繞不開的一座豐碑，他不可能不站在這座豐碑上，來獲取超越時代的高度和廣度。

　　因此，李世民和李承乾的父子矛盾的化解的前提是李承乾在精神上毀掉“來自於君父的定義權對其人生意義的絕對統治”。他必須把被定義的模式徹底推翻，轉而面對世界，建立自我作為衡量的標尺。像他的父親李世民一樣。

　　只有當他能像他的父親李世民一樣，獲得人格上的成熟，甚至偉大的升華，他與他的父親才能真正擁有人格上的平等交流，也因此他們之間才能擁有真正純粹的相知的父子之情。因為他們可以站在差不多高的位置看待世界，也因此方能理解彼此。

　　那個時候，他仰望他的父親，是一個成熟的男人在仰望一個英雄，而不是恐懼的孩子在畏懼統治他的權威。他敬愛他的父親，是一個擁有政治理想的儲君在仰望封建史上最值得以完美來形容的帝王，而不是僅僅崇拜和貪圖其皇權。他樂意接受父親的教誡，哪怕是極其嚴厲的，是一個強者胸懷遠大、自我批判的結果，正如他的父親需要賢臣犯顏直諫一般，絕不再是弱者對定義權的卑微臣服。只有如此，來自於唐太宗的教誡才不再是“否定”威脅，而是對李承乾自我建立和理想實現的最強輔助，是上蒼賜給一個未來帝王的最好的禮物。這樣的話，才會得到最完美無缺的happy ending。

　　參考資料:

　　[1]舊唐書

　　[2]冊府元龜

　　[3]資治通鑒

　　[4]新唐書

　　[5]帝范

　　[6]貞觀政要

　　[7]歷代編年釋事通鑒

　　[8]魏鄭公諫錄

　　[9]社會心理學第8版

　　[10]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

　　[11]毛澤東選集第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