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知，當蘇軾的奏議剛剛送達朝廷，宋神宗看過後，當即下詔即日召見。

　　據說，神宗看到蘇軾的奏議，若有所悟地頷首說，原來有很多問題我百思不得其解，直到看了蘇軾上奏的奏疏後，一切都釋然了。

　　所以，才決定即日召見。

　　看到蘇軾，二十一歲的宋神宗劈頭蓋臉就問，你認為用什麽方法能有助於朕的宏圖大業?

　　蘇軾故作謙虛地推辭再三，“隻得”鬥膽上奏說，微臣私下裡認為，陛下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陛下安靜以待物來，然後再應對之。

　　神宗竦然接受說，愛卿所言，朕一定詳思之。

　　這次的皇上在便殿裡召對蘇軾，蘇軾知道了神宗皇帝的心思，但凡在館閣裡任職的臣僚，都應當替皇上認真考慮治亂問題，指陳為政的得失，不要有所隱瞞。自那以後，蘇軾每見其他的同僚，都會把陛下的話原封不動地正告給他的同僚。

　　短時間內，蘇軾上了《議學校貢舉狀》後，又一鼓作氣地上了《議買浙燈狀》與《上神宗皇帝書》。

　　蘇軾雖然耿直，卻也並不莽撞。

　　畢竟自幼飽讀詩書，又有父母的悉心教導，在禮數方面那也是拿捏得死死的。

　　在家丁憂兩年多，歸來已是熙寧三年(1069年2月)，正是年輕的神宗皇帝躊躇滿志的時候。蘇軾自知很多情況都要熟悉，不可冒失，於是他一邊按部就班做著自己的本職工作，一邊默默關心著朝廷事務。

　　就這樣過了一年，蘇軾都沒什麽動靜。

　　其實這一年發生了很多驚天動地的大事，宋神宗采納了王安石全面改革的方案，從年初開始就強力推行變法，朝中大臣一片嘩然，支持聲、反對聲此起彼伏，好不熱鬧。蘇軾因為官位低，對情況了解不深，沒有輕易開腔。神宗皇帝到底是什麽性格，對待意見建議會是什麽態度，這些都需要假以時日觀察，豈能魯莽行事(說明蘇軾一點都不傻)。

　　要說蘇軾對新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沒有自己的觀點，那也絕不可能。

　　他只是認為還沒有到開口的時候，不能為了湊熱鬧而發聲，必須言之有物，也必須用恰當的方式發聲。深入觀察了一年，蘇軾對新法已經有了明確的立場和主張，至少打好了《上神宗皇帝書》的腹稿，但他沒有寫出來，而是借用一件小事“投石問路”——遞上了《諫買浙燈狀》。

　　元宵佳節皇宮買燈，實在是不足掛齒的小事，皇帝納諫或不納諫，都無傷大雅。這裡蘇軾留下了伏筆:如果皇帝納此諫，那我還有更重要的事情稟報;如果皇上不納此諫，那也犯不著再說什麽，甘願受罰罷了。

　　買浙燈之事說小也不小，涉及皇帝失民心還是得民心的原則性問題，絕對值得一奏。

　　簡單介紹一下此事的背景:

　　熙寧四年元宵節，神宗皇帝想張燈結彩慶賀一下，便下令當時最好的蘇浙花燈禁止交易，全部低價賣給皇家。蘇軾認為，皇帝從自身角度考慮，為了過節觀賞一下就花費那麽多錢，太浪費了！皇家也要崇尚節儉。

　　而神宗卻認為，扎個紙燈籠成本不值幾個錢。這也說明神宗皇帝在皇宮大院長大，年紀輕輕的(要知道，蘇軾此時已經三十五歲了)考慮問題很不周全，他不知道扎浙燈的都是窮苦的手藝人，燈籠是他們全家的口糧，大老遠送到京城來賣，成本除了材料錢、手工錢，還有運費、貸款的利錢等。

　　往年都是自由交易，價格能賣得高些，現在只允許賣給皇家，還低價收購，那是要虧本的。於是蘇軾耐心向皇帝說明情況，請求收回成命。

　　誰知，過了不久，神宗小皇帝竟然采納了蘇軾的建議，把買燈籠的安排取消了(這就像大學裡做社團工作的大學士，熱情滿滿)。

　　蘇軾非常激動與受寵若驚，緊接著就又上了《上神宗皇帝書》。

　　《上神宗皇帝書》，是蘇軾對於王安石變法之態度的一種真實體現，反映了這一時期蘇軾對王安石變法的理性批判。

　　但是我們不得不承認，在軍事方面，蘇軾還是極為幼稚的。因為軍事與外交等重大的工作，那是需要經過長期歷練方能奏效的。

　　當時，契丹、西夏疆域雖廣，但多為不毛之地，或因氣候原因無法耕種。由於環境惡劣、資源短缺，勢必得向外拓展，壓縮北宋生存空間，雙方為此在邊境上大打出手也是情理之事。

　　北宋政權自建立之始，趙匡胤為了防止武將飛揚跋扈，重蹈李唐覆轍，為了能夠消弭隱患那是絞盡腦汁，最終通過一系列措施解除了武將的兵權。

　　但是，此舉雖然對加強中央集權固然有利，卻形成了北宋將不知兵，兵不知將的特殊兵製。一旦戰爭發生，協調作戰的靈活性就完全喪失。武人跋扈的情況雖然得到有效遏製，但矯枉過正，過於束縛了武將的手腳。在戰爭中又不斷削弱武將實權，刻意抬高文官的地位。崇文抑武令武將素質普遍下降，武人心理失衡，不思進取，畏戰心理嚴重。

　　特別是宋太宗兩次北伐失敗後，徹底喪失與北方遊牧政權作戰的信心，轉而將全部心思用在了“守內”一面。後來，繼任者不思振作，宋廷逐漸形成了“守內虛外”的國策。

　　所以到了北宋中期，被洗過腦的像蘇軾的這類文官，也說過那些極具代表性的令人啼笑皆非的話。例如，他在上神宗皇帝書中竟然這樣說:“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歷史證明，宋廷上下不以開拓進取為立足之本，反以修道德、務本業為根本，完全是舍本逐末。在強敵環伺的情況下，與強鄰不是比誰的拳頭更硬，而是大談禮義道德，宋人大概是腦子被驢給踢了。

　　——這也許就是傳說中的“歷史局限性”吧！

　　神宗皇帝在一字不漏地拜讀了蘇軾的三封奏章後，也許是被蘇軾的愛國精神感動了。

　　據史料記載，有一天，神宗問王安石道，蘇軾的為人如何?

　　王安石知道蘇軾向來對於新法的態度，可以說是自己的異己，恐怕年輕的神宗皇帝接下裡會重用蘇軾，所以連忙說:

　　陛下為什麽要召見蘇軾?

　　神宗道，朕看到蘇軾的奏議異於諸人，所以決定召見。並且蘇軾還對朕說，陛下若輕易就召見微臣，這樣並不好。因為人臣向來以得到皇上的召見為榮，如今陛下尚不知道微臣的情況，就僅以一些上奏的言語就召見微臣，那麽恐怕朝廷上下人人都會爭相效仿。

　　又說朕給臣僚封官封的太快，以至於今後效果如何以至於不能始終。蘇軾這些話，愛卿認為如何?

　　安石道，陛下給臣僚加官，不會不加考實，雖然加官但有何害?

　　神宗又道，蘇軾還給朕講了一些兵法上的道理，他說先動者為客，後動者為主。主常勝客，客不常勝，治天下亦然。人主不欲先動，常以靜應之於後，乃勝天下之事。他的這些觀點怎麽樣?

　　安石道，蘇軾說的有些道理，但是(注意這個但是)，這都是“道之經”，而非“道之變”，聖人之於天下，感而後應，蘇軾的言論也符合這一道理。但是(又一個但是)，世間的事態變化無常。譬如用兵，不是每次的後動者都能得勝，這是獲勝方的時與勢都為之相宜啊(我們注意到，堂堂大宋朝的命運，都在兩個文人與一個二十來歲的小青年手頭捏著)！

　　神宗道，愛卿所言極為精辟！照你這麽說，蘇軾這個人用一些事去試試他如何?

　　安石道，微臣已多次上奏，試人當以事。

　　其實，王安石真正中意的人選是呂惠卿。

　　後來，神宗皇帝又問曾公亮說，蘇軾這個人每次奏對都很明敏，是否可以一用?

　　曾公亮說，京師尚沒有人選。

　　為什麽這位曾同志說話能夠這麽有底氣，我們來先看一下此人的檔案吧:

　　曾公亮，字明仲，號樂正，泉州晉江縣(今福建省泉州市)人，是個不折不扣的官二代。

　　曾公亮原為刑部郎中曾會之次子， 他自少時起就頗有抱負，且器度不凡，為人“方厚莊重，沈深周密”。

　　宋仁宗天聖二年(1024年)，曾公亮登進士第，授會稽知縣。他自地方官員累升至知製誥、翰林學士、端明殿學士、參知政事、樞密使等職，在嘉佑六年(1061年)以吏部侍郎、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正式拜相。

　　宋英宗即位後，加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宋神宗即位後，再加至門下侍郎兼吏部尚書、昭文館大學士，累封魯國公。之後因年邁罷相，帶司空兼侍中出鎮河陽三城，又判永興軍，最終以太傅致仕。

　　元豐元年(1078年)，曾公亮去世，年八十。獲贈太師、中書令，配享英宗廟廷，賜諡“宣靖”，是宋理宗時為昭勳閣二十四功臣之一。曾公亮曾與丁度承旨編撰《武經總要》，為中國古代第一部官方編纂的軍事科學百科全書。

　　王安石道，蘇軾沒有外放過，居京不會長久，不如先擢為京城裡的推官。

　　神宗道，朕有意著蘇軾修編中書條例。

　　王安石趕緊說，蘇軾此人與微臣的所學所見皆異，陛下若是讓蘇軾來修編中書條例，朝廷上下估計都不願意。以蘇軾的個性，他斷不肯去為了迎合眾人而去完成制定的條例，到時候恐怕還會發一些奇談異論，壞了變法的大計！

　　陛下用人，必須要再三考察，實可用乃用之。今陛下只是看到了蘇軾上奏的言辭，其言論尚未見到什麽效果，因此斷不可輕用！

　　君臣的這一番對話，使得蘇軾的政治生涯就多了一道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