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寧二年六月二十七，朝廷下詔舉薦諫官。

　　詔命一下，張方平就忙碌開了。經過老張的一番絞盡腦汁的篩選與斟酌，還真為聖上推舉了兩位。

　　其一為尚書刑部郎中李大臨，字才元，成都華陽(今已並入雙流縣)人，按年齡年長蘇軾二十七歲。老張的評語為:識蘊純深，風舉衝遠。——文縐縐的，意思不外乎此人優秀哩不能行。

　　其二為殿中丞直史館蘇軾，這就不用細說了，我們來看看老張的評價:文學通博，議論精正。還行，說實在的，老張的這些個評價還是極有水準，甚為客觀公正的。

　　只可惜，有著王安石先生的加持，這兩個人選均名落孫山，一時間也讓張方平老老人家開始懷疑起了自己那自以為獨到的眼光。

　　七月二十二，時年五十歲的河南府緱氏(今河南偃師東南緱氏鎮)人李育(字仲蒙)病故。老李的兒子命人來求告蘇軾，想讓蘇軾給寫一篇哀辭。

　　老李為官清廉，家境貧寒，他的一生可以說是不幸的，但又可以說是萬幸的。因為，此人與蘇家的淵源，使得他的大名因為蘇軾的手筆而青史留名。

　　老李曾以司封郎、直史館之職擔任歧王府記室參軍晚年還曾任職鳳翔府，以經學輔助長官，與蘇軾的任職范圍有著交集。

　　老李學問淵博，精通毛氏《詩經》和司馬遷的《史記》，對人非常友善，即使別人對他不恭他也絕無報復之心。蘇老泉初入仕是在太常寺任職，其時老李為太常博士(太常寺掌管祭祀之事的官員，正七品)，老李與蘇老泉朝夕往來，十分友好。所以說，李育這個人與蘇家可謂是世交了。

　　對於老李兒子的請求，蘇軾可以說想都不用想就答應下來了。

　　過了三天，王安石一手編寫的《英宗實錄》書成(王同志完全有此實力)，由曾公亮呈給了聖上。

　　熙寧元年，曾公亮提舉，王安石本來當時已經進入翰林院，但老王還是毛遂自薦地要親自完成此書的修撰，且不要專門配置辦公室，最終用一己之力成書三十卷。就連蘇軾閱後也曾對別人大讚曰:此書“詞簡而事備，文古而意明，為國朝諸史之冠。”

　　王安石出身於臨江軍(今江西樟樹)，生活在地方官家庭，也屬於是官二代。

　　王安石自幼聰穎，讀書過目不忘。而且他從小隨父宦遊南北各地，更增加了他的社會閱歷，開闊了眼界，目睹了人民生活的艱辛，對宋王朝“積弱”的局面有了一定的感性認識，青年時期便立下了“矯世變俗”之志(王安石變法的出發點是好的，這一點從年少時期的志向就可以看得出)。

　　在他進入仕途充任地方官吏時，還特別能夠關心民生疾苦，多次上書建議興利除弊，減輕人民負擔。由於較長時間接觸了解社會現實，所以他對北宋中期隱伏的社會危機有著理性的認識，“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

　　慶歷二年(1042年)三月，王安石考中進士，授淮南節度判官。之後又調任鄞縣(今浙江省寧波市鄞州區)任縣令，為人正直，執法嚴明，為百姓做了不少有益的事。

　　比如，在任期內王安石曾經組織民工修堤堰，挖陂塘，改善農田水利灌溉，便利交通。在青黃不接時，將官庫中的儲糧低息貸給農戶，解決百姓度荒困難(注意了，這種成功案例給了王安石推行新法的底氣，是新法推行的濫觴與淵藪)。

　　嘉佑三年(1058)，改任三司度支判官的王安石向朝廷提交了《上仁宗皇帝言事書》，系統地提出了變法主張，法度必須改革，以求其能“合於當世之變”，要求改變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抑製大官僚、大地主的兼並和特權，推行富國強兵政策。

　　王安石認為變法的先決條件是培養人才，因此王安石改革科舉制度，改革取士。廢明經，設明法科。進士科不考詩賦考時務策，整頓太學，唯才是舉，培養經世致用的人才。

　　宋神宗繼位，起用王安石為江寧知府，隨即又詔為翰林學士兼侍講，為擺脫宋王朝所面臨的政治、經濟危機以及遼、西夏不斷侵擾的困境，1068年，神宗召王安石“越次入對”，王安石即上書主張變法。次年任參知政事，主持變法。為指導變法的實施，設立製置三司條例司，物色了一批擁護變法的官員參與製訂新法。

　　說到蘇軾的政敵，最難措辭的莫過於王安石了，然而事實上又絕對無法回避王安石，因為兩人不但分屬兩個政治營壘，又是上下級關系，而且彼此之間還有糾纏不清的私人恩怨。王安石去世後，中書舍人蘇軾為其撰《王安石贈太傅》的“製詞”，足見關系的不一般。

　　蘇軾一入仕途就陷入了新舊黨爭，他的父親和弟弟、他敬愛的朝中元老、他的親朋好友，幾乎無一不是站在舊黨一邊的。當然，更重要的是蘇軾本人的政治觀念與新法南轅北轍，他的學術思想也與新學格格不入，忠鯁讜直的他不可能違心地對方興未艾的新政沉默不言，他勢必要成為新黨的政敵，也勢必要與新黨黨魁王安石發生衝突。

　　蘇洵也與王安石素不相協，嘉祐年間蘇洵以文章名動京師，王安石卻未有一言褒獎。王安石的母親去世，朝中大臣紛紛前去吊唁，蘇洵獨不前往(有個性)。

　　其實，蘇軾起初對其父寫《辨奸論》是不以為然的，認為有些話說得太過分。蘇軾對王安石的文才也非常讚賞，曾稱道王安石所撰的《英宗實錄》為本朝史書中寫得最好的。

　　但是蘇軾對王安石好為大言詭論的行為非常不滿，曾在祭劉敞的祭文中予以譏刺。

　　熙寧二年(1069)，蘇軾上疏論貢舉之法不當輕改，神宗非常重視，當天就予接見，然後又想讓蘇軾修中書條例，王安石阻攔並力薦呂惠卿。同年，蘇軾為國子監舉人考官，策題以歷史上君主獨斷或興或亡之事為問，王安石大為不悅。神宗又想讓東坡修起居注，王安石卻說蘇軾不是“可獎之人”。神宗說蘇軾文學出眾，為人亦平靜，司馬光、韓維等大臣都稱道之。王安石回答說蘇軾是“邪險之人”，還說1066年蘇軾遭父喪時，韓琦等贈送賻金不受，卻利用運喪的官船販賣蘇木入蜀，還說此事是人所共知，所以蘇軾雖有才智和名望，但只能當個通判，不可大用。

　　然而王安石卻絕非奸佞小人，他與蘇軾的矛盾僅僅是政治觀念的不同，為了推行新政，王安石當然要打擊，排斥清洗反對派，但也僅僅是將其降職或外放，從不羅絡罪名陷害對手，也從未企圖將對方置於死地。

　　甚至，當“烏台詩案”發生時，已經辭官的王安石還挺身而出上書皇帝，營救朋友兼政敵蘇軾，直言“豈有聖世而殺才士乎”。

　　要知道王安石與蘇軾長期政見不和，而蘇軾卻正是因為蔟擊新政而罹禍，王安石卻能摒棄私見主持公道。更何況，當時不但蘇軾本人已經屈打成招，就連他自己的許多親朋好友都噤若寒蟬，無人敢為他說一句話，而王安石這時卻是一個被皇帝和百官厭棄的人，此時他受盡攻擊遍體鱗傷，又痛失愛子家破人亡，一人孤獨在家獨守貧寒，在這種情況下他還能冒險在蘇軾的親友都不敢為他說話的當口上書皇帝為他申冤，正因為個人品德高尚，所以他可以不顧個人好惡寧肯冒著危險在別人都不敢為蘇軾說話，甚至連其親朋好友都不敢為蘇軾說話時，在自己失勢的情況下仍然挺身而出為蘇軾向皇帝直言鳴冤，真可謂高風亮節！

　　同樣，蘇軾對王安石的不滿也僅僅限於政治觀念上，蘇軾不但在王安石落難之後寫詩給他，說“從公已覺十年遲”，而且在代宋哲宗所擬的敕書中，高度評價自己的這位政敵，說正因為天意要托付“非常之大事”，才產生王安石這樣的“希世之異人”，並稱讚他“名高一時，學貫千載，智足以達其道，辯足以行期言;瑰瑋之文，足以藻飾萬物;卓絕之行，足以風動四方。”

　　王安石不僅是一位傑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 同時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學家。

　　他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學創作和政治活動密切地聯系起來，強調文學的作用首先在於為社會服務，強調文章的現實功能和社會效果，主張文道合一。他的散文大致貫徹了他的文學主張，所作多為有關政令教化、適於世用之文。

　　王安石的政論文在唐宋八大家中是突出的，他駕馭語言的能力非常強，其言簡練明快，卻無害於筆力雄健。其文以折為峭而渾灝流轉，詞簡而意無不到。

　　他不僅能寫出《元日》:“爆竹聲中一歲除，春風送暖入屠蘇。千門萬戶曈曈日，總把新桃換舊符。”還會寫出《梅花》:“牆角數枝梅，凌寒獨自開。遙知不是雪，為有暗香來。”這樣的詩句，所著的《傷仲永》還在我們今天的人教版初一下冊課本中有收錄。

　　他的散文雄健簡練、奇崛峭拔，大都是書、表、記、序等體式的論說文，這些文章針對時政或社會問題，觀點鮮明，分析深刻，長篇則橫鋪而不力單，短篇則紆折而不味薄。

　　王安石的詩歌造詣也很深，王安石的詞，今存約二十余首。

　　其詞作雖不能聞名於世，但其“作品瘦削雅素，一洗五代舊習”。《桂枝香.金陵懷古》一詞，通過描寫金陵(今江蘇南京)壯麗景致及懷古傷今，揭露六朝統治階級“繁華競逐”的腐朽生活，豪縱沉鬱，被讚為詠古絕唱。該詞作同范仲淹的《漁家傲》“塞下秋來風景異”一詞，共開豪放詞之先聲，給後來詞壇以良好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