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杭州通判一職,蘇軾私底下也在盤算,只要能離開死氣沉沉的衙門,離開王安石當局的職權范圍就行。何況,杭州也是一個好似天堂的所在。
詔命下達後,蘇軾一家開始準備搬家,先去宛丘(即今天的淮陽縣,古時又稱陳州,位於河南省東部的周口市)蘇轍那裡住上四五十天,等天氣涼爽後在動身前去杭州赴任。
蘇轍此時正在陳州當教授,不是今天吐槽的所謂“叫獸”,而是地方教育機關的管理人員。
雖然說宋代對官吏赴任的時限有著明確的規定,比如說為了保證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正常的權力交接,規定諸府諸路的到任時限,逾期違限將會被懲罰。諸位官員,限滿不至者,有“一日笞十,十日加一等,罪止徒一年”。此外,為了防止官員假借生病拖延赴任,還專門制定了監督機制。
但是,在實際的操作層面,朝廷對此的執行力度卻沒有那麽的嚴格。以至於我們常常在各種文本中看到,如歐陽修、陸遊等官員的赴任時間遠遠地超過了規定,而他們卻能依舊從容悠閑地走親訪友、觀山遊景。
所以說,蘇軾決定現在到陳州蘇轍那裡住上四五十天,還是有著先例或是理論基礎的。
至於此次的朝廷任命,起初蘇軾請求外任時,根本無法也不敢言明自己要求去哪個地方,只能是聽任朝廷的統一安排。宋神宗剛開始是準備讓蘇軾充任一州之守的,但中書省不同意,其原因也不外乎是怕蘇軾不會好好地去執行王安石的新法。
中書省的意見是蘇軾出任潁州(今隸屬於安徽省阜陽市)通判,可擬奏遞上去後,朝廷批示:蘇軾出任杭州通判,杭州通判與知州一個級別,只是在人事關系上處於二把手的角色。說來說去,還是不想讓蘇軾擁有實權罷了,這一點蘇軾自然是心知肚明。
好在杭州城內外風景如畫,美不勝收,正合蘇軾的心意。也就是這一決定,使得杭州西湖與蘇軾產生了不可分割的關系。
想到很快就能見到弟弟蘇轍了,蘇軾心中一陣喜悅。蘇轍到陳州出任學官以來,所有的情況自己也是僅從蘇轍的兩首詩《初到陳州》中了解到的,“謀拙身無向,歸田久未成。來陳為懶計,傳道愧虛名”。
而蘇軾覺得在京師這三年,自己過的也是渾渾噩噩,“閉戶時尋夢,無人可說愁”。這是一種輪回,人在將要離開某地時或者人將要離開人世之際,往往會不由自主地想起自己初來乍到的時候。據說,很多垂暮之人在彌留之際,腦子裡會突然想起自己處在繈褓裡的情景。離開蜀地家鄉已經三年,蘇軾好像是自言自語,又好像是說給蘇轍聽的,家鄉的杉樹及松樹都還長得好嗎?
離開京師前,蘇軾還想起了自己的大表哥文同,那是因為蘇軾在朋友家裡的屏風上又看到了文同畫的竹子。
表哥所到之處,詩不離口,竹不離手。來到京師不到一年,就自請還鄉任職。而表哥那嚴肅冷峻得能讓人安靜下來的表情,也隨著表哥的離開而不能見到了。因此,我蘇軾只要是望竹興歎了!
寶月大師惟簡與蘇軾一向是過往甚密,所幸,這幾日蜀地兩位青年人:青神縣老鄉蔡褒(字子華),還有一位叫史厚的秀才從成都來到京師,帶來的了寶月大師的信件。
蔡褒,我們在前文中提到過。而這位史厚同志,是蘇軾舅舅程之才的女婿,程之才被蘇洵指責為害死了蘇軾姐姐蘇八娘,因此兩家目前還是不上門的。但是,蘇軾因為天生豁達,又因為這位史厚秀才與自己並沒有什麽過節,因此說還是以禮相待的。
兩位老鄉給蘇軾帶來了寶月大師的書信,信中說得知寶月大師如今身體康健,一切平安。蘇軾欣喜之余,給寶月大師回信介紹了自己的情況,無非是請求外任的事已經得到了朝廷的恩準,不日將出任杭州的通判之職。但是,赴任前要先到陳州與蘇轍一家團聚一段時間,計劃到九月天氣涼爽下來之後才動身赴杭州任。
動身前,得知筠州(今江西省高安、宜豐、上高等市縣地)人劉恕要回家鄉出任監南康軍酒,蘇軾寫詩送之。
這位劉恕,字道原,也是一位官二代,同時也是一位反對王安石變法的鐵杆,與蘇軾兄弟同是一條戰線上戰友。其父名劉渙,字凝之,歐陽修的同學(同科進士),初為潁上令,後因剛直不屈,棄官而去,歸隱廬山三十余年。
就是這樣一位官二代,篤好史學,上下數千年的歷史,座上不翻書即可對答如流。以至於司馬光老先生在編寫《資治通鑒》之時,英宗讓司馬老先生挑選人才,司馬公對英宗說,我們的館閣之中,人才是不少,但是專精史學者,我就選劉恕一人而已。
在協助《資治通鑒》至書成之後,司馬光數次推舉劉恕的居功至偉,但是劉恕卻英年早逝了。死前家中一貧如洗,卻不肯向別人索取一分一毫。冬日裡家中無一禦寒的用具,司馬光得知後派人送去棉衣被褥,但都被劉恕悉數封還。後來,已告歸南康的劉恕遙隸局中,為了與司馬光面商修書事宜,於熙寧九年(1076)不遠千裡,又風塵仆仆前往洛陽。
在此前南歸的途中,劉恕不幸遭母喪,悲痛欲絕,兼之一路風寒,不久就得了風攣疾,右手足偏癱。可病魔並不能奪去他著作史書的堅強意志。雖臥病在床,仍然“苦學如故,少閑,輒修書,病亟乃止。”除負責所編的《通鑒》長編未完稿外,原計劃撰寫的《通鑒後記》也沒完成,便齎志而歿了。這是後話。
劉恕原先與王安石也曾有過交情,後來王安石執政時,劉恕尚在館閣中任職。王安石本打算讓劉恕出任條例司,但劉恕卻堅決地回絕了。
劉恕曾批王安石道,天子把國家的大政方針交付給他來施行,本來就應該先恢復和弘揚先古的堯舜之道,而他卻改弦易張、背道而馳,把利益放在了首位。
那時候,王介甫權勢震天、不可一世,多數人都不敢得罪他,而劉恕卻氣憤不已,當面去向他理論,說他的新法多麽的不合時宜、不得人心,並勸他早日恢復舊製廢除新法。以至於王安石被氣得面色如鐵,劉恕卻毫不在意。在人多的場合,明知有王安石的門生在側,也是暢所欲言、無所顧忌,最終便與王安石絕交。
劉恕也因得罪了王安石,自度京師難留,便請求到南康(今星子)監酒稅,歸養自己的父母。
這次的歸覲南康軍,乃是劉恕以歸鄉侍奉老父親的名義,向朝廷求了個監南康軍酒的差事,遠離朝廷的無奈之舉。
監酒稅,宋代針對於酒的生產和貿易制定的相關稅收,對酒實行禁榷和專賣而設置的職位。三京之地由官府造曲賣與人釀造,購買曲貨多者,準令開店酤酒,三年為期,三年期滿再以購貨多者承替。宋代官府也在城內置務釀酒官賣或縣鎮鄉間由民自釀,官府征稅。
話歸正題。
當蘇軾得知劉恕的任命後,作為同道兼知己,一口氣寫下了一首十四韻的送別詩。
在當時的政壇之下,三十六歲的文化人蘇軾正是年輕氣盛的年齡,面對王安石的一意孤行,在詩中指桑罵槐的心情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完全有可能的。在詩中,蘇軾將王安石比作是漢代的酷吏張湯,用孔融比劉恕,“孔融不肯下曹操,汲黯本自輕張湯”。
日後,蘇軾的這首詩被人告發,說蘇軾是借史事來詆毀王安石,不過,這些有感而發的詩作,也確實給蘇軾的政治生涯帶來了危機,以至於後來遭受的牢獄之災。
後世處於統治階層的紀曉嵐先生,每每讀到蘇軾的這些所謂的“反詩”,都會深表惋惜甚至會加以詆毀。殊不知“文忠”二字,皆是從這一片悲憤中來的。而自古以來能完全擔當起這一稱號的人士,真是少之又少!
熙寧四年(1071),杭州錢塘人沈括守喪期滿,進京述職,。
這是自熙寧元年(1068)八月母親病逝,任館閣校勘的沈括辭官護送靈柩回錢塘後的重返朝堂。此番進京述職後,得到神宗和王安石的器重,被任為檢正中書刑房公事。之所以又這樣的任命,沈括可能是為了自己的仕途對王安石投其所好了。
不得不說的是,沈括的出現,使得這位“中國整部科學史中最卓越的人物”與蘇軾有了交集。
我們都喜愛有著濃厚人文情懷的蘇軾,但是沈括兄弟(兄長沈披)的科學精神也同樣地令人敬仰。我們不知道後來的沈括為什麽要陷害我們的主人公蘇軾,但那些歷史的恩怨早已都煙消雲散了。
沈括,字存中,號夢溪丈人,浙江杭州錢塘縣人,也是一個官二代,北宋政治家、科學家(注意,這在北宋的文人圈子裡是極其少見的頭銜)。他被譽為“中國整部科學史中最卓越的人物”“中國科學史上的裡程碑”,曾推動了中國科技大發展,代表作有《夢溪筆談》《良方》《靈苑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