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到今天的歷史角度再來回顧千年前的這場社會改革，王安石變法的宗旨其實就是致力於解決宋朝當時的“三冗”問題。

　　為此，王安石出台了一系列的措施手段，目的就是精簡人事、精簡費用、增加國家的收入，同時又不增加人民的負擔。

　　北宋初年，宋朝統治者由於對土地兼並采取“不抑兼並”態度，導致三分之一的自耕農淪為佃戶和豪強地主隱瞞土地，致使富者有田無稅、貧者負擔沉重，連年的自然災害加劇了農民苦難，因而造成各地農民暴動頻繁。北宋與西夏和遼國發生多次戰爭，土地不斷遭到外族的蠶食。

　　朝廷內部的改革派與守舊派的鬥爭也日趨激烈。

　　加之北宋政府采用分化事權的方式以集中皇權，比如，宰相職位一般由多人擔任，同時還設定了樞密使、參知政事、三司使，來分割宰相的軍、政、財權。官職也不斷增加，導致北宋機構臃腫。同時，由於封建社會根深蒂固的恩蔭製，一個官僚一生當中可以推薦數十個親屬來當官。

　　北宋時期還大興科舉，參加科舉應試的人數急劇增加，考取進士人數也相應地增加。這一現象，被稱之為“冗官”。

　　當時的北宋政府為了防范武將實行更戍法，頻繁調動武將，導致“兵無常帥、帥無常師”。並設立不同機構管轄軍隊，調兵權與領兵權分離，嚴重削弱了軍隊的戰鬥力。由於軍隊渙散，指揮效率和戰鬥力較低，導致北宋在與遼國和西夏的鬥爭中常常失敗。

　　為了穩定社會秩序隻得招收流民入軍，軍隊數量有所增加。災荒年還得再招募一些流民進入到軍隊中去，不僅軍隊戰鬥力下降，軍費還相應地增加。這一現象，分別叫做“冗兵”、“冗費”。

　　冗官，冗兵、冗費等問題導致政府財政支出增加，不僅如此，北宋政府每年還要給西夏和遼“歲幣”，與此同時由於土地兼並現象嚴重，富豪隱瞞土地，導致財政收入銳減，因而又造成了北宋政府的財政危機。

　　王安石出身貧苦，深知國家的弊病，於是便想對症下藥。宋朝養兵太多，他就提出全國皆兵，凡是身體好的人都有當兵的義務，平時加強訓練，有戰事時，這些人就可以征調出來作戰。官員效率低下，他就提高吏員的地位和俸祿，吏員有了足夠的薪水，就會減少違規，效率也會得到提高。

　　於是乎，有了王安石的上位。

　　熙寧元年(1068)時，新即位的小皇帝宋神宗問王安石道，當今社會的治國之道，愛卿你認為什麽是重中之重?

　　王安石答道，“以擇術為始。”

　　也就是說，我們要找到治理國家的霹靂手段。當然了，這與如今“棄術近道”的觀點截然相反，可能王安石同志覺得當時的儒家大道已經無法約束社會的進程了，必須得靠一點權術來變革一下才能以奏效。

　　到了熙寧二年，宋神宗又問王安石道，不知愛卿心中的變革之術，以何為先?

　　王安石答道，變風俗，立法度，方今所急也。

　　熙寧二年(1069)二月，在給神宗小皇帝洗腦成功後，躊躇滿志的王安石開始推行新法，采取一系列的改革措施。

　　由於深得宋神宗的賞識，熙寧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參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開始大力推行改革，進行變法。

　　在經濟方面，王安石出台了相當多的舉措。

　　比如，他提出了免役法，即讓不願服勞役的人繳納一筆錢，朝廷用這筆錢雇傭專業做勞役工作的人代替他們。這個方法確實很精簡，朝廷得到了一筆經費，就是所謂免役錢。而雇人服役，既提高了效率，又能節儉一筆開支。

　　此外，王安石提出青苗法，其實就相當於現在的“農耕貸款”。老百姓在田裡播了種，在農作物還沒有收割的時候，百姓通常都比較窮困，往往要向放高利貸者借錢度過這段拮據的日子。

　　而王安石乾脆以官方的名義借錢給老百姓，等農作物豐收以後，再加一點利息還給朝廷，這樣既讓百姓解了燃眉之急，又使國家得到一筆收入，堪稱兩全其美。

　　歷史上，王安石做這些改革時抱定了很大決心，他對宋神宗說:“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這樣堅決的態度，放在歷朝歷代也是少見的。然而宋朝朝廷內的派系林立、朋黨攻訐卻注定了這場偉大改革的失敗。在宋仁宗時期，北宋就有慶歷黨爭，兩個派系意見相左，互相攻訐，到了宋神宗時情況更甚。

　　例如，當時的翰林學士范鎮認為，實行“青苗法”是變富人之多取而少取之。然“少取與多取，換湯不換藥，充其量就是新瓶裝老酒，猶五十步與百步，半斤八兩的伎倆。

　　於是，七八月間不以為然的范純仁老先生上書皇上，公開指責安石是“掊克財利”，完全舍棄了“堯舜知人安民之道”。

　　禦史中丞呂誨也上書劾王安石巧詐，說他:“置諸宰輔，天下必受其禍”。

　　呂誨，字獻可，幽州安次(今河北廊坊西)人。從小在京師開封長大，呂端之孫，也是個不折不扣的官三代。王安石執政時，呂誨上書直言其不通時事，若被大用，則非所宜。此人為官曾三居諫職，皆以彈奏執政大臣而罷，時人推服其耿直，號稱是北宋著名的敢諫之臣。

　　一次宋神宗和文彥博討論變法之事，神宗道，我們更張法制，我知道士大夫們誠多不悅，然與百姓何所不便?

　　文彥博直言道，朝廷是與士大夫一起治理天下，而不是與百姓一起治理天下的。

　　第二年，司馬光也給王安石寫了三封長信。

　　其中的《與介甫書》責難王安石說“財利”不應該委托國家的三司來治理，更不應該成立製置三司條例司和設立提舉常平廣惠倉使者。又列舉實施新法“侵官”、“生事”、“征利”、“拒諫”、“致怨”等弊端，要求王安石廢棄新法，恢復舊製。

　　而同樣是在寫作上有兩下子的王安石，則立馬回復了《答司馬諫議書》進行了反駁:

　　“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為，以膏澤斯民，則某知罪矣，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為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那意思是說，你司馬君實說我在位日久，沒有為老百姓謀求到利益，我王某人知罪。但若是說我因循守舊，在其位不謀其政，則就是你的無知之舉了。

　　被氣得差點吐血的司馬光老先生，隻得心如死灰地向宋神宗辭職，從此就隱居洛陽再也不問世事，而是專心編纂起了他那《資治通鑒》。

　　意見分歧的派系彼此之間你爭我奪，常常不管策略的好壞，只要是派別不一樣，就用各種理由批判對方、反對對方。

　　當王安石實施新政時，反對者就更多了，雖然宋神宗對王安石很信任，但是群情激憤時，王安石也不得不請辭。在八年的改革期間，宋神宗不得不兩次解除王安石的職務，新政最終無果而終。

　　王安石是很有才能的宰相，宋神宗也是銳意進取的皇帝，但他們卻沒有配合的班底，也沒有合用的結構。宋神宗死後，保守的皇太后馬上重用司馬光等保守派，新政即遭到全面廢除，王安石的變法也隨即宣告失敗。

　　在新法的推行實踐中，王安石闡釋了政事和理財的關系，他認為只有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才能解決好國家財政問題。執政以後，王安石繼續發揮了這一見解。在改革中，他把發展生產作為當務之急而擺在頭等重要的位置上。

　　另一方面，王安石雖然強調了政府在改革中的領導作用，但他並不讚成國家過多地乾預社會生產和經濟生活，反對搞過多的專利征榷，提出和堅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張和做法。以“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推動改革變法， 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導下變法派製訂和實施了一系列新法，從農業到手工業、商業，從鄉村到城市，展開了廣泛的社會改革。

　　與此同時，王安石為首的變法派改革軍事制度，以提高軍隊的素質和戰鬥力，強化對廣大農村的控制。為培養更多的社會需要的人才，對科舉、學校教育制度也進行了改革。

　　令人遺憾的是，變法觸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兩宮太后、皇親國戚和保守派士大夫聯合起來，共同反對變法。因此，王安石在熙寧七年(1074)第一次罷相。次年複拜相王安石複相後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繼續推行下去，於熙寧九年(1076)第二次辭去宰相職務，從此閑居江寧府。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保守派得勢，此前的新法都被廢除，王安石不久便鬱然病逝。

　　但從根本上講，宋朝當時的社會狀況已經到了必須得變法圖強的地步，不管有沒有王安石，神宗都得變革。只是有了王安石，變得更徹底、更矛盾、更慘烈罷了。

　　王安石的變法雖然成功地做到了民間收財，變成軍費這前兩步，以及前期的戰爭，也就是擊敗吞並了河湟吐蕃，但面對與西夏的生死之戰時，卻在成功的前一瞬間失敗，這樣鏈條就斷裂了。

　　資金鏈條一斷，沒有後期的資金回籠，那麽前期對國內的急征暴斂就真的成了比蘇軾等反對者眼中的“劣法”，不僅傷及國本，更讓官員體系產生分裂，直接導致北宋末期殘酷的黨爭，間接地演變成了北宋滅亡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