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王志新，是一九一二年生人，吉林省懷德縣人，就是現在的吉林省公主嶺市，我家有兄弟五個，我排行老四，在那個吃不上飯的年代，養活這麽多孩子是一件幾乎不可能的事情，幸好我媽家那邊兒和東北富商於文鬥老爺子家沾點親戚，多虧了他家的接濟，我們兄弟五個除了老二重病夭折外，都長大了。

　　在我很小的時候，我的遠房表姐於鳳至女士就和少帥張學良結婚了，有了這層關系，我們家的日子好過了不少，大哥三哥當了奉天的警察，我十五歲的時候進了奉軍，老五因為身體不太好，同時也是為了給家裡留個後，就沒讓他做拿槍的活計，那時候東北局勢也亂，家裡托人讓他去上海念書去了，

　　我的表姐對我尤其的好，看我歲數小又機靈，就把我留在她老公張學良身邊當了勤務兵，張學良是山尖尖上的人，我跟在他身邊學的自然也就多，

　　當了兩年兵之後，我學會了日語，可以和奉軍請的日本教官交流，我表姐知道後，把我送去了日本就讀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我剛讀了一年，也就是一九三零年的時候，大帥張作霖在皇姑屯被日本人炸死了，局勢變得非常緊張，真的是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架勢，我也被緊急召回國內。

　　第二年九月十八日晚上，奉軍接到命令撤出北大營，我隨軍一起撤入關內，次日日本關東軍進攻奉天城，LN省警務處處長黃顯聲率部力戰日軍，但是警察總歸是打不過日本正規軍，血戰三天之後奉天淪陷，我大哥三哥先後陣亡，死在了本該是我們這些正規軍該死的戰場上。我家中父母來不及撤離，也被日軍堵在奉天城中，消息全無，至此我們一家骨肉血親陰陽兩隔，分割四處，

　　那時候國民黨是最大的黨派，蔣介石是國家元首，但是他並不著急打日本，他老是盯著共產黨打，那時候共產黨還叫工農紅軍，從三零年一直打到三六年，

　　蔣介石當時也就算是個“大幫派頭子”，手下各個“堂口”也不太服他，川軍滇軍湘軍粵軍桂軍西北軍都不太聽他的，因為蔣介石奉行的是“攘外必先安內”，老是搞窩裡橫，放著日本不打，天天對付自己人，可是我們東北軍不行啊，自己的老窩沒了，三十萬人等著吃飯呢，只能聽他的，就被他送上去剿匪剿共，當炮灰，

　　東北軍內部怨言很大，自己的家都讓日本人佔了，退到關內不想著反擊日本人打回東北，倒是搞上了窩裡鬥，軍官戰士們紛紛請願，張學良將軍的辦公署門前被堵的水泄不通，佔滿了請戰的軍官，我作為張將軍的副官，只能竭力安撫他們，其實我更想打回去，我大哥三哥死在了本該是我該死的地方，給我頂了命！我親爹親娘到現在也不知死活，我比誰都恨日本，但又能怎麽辦呢?上層不作為，我又能怎麽辦?！

　　我一邊忙於安撫群情激憤的軍官，一邊還得壓製自己心中的悲慟，我很快就忍不住了，我開始私下裡聯系熱血的軍官，準備帶部隊脫離編制，跑回東北參加抗聯，打它的小日本鬼子！

　　這時候還是我的表姐於鳳至女士，她看出了我的小動作，她把我叫到身邊安撫我說，國共聯合抗戰已上進程，我姐夫也就是張學良將軍，正在和楊虎城將軍積極謀劃，讓我留著性命打回東北老家，並說:她給我托了關系，讓我去考黃埔軍校，這是國內最好的軍校，但是黃埔辦學很嚴格，即便是她位高權重也不能私自加人進去，還是得我自己去考，希望我能爭氣！

　　我心中燃起希望，專心於學業，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五日，我順利考入黃埔第十期，就讀步兵科！

　　一九三六年六月於黃埔畢業後，我回到張學良將軍身邊任副官一職，同年12月12日張學良將軍與楊虎城將軍兵諫蔣介石，史稱:“西安事變”。蔣介石接受停止內戰，聲明聯共抗日。

　　次年一月二十四日，張學良將軍被判處“有罪”，我跟隨張學良將軍前往浙江奉化雪竇山幽禁地。

　　同年七月七日，盧溝橋事變爆發，我心中大為振奮，終於是打了！終於不是忍讓退縮了，我當下就要請戰去前線，但此時來了一封電報，是五弟從上海拍來的，說的是五弟學業有成，已在申報當了實習記者，並言之上海物價飛漲，他雖節衣縮食卻仍不夠用，讓我幫忙補貼些，我深知五弟品性要強，不到萬不得已不會張口，然我也無甚所留，我的津貼一路上都接濟了貧苦，隻好向周圍去借，可借了錢又不得跑路，恐人家以為我欠債不還，失了名節，隻好再次按捺！

　　六個月後，即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我接到秘密消息，老蔣在上海動手了！而且部隊在十二號就已經到達了預定的進攻位置！

　　國土淪喪，民族之殤，家國之恨！手足之仇！積壓多年的怒火終於可以釋放，我一心抗戰，急切奔赴淞滬戰場。

　　此時我已經換完了欠款，並無拖念，當日我便與張學良將軍及其妻子辭別。

　　張學良將軍表示:我的軍事才能出眾，他與東北軍舊部吳克仁將軍的關系不錯，可以為我謀個官職。

　　我婉拒，並表示:我一求上陣殺敵，己身飼國！二求五弟平歸，父母有養，自己並無建功立業之心。

　　張學良將軍在此處的活動范圍有明確限制，東不出鎮海口，西不過曹娥江。我作為其副官自然也受到特別“關照”。

　　剛出得雪竇山招待所就察覺有特務尾隨，待我到達鎮海口附近時，幾個特務已經攔在前面，我深知---如果被這群明朝廠公一樣的人攔截，就是無罪也得變成有罪。

　　正時逢亂世，有熱血愛國青年上街遊行，我閃身混入遊行隊伍中，和他們一起高喊口號:“堅決反對不抵抗政策，打倒舊軍閥張學良！”

　　待遊行隊伍臨得鎮海口時，我突然振臂高呼:“張學良在這！張學良在這！”我又掏出手槍，朝天鳴槍，槍聲一響人群頓時大亂，我趁機逃離特務包圍。

　　至安全之處，我不禁駐足回望，

　　雪竇山是中國五大佛教名山之一，山心建有雪竇寺一座。

　　紅牆青瓦，安座於山間，古樸的寺院很是寧靜，寺前有一片小松林，寺志記載:唐末黃巢起義兵敗後，黃巢孤身一人在雪竇寺出家，死後葬在雪竇寺寺前的小松林中，一代英豪到得最後，隻落得一個小土崗的結局。

　　西安事變，張學良楊虎城以兵諫行之，蔣介石恐三十萬東北軍嘩變，故而沒有殺掉張學良，他派人將張學良軟禁在這個頗有典故的地方，其中的暗示不言而喻，我不禁為他夫妻二人感到擔憂。

　　...............

　　雖然雪竇山到上海的陸路直線距離不過三四百公裡，但此時國內基礎設施薄弱，交通尤為不便，如果乘車走公路，等我輾轉到上海之時，怕是戰事已了，所以只有鐵路才是上選。

　　淞滬激戰正烈，國內各部積極響應，所有民用列車全部停運，乘客就近下車，全部列車改為軍用，火車站擠滿了登車的部隊和慰軍的民眾。

　　由於我是上校軍銜，在部隊也算是中上層級別，所以一路暢通，並無人上來問詢。

　　本想著隨便找趟列車上去就行，但現在各地調兵遣將，列車根本不夠用，每節車廂都是擠得滿滿的，連大板車都坐滿了，大板車就是火車輪子上簡單的鋪層板兒，能拉人就行。

　　我找了幾節車廂也沒擠上去，直到入夜，眼看著火車即將出發，趕緊找到車站調度員說明來意，好歹是給我安排了節車廂，是個燜罐車。

　　燜罐車也是貨運車廂，不過在此時的中國已算是很高級了，最起碼比板兒車強多了。

　　車廂內交叉裝了兩門炮，空閑的地方擠滿了人和彈藥箱。

　　我看看炮，是口徑七十五毫米的山炮，銘牌:奉天產的。

　　我試探性的用東北口音問了句“東北的?”

　　有人高興的回應:“呦！長官也是?！”

　　我說:“是！這兩門炮不錯，幸虧你們還能帶出來。”

　　回答的是一名上尉連長，他繼續說:“直奉大戰時候帶出來的，戰後我們就跟著張宗昌待在山東了沒回去，現在我們連也就只有這麽兩門金疙瘩了。”他指了指後面平板兒車說:“比人都金貴，人都是沒頂兒的，”他笑。

　　我點頭說:“奉天撤退得太倉促，大部分重裝備都沒帶，全便宜小日本了。”

　　他讚同:“長官說的是，我聽前兩年退下來的兵說，小日本炮轟宛平城的時候，用的就有咱們的炮，這他娘的叫什麽事啊?自己造的炮，留給別人打自己！”

　　聽他提到七七事變，我想到大哥心下疾首，轉而試圖轉移話題，指著他們的軍服開玩笑說:“老哥吃皇糧了，混成中央軍了呀。”

　　“整編了，我們運氣好，被整編進了精銳部隊57師，”他揚著頭，有些得意。

　　我也跟著高興，說到:“不錯不錯，從六等雜牌軍一躍成為第一批調整德械師，兄弟好運氣啊。”說及至此，我有些疑惑，指著七五山炮轉而問到:“你們不是德械師嗎?怎麽還帶這個家夥?”

　　他失去得意，低著頭回答道:“‘剿共’剿的，炮都毀了，放著小日本不打，天天窩裡橫，‘剿共’完了又‘討逆’！好東西都叫自己人耗光了，我們連沒炮用了，特意從陝西趕回來取的。”

　　他使勁的一拍炮身嘟囔道:“剿共剿共，越剿越多，有這功夫！死這麽多人！早收回東北四省了。”

　　我趕緊上前捂住他的嘴巴，勸阻道:“兄弟，少說吧。”

　　....一路無話。

　　入夜，人家是部隊正常開拔，出發前都配發了幾天的口糧，我出來的急，也沒準備什麽，看他們從兜裡掏乾糧吃，我餓得更厲害了。許是看出我的窘迫，一個老兵遞給我一個菜餅子，就是各種野菜和玉米面混在一起蒸熟。

　　“長官，別嫌棄吃一個吧。”他說。此人約摸五十上下，典型的浙江人長相，黑黑瘦瘦，一臉的老實。他旁邊的是一個安徽長相的人。

　　我沒有驚訝，我知道57師的兵員組成，有安徽軍閥舊部，還有孫傳芳的“五省聯軍”和張宗昌的“直魯聯軍”，兵源所在地幾乎囊括了大半個中國，

　　我說聲謝接過，看了眼他另一側的異常黑瘦的小孩說到:“大哥，怎麽還帶個娃娃?”

　　他笑:“哎，別看年紀小，老兵啦，去年在潼關車站撿的，爹娘餓死了，我就給撿回來了，跟咱當兵苦是苦了點，可還是能有口飯吃。”他歎了口氣，感歎道:“這年頭餓不死就是享福了呀。”

　　小孩和他很親，抱著他的胳膊躺在旁邊，怯生生的看著我，有些想和我說話，又害怕的意思。

　　我笑著問小孩:“小老兵，年紀多大了?”我一邊掰開半塊菜餅子遞給他。

　　他回:“十四。”他並不敢接。

　　我又問:“知道咱們這是去幹嘛嗎?”我轉頭看向老兵，向他示意。

　　老兵微笑，對娃娃點頭，小娃一把接過菜餅子，幾口就吃完了，然後說:“我知道，打日本！保上海！”他回答的堅定。

　　“怕不?”我問，

　　“不怕，怕就不是中國人！”

　　火車哐哐的走著，向著上海，除了加煤補水不會停，當兵的也是人，也得吃喝拉撒，撒尿拉屎都一樣，車廂門拉開退褲子就是，沒什麽可矯情，真掉下去了也摔不死，六十多公裡的時速罷了，當然也沒這麽笨的。

　　小孩的話總是很多，娃娃問我:“長官，你官兒大嗎?”

　　大哥馬上出來製止他:“小孩子別亂說話！”

　　我阻止道:“沒事兒。 ”

　　我笑笑，對著娃娃說:“我官兒還行，不大也不小。”

　　小孩問:“比排長呢?”

　　我說:“比排長大點兒。”

　　他又問:“比旅長呢?”

　　我大笑:“你這也差太多了，跨度也太大了呀，哈哈哈。”

　　我笑著說:“我嘛，單論軍銜是和營長差不多。”(敵方軍相較中央軍，軍銜虛高一級。)

　　他問:“那你是營長嗎?”

　　我說:“我不是，我是一個很大的官兒的副官。”

　　他很高興，說道:“副官我知道，那...那你跟著的那個大官有多大?”

　　我指了指天:“很大很大。”

　　他連說帶比劃，兩個胳膊劃出一個好大的圓兒，問到:“那你跟著那麽大的官兒，你肯定去過上海吧?上海好看嗎?我聽排長他們說，上海老大了，有好多電燈，晚上都老亮了，跟白天一樣！是真的嗎?”他很是向往的神情。

　　我回答:“當然去過呀，上海比他們說的還大！有好多高樓，那麽高———呢！”

　　我拉著長音，也學著他比劃起來:“路上都是燈，還有霓虹燈，紅的黃的綠的粉的，什麽顏色的都有！”

　　……我跟他說著上海的發達和美好……

　　他很是欣喜:“哇！那麽好呀，燈還有那麽多種顏色呀！?那我一定好好保護上海，到時候我可得好好的看看那些燈。”他滿眼向往。

　　我寵溺的摸摸他的頭，笑著說:“傻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