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發生在上世紀華北平原上的事，發生在離黃河60公裡的農村。

　　1999年12月12號，隨著一聲哭聲，這個家庭迎來了他們家的第三個孩子，也是這一家最後一個孩子。

　　孩子父親張樹根，1970年生人，家中排行老二，與老大僅相差幾分鍾，就是這幾分鍾，將兩人的前半生劃開了一道口子。

　　孩子母親張杏花，1968年生人，家中排行老三，因出生戶口錄入時登記員將孩子母親的姓名與鄰村另一位孩子姓名混淆，從而使戶口本上實際填寫出生年份是1963年’。

　　孩子姐姐張茜茜，1994年生人，因家中貧窮，暫時寄養在姥姥家。

　　現以第一聲稱“我”來講述這個故事，我即1999年出生在這個家庭的男孩，張樂樂。

　　我有記憶以來，和姐姐的關系感覺不是特別親切，姐姐可能是在我出生後的幾年之後回到了這個家，時間的長度尤其是成長的時光仿佛衝洗掉了血脈帶來的親切。我很少喊姐姐，更多是跟著鄰居家的孩子一起喊“大張茜”。她似乎對我喊她什麽並不在意，她也很少帶我出去玩。姐姐小時候寄養在姥姥家直到6歲，那時候的6歲已經是可以幫父母乾些簡單家務的人了。在我人生的前20年，我從來沒有想過她的6年的寄養生活是怎樣的。不在父母身邊帶著的小孩真的會對父母有完全的以來與安全感嗎。我似乎明白了，我不喊她姐姐她可能很在意，因為我是她唯一可以完全被給與依賴的那個人，唯一一個她可以付出絕對關懷的一個人，而我當時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改革開放的春風吹到了這裡，但似乎吹到這風已經不夠強烈了。這裡的大部分人還保留著很重的傳統觀念，只是辛辛苦苦的耕耘著自家的一畝三分地。金黃的麥浪在風下翻湧，包著頭巾的人們拿著鐮刀揮舞雙臂將小麥齊齊割下，整齊擺成一排，等到這一片地全都割完，父親便開著拖拉機將他們拉到麥場，麥場是每家都有的，由村委會統一組織、抽簽決定。小麥拉到麥場後，將拖拉機後的車鬥卸掉，換上碌碡(石頭做的圓柱形物體，專門用來壓麥子、黃豆，讓谷物與外殼分離)，開始在麥場中一圈一圈壓麥子。很難想象在千禧年已經過去不短時間了，華北平原的相當大部分地區還在使用著相當原始的耕作手法。

　　“女大三，抱金磚”，這句不知什麽時候流傳的俗語在我們家似乎有了完全的展現。母親在家中似乎總是充當著教育者的身份，父親總是聽著母親的話，即使偶爾想反抗母親這時候的角色就是將小麥扎捆、在車鬥中整理，使一次盡可能多的裝滿車廂，指揮著父親轉圈的速度、方向、位置……

　　傍晚，風起了，借著風，父母兩個人將麥子高高揚起，麥稈與麥殼隨風吹走，麥粒落下，堆在一起。汗水在臉上落下，父親光著膀子，母親用毛巾擦去臉上的汗水，手上的動作卻絲毫不受打擾。雙方幾乎無話，望向彼此時，臉上卻投出了笑容。

　　我在這時候不過五六歲，有時坐在旁邊，有時跑進草叢逮螞蚱。姐姐承擔起了小大人的角色，做飯、送飯成了她的日常，那時候的學校還有麥假，就是為了減輕父母的辛苦。

　　小麥收完就開始種植玉米，一直到10月份，國慶節假期左右，就到了玉米收獲的季節。收玉米是我這一輩子最難受的事情。10月的北方氣溫高漲、太陽高掛在天上，好像要把人烤熟，在這種天氣，我們還要鑽進玉米地中，一顆一顆把玉米掰下來，然後再把玉米秸稈砍掉，再把玉米裝進車裡。把玉米從地上扔進車鬥中是最辛苦的事情，時間長了手臂就會累的不聽使喚，這也就是為什麽莊稼人不需要健身手臂手臂依然那麽健壯，甚至要比常年健身的人更有一種生命力的展現，他們是和土地作伴的人。我喜歡坐在車鬥裡，我享受那種吹著風自動的向前進的感覺。也許父母直到莊稼人的辛苦，也許他們從來不想讓我再次變成一個農民，和他們一樣，所以從小到大父親都沒有教過我怎麽開拖拉機，甚至比我小的人都會開了，我還不會，直到現在我也不會。那時候有一種火腿腸我們家非常喜歡吃，他是散裝的，沒有塑料外皮包裹，直接可以吃，一根大概20厘米長，直徑兩厘米左右，吃起來一股蒜香味，乾活久了肚子餓的時候，媽媽就會差我去商店裡買兩根，一家四口一人一半，現在也難尋了。

　　生活就是這樣，日複一日的過著，靠著三年兩季的莊稼，靠著面朝黃土的兩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