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先是租下了我家隔壁的一間舊房子，幾天后，他又購置了一堆鐵疙瘩——能夠揉面以及滾出饅頭的機器。

　　母親告訴我，我們家要賣饅頭了。

　　父親和母親一起張羅著做起生意，沒錯，那間房子很快就被改造成了一個饅頭生產車間。

　　父親是經過熟人介紹買到的那套二手設備，是在一個更偏遠的小鎮裡，一個因饅頭而“破產”的人手中接過這個行當的。

　　在機器被運回來之前，父親和母親曾去過那個小鎮學習饅頭手藝，我和哥哥也一同去過那裡，那是一個比我的小鎮更小的小鎮，它也有一條水渠，嚴格說來那應該算是一條河，因為那條水渠沒有水泥石塊砌成的河岸，它的河岸長滿了茂密的沙棗樹和白楊，河面很寬，水流沒有我們這裡的渠水那麽湍急。

　　我記憶最深刻的是那歌小鎮的蚊子，我甚至覺得那是屬於蚊子的小鎮，它們一個個體型肥大，灰白相間的肚皮有蜻蜓的那麽長。傍晚時分，它們隨時在我的身邊集結。它們擁擠著，嗡鳴著，像一支訓練有素的蚊子軍團，實在讓人招架不住。

　　等它們拖著沉甸甸的肚皮飛走的時候，我的身上已經起滿高高隆起的白色疙瘩，甚至還有那些是被衣服遮住的地方。

　　我在那歌地方的任務是，坐在三輪自行車的車鬥裡，給來往的客人找零錢。母親則站在車子旁，從一個鐵皮箱子裡給客人裝饅頭。

　　那時，我們的生意並不如意。一方面是因為那套機器三番兩次的出問題，它生產出來的饅頭經常首尾相連，粘在一起。父親每天都在調動那兩個滾輪之間的間距，但絲毫沒有成效。另一個原因則是，母親並不能很好的掌握麵粉發酵的技術。有時，她做的饅頭很酸，有時又因為酵母粉沒有充分的攪拌，饅頭坑坑窪窪，一個個活像是白色的癩蛤蟆。

　　但最主要的問題是，母親的體力實在無法撐起凌晨三點鍾起床，晚上十一點睡覺的“饅頭作息”。

　　不過，我們在體驗了兩周的賣饅頭時光之後，父親還是買下了那套裝備，作為附加的贈送，那個機器擁有者也陪著我們一起來到我們的小鎮，幫助我的父母開工。

　　那個人用一輛三輪摩托車把“鐵疙瘩”運到了我家後，就住在了父親租的那間房子裡。那裡堆滿了一袋袋的麵粉，發酵粉，以及各種大大小小的成捆的塑料袋。那些機器也突兀的擺在房子中間。

　　每日凌晨，我都能隔著牆壁聽到它攪拌麵粉的聲音，那個聲音很有節奏，“啪嗒，啪嗒，”它聽起來很像是放大了無數倍的水滴落下的聲音。偶爾我還能在睡夢中，聽到母親用力搬起麵粉袋子時發出的聲音，那聲音很像武打電視裡，男主角扎馬步時發出的。

　　在幫助父親母親開工這件事上，那個人十分的盡職，盡職到我希望他能趕緊離開。因為，他每天都要我和哥哥去鎮上的其他商鋪買各種饅頭，他拿到饅頭之後，就一個個掰開它們，把鼻子湊上去聞每一個的味道，他的鼻子埋的很深，看上去簡直是要用鼻孔吃掉那些饅頭。

　　每次他結束自己的嗅覺分析，他就把饅頭重新扔進塑料袋裡。我看著那些饅頭作嘔，但是晚飯時還是在母親的逼迫下吃掉它們。

　　母親每天都在尋找製作好饅頭的配方，有一次，她甚至告訴我們，要給麵粉混合一定比例的洗衣粉，才能做出既有嚼勁又很松軟的饅頭。當母親故作神秘的把這歌配方說給父親聽的時候。

父親立刻用凶狠的眼神扼殺了她的想法，就像扼殺她任意一個想法一樣，毋庸置疑，不可反駁。　　幾天后，父親要我在巷子盡頭的牆壁上寫下“饅頭”兩字，他隻提出一個要求，就是要絕對的醒目。

　　“我們要有自己的招牌了。”他十分期盼的對我說。

　　“要寫的很大嗎?就像商店的門牌一樣大嗎?”我問他。

　　“對，要讓路過巷子口的所有人都能看到，咱們在賣饅頭。”他驕傲的說。

　　接到這樣光榮的任務，我立刻興衝衝的照做了—，用我的鋼筆墨汁——深藍色的。

　　我用那根禿了的舊毛筆，在牆上反覆的描摹著這兩個字的間架結構，那些墨汁很不聽使喚，它們順著磚縫一股股的往下流去。

　　當我興致匆匆的跑到大路上回看這個“招牌”時，那些字小的可憐，而且每一筆都拖著長長的藍色尾巴。

　　我看著這個招牌，一面頹敗的紅磚牆上，藍色的“饅頭”二字。

　　那感覺有說不出來的詭異。

　　母親仿佛一整夜都在做饅頭，早上，她把出鍋的饅頭放進那個鐵皮櫃子裡，然後用三輪自行車拉到小鎮的菜市場門口去叫賣。

　　有時，我也作伴，我能明顯的感覺到，來自其他幾家饅頭商販的敵意，在她們的眼中，母親不是個眼睛熬的通紅，神情十分疲憊的賣饃婦女，而儼然是個來搶錢的“豺狼虎豹”。

　　只要她們遠遠的看到母親的三輪車到了橋頭，她們就把自己的三輪車往馬路邊上挪一挪，直到她們的間距足夠寬，但又塞不下一個攤位。

　　母親隻好默不作聲的，把三輪車放在最靠近馬路的一側——騎在馬路牙子上。

　　甚至我懷疑她們還向街道管理處告了密。

　　有一天街道管理處的幾個彪形大漢突然出現在我們的三輪車前，他們吹胡子瞪眼睛的向母親征收攤位管理費，盡管母親竭力爭辯，最後還是乖乖交了錢。而站在往一旁的我，不能理解，他們什麽時候管理了我們這不足一平米的攤位，為什麽母親站在這樣小片的土地上，還要向他們交錢。

　　食品監督管理局的人到鎮上突擊檢查了，就在母親正式出攤的第二周。看著那些衣著統一，表情嚴肅的檢查員，母親在菜市場門口神情慌亂，當他們問母親是否有生產許可的時候，母親遮遮掩掩，百口莫辯。最後，只能悻悻的帶著他們來到我們的出租屋。

　　很快，那個母親揮汗如雨的出租屋，被定性為“黑作坊”。

　　饅頭店被封了，木門上貼著兩個白色封條，呈交叉狀，看上去就像數學老師用塗改液寫了一個大大的錯號。查封的理由是沒有衛生許可和生產許可。

　　母親流著眼淚說:“我們自己也吃自己做的饅頭，很衛生。”

　　連續半個月，那個封條都一直緊緊的貼在那個門框上，直到有一天，那個說我的金卡是鐵片的廢品大爺，開著三輪車來到我家，他撕掉了門上的封條，並拉走了那些機器，很顯然，父親把這堆機器真當作鐵疙瘩賣掉了。

　　我很好奇的問父親，為什麽我們不去辦理一張衛生許可證呢?父親搖搖頭說，“事情沒有那簡單。”

　　就這樣，我們家的饅頭事業，就此結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