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八十一章:大漠龍城，朱棣遺命 乾熙十四年，八月二十日。

朝陽冉冉升起，金色的光芒穿過雲層，驅散了天地之間的濃霧。

此時，玉龍城東五裡外真武觀真慶宮二樓閣台之上，朱高煦攙扶著朱棣，兩人肩並肩眺望著東方旭日。

至於英縣公張輔、成縣公朱能、荊鄉侯楊洪等隨駕的勳貴武將，則分別領著護衛兵守在閣台入口處及宮觀四周。

“瞧這日頭，必定又是一個大晴天。”

朱棣感慨道:“今秋朔方的四府十六縣想不豐收都難啊！”

“確實如此，眼下朔方的秋收已經開始，據巡撫楊文斌啟奏，玉龍府的作物可謂是大獲豐收，尤其是馬鈴薯的產量，與去年相比翻了一倍有余。”

朱高煦接話道。

自乾熙八年朱高煦下旨裁撤朔方都司，改置朔方省之後，至今已有六年，朔方的變化可謂是日新月異。

原先的十一個衛城以及五個守禦千戶所城，早已改建為如今常住人口數萬的縣城。

曾經的五十五個千戶所城，也變成了現今常住人口數千的鄉城、鎮城。

各個鄉鎮之間以鄉道相連，皆設有驛站。

驛站之間以電報溝通，消息傳播速度之快，對六年前還是荊縣伯的楊洪而言，簡直是想都不敢想。

玉同鐵路全線通車之後，楊洪以主持修建這條鐵路之功，爵位得以晉升為鄉侯，更受到了太上皇朱棣的召見。

對大明而言，掌控朔方四府，便等於牢牢握住了草原的命脈。

而玉同鐵路西延線的貫通，標志著大明朝廷的軍隊可以在短短十日之內，從京師出發橫穿朔方，北上漠北，鎮壓草原一切不服。

自那時起，甘肅、陝西、山西三省之地已不再是大明的邊疆省！

數日前，在京城真武廟修玄的朱棣召見朱高煦，表達了他乘專列巡視草原的意圖。

朱高煦勸說朱棣以保養身體為重，最好不要外出，畢竟即便是乘坐火車，也一樣會有舟車勞頓之感。

朱棣卻表示他戎馬一生，決不能死在床榻之上，就算死也得死在馬背上！

朱高煦心裡清楚，朱棣大限將至，已經時日無多，所以他沉思良久之後，答應了朱棣提出的要求。

當天朱高煦就下達了一道旨意給群臣，他將在兩日後啟程，陪同太上皇離京巡視草原，在他離京期間，由太子監國，內閣諸臣輔政。

對此，眾臣雖有勸諫，但無力改變朱高煦的決定。

於是，朱高煦陪同朱棣乘坐專列，先是用了一天的時間，從京師駛至大同，然後又花了一天時間，從大同駛至玉龍。

朔方省下轄黑水、都野、九原、玉龍等四府，省治在黑水府黑水城，位於朔方省之西部，而玉龍府玉龍城屬於副省治，位於朔方省之東部。

朱高煦擔心坐了兩天火車且乘車期間睡的也不太好的朱棣身體吃不消，便讓專列停在了玉龍，休整一日再向西行。

前文說過，當年朱棣興建武當山的同時，天下各地也有真武廟、真武觀拔地而起。

尤其是各個府城，皆建有真武觀或真武廟。

各地官員這麽做，原因有很多，但最重要的卻只有兩個。

一是響應朝廷國策，畢竟傳聞永樂皇帝是真武大帝降世臨凡，興建武當山宮殿，是在建立真武大帝的地上天宮，而且其在位期間立下的開海拓土之功，

足以令天下萬民頂禮膜拜。 二是借真武大帝之事跡教化百姓，讓百姓們知恩圖報，不要作惡，多行善事。

玉龍城也有一座真武觀，就建在城東五裡外的山上。

朱棣不願擾民，再加上他多年修玄，所以就理所應當的住進了玉龍城外的真武觀。

對於這一點，朱高煦也沒有反對，只是下令讓隨駕勳臣武將注意防守。

此時，旭日東升，霧氣消散，天清地澈。

朱棣與朱高煦父子倆又聊了幾句，便回到膳堂用了早膳。

然後朱高煦照例在真武觀大堂召見了玉龍知府呂強等玉龍地方官。

之後，父子倆在武將衛士的護送下，再次乘坐專列，向西而行，朔方巡撫楊文斌及朔方布政使、按察使、防禦使隨駕西行。

朱棣與朱高煦住在同一間禦用車廂內。

這間車廂四周加固了超厚鋼板，可以抵禦將軍炮的衝擊，而且門外由張輔、朱能、楊洪輪流帶隊值守。

車廂內，父子倆正在聊天。

“若我沒有記錯，楊文斌之父平壩先生(楊邦基)，今天快九十歲了吧?”

朱棣的思緒似乎回到了洪武二十六年，悠悠道:“當年若無平壩先生冒死從太原帶出血書，後面的事，也不可能那般順利。”

他的意思是說當年的太原同知楊邦基攜帶狀告晉王朱棡的萬民血書，在當地百姓的掩護下逃出太原，後來幾經波折，這血書落到了朱元章手中。

當年若是沒有這些事，晉王朱棡便不可能被朱元章廢掉，朱棣入主東宮只會變得更加困難。

朱棣見到朔方巡撫楊文斌之後，想起了楊邦基，此時說這番話的言外之意，是感念楊邦基當年之功。

楊邦基是太原府平壩鎮人士，致仕後回到平壩鎮著書立說，又是太原常科書院的榮譽教授，因此世稱其為“平壩先生”。

“爹，平壩先生四年前就已經過世了，享年八十五歲，且祭文是兒子親筆所寫。”

朱高煦溫聲解釋道:“雖然平壩先生隻養育了李氏(李瑤)五年多，但他畢竟是李氏名義上的養父，這門親也是皇爺爺當年答應了的。”

所以楊邦基去世後，他為示殊榮，彰顯恩典，這才為楊邦基書寫祭文，以做告慰，並準以伯爵之禮下葬，追贈對方榮祿大夫官銜，賜葬其家鄉太原府平壩鎮。

朱高煦在乾熙初年改革軍製，設定軍銜的同時，對文官散階也進行了革新。

將文官散階更名為官銜，定官銜為三階十等，即省官(堂官)、府官、縣官三階。

其中的省官官銜由高至低分為榮祿大夫、光祿大夫、資善大夫、資政大夫四等。

榮祿大夫是最高官銜，相當於軍銜之中的大將軍銜，六部尚書通常在去世後的追贈官銜也就只有這個級別。

朱棣悵然若失道:“這一晃，就過去了四十多年。”

他頓了頓，提了提神，又問道:“楊文斌這些年在任上乾的怎麽樣?”

“去年，朔方四府皆發生旱災，黑水城為繁華大邑，頓時成了災民們乞食的對象。楊文斌一方面向朝廷奏稟災情，一方面開倉賑災，令民具領券供給，又大興工役，修路築池，招遠近饑民就食赴工，並命令各縣鄉鎮大戶開粥棚煮粥救濟災民，活數萬人。秋以歉收，奏請朝廷減免當年賦稅，兒子允之。”

朱高煦道:“平壩先生去世時，楊文斌在甘肅左布政使任上，其丁憂三年後，兒子便升他做了朔方巡撫，也是朔方第一任巡撫。細算起來，楊文斌就任巡撫不過一年有余。”

他的言外之意是楊文斌上任巡撫才一年多，而上任第一年就碰到了朔方境內大范圍的旱災，從其應對災情的結果來看，還是頗有政績的。

朱棣撫須讚道:“不愧是平壩先生之子，心懷黎庶，是個好官，也是個能臣。”

楊邦基是三朝老臣，任事勤勉，頗有政績，洪武後期就任太原知府，永樂年間先後任大理寺卿、山西按察使、山西布政使，乾熙年間出任山西首任巡撫，並在巡撫任上致仕歸鄉。

“爹，兒子打算對丁憂之製加以修訂。”

朱高煦接著道:“楊文斌丁憂時，兒子就想對其奪情起複，但當時時機未到，因此就沒有對丁憂之製動手。”

根據儒家傳統的孝道觀念，朝廷官員在位期間，如若父母去世，則無論此人擔任何官何職，從得知喪事的那一天起，必須辭官回到祖籍，為父母守製二十七個月，這叫丁憂。

“丁憂”一詞最早出自《晉書·袁悅之傳》，也稱“丁艱”。

“奪情起複”，又稱“奪情”，乃丁憂制度的延伸，意思是為國家奪去了孝親之情，可不必去職，以素服辦公，不參加吉禮。

換言之，為了應對各種局勢，“奪情”可以合法地不守禮製，如《周書·王謙傳》:“朝議以謙父殞身行陣，特加殊寵，乃授謙柱國大將軍。以情禮未終，固辭不拜，高祖手詔奪情，襲爵庸公。”

只不過歷史上少見文官奪情，常常發生在戰場將士身上，丁憂制度不應用在戰場上面，古人稱之“墨絰從戎”，又稱“金革之事不避”，意思是百善孝為先，金革之事不避，舍孝盡忠。

由於明朝建立之初所面臨的情況與唐宋時已大不相同，故而朱元章時代制定的丁憂制度與前朝略有不同，主要體現在不許武將丁憂、期親奔喪、提高母服三個地方。

洪武初期天下尚未一統，北方仍在元朝控制下，朱元章規定武將不許丁憂，主要是為了防止武將用回家奔喪的理由逃避戰事。

而古代是宗族社會，叔伯兄弟眾多，因此期親之喪頻見，如若凡是宗族裡有長輩去世就要回去奔喪的話，於國於家都不便，所以朱元章規定官吏除父母、祖父母去世需丁憂三年之外，其余宗族長輩去世，一律不許奔喪。

洪武初年依照唐宋之禮，規定父服斬衰三年，母服齊衰三年，庶母服緦三月。

古代喪服服製按服喪期限及喪服粗細的不同，分為五種，即斬衰(cui，音同催)、齊衰、大功、小功、緦麻。

因此，斬衰是“五服”中最重的喪服，其次是齊衰，最後是緦麻。

到了洪武七年時，朱元章對傳統的喪服之禮進行改革，無論父在否，子為父母、庶子為生母、子為繼母、養母，未出嫁女子為父母皆服斬衰三年。

朱元章的這次改革徹底打破了傳統喪禮“家無二尊”的傳統，大幅提高母服，從而達到以孝治天下的目的。

而朱高煦知道，提高母服的這一點，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

假如一個庶出的男子，既有生母、養母，又有嫡母、繼母，加上其父在內，那麽他這一生理論上就要服斬衰累計十五年之久。

當然，這只是理論上，實際可能庶出子只會為其生母、嫡母、父親各服斬衰三年，但這也累計九年了。

因此，這一點在朱高煦看來，是必修要改動或者明確的。

至於歷史上明代的奪情制度，不同時期、不同皇帝對奪情有不同的做法。

洪武年間由於大明剛剛建國，朱元章著力於恢復中華、重整禮法，因此在位期間嚴格遵守制度，基本很少出現奪情的情況，即使是為明朝建立下大功的劉基、宋廉等人在需要回家丁憂時也沒有被強令奪情。

到了永樂年間，因遷都、北征事情龐雜，朝廷急於用人，朱棣開始對大臣們奪情。

永樂之後宣德、天順年間奪情也比較普遍， 一是這段時間北方邊患比較嚴重，二是又發生了“土木堡之變”、“奪門之變”等事。

到後面成化年間，由於天下已經逐漸穩定，加上奪情引發的禮法問題，所以往後的奪情就慢慢變少了。

歷史上明朝文官奪情起複者主要以閣臣、尚書、侍郎、地方巡撫、都禦史等高品級的官員為主。

只不過，無論是哪一種形式的奪情行為，都會引起禮法問題，比如歷史上萬歷年間張居正因為奪情之事，便引發了一連串的事件。

而朱高煦這個人做事喜歡謀而後動，討厭打無準備的仗。

楊文斌之父楊邦基是皇后李瑤的養父，雖然只是名義上的，但從理論上來說，楊家也算皇親國戚了。

但朱高煦偏偏沒有按外戚的標準對待楊家，不僅沒有賞賜楊家爵位，也沒有賞賜楊家府邸。

只是在李瑤受封為皇后的那一年，賜了些雲錦、布匹、綢緞、書籍等物品給楊家，說是感念楊邦基對皇后的養育之恩。

朱高煦之所以如此做，是因為他沒有把楊邦基當成外戚，而是視其為能臣乾吏。

否則他不會在楊邦基去世後，親筆為對方寫祭文悼念。

畢竟，朝廷對外戚有限制，算是用高官厚祿養著，一般不會外放到地方做封疆大吏。

如果楊邦基坐實了外戚的身份，那麽他在做一些事情的時候，就會顧慮重重，難以有所建樹。

也正是這個原因，朱高煦才會在楊文斌第二次丁憂時，忍住了對丁憂禮製動手的衝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