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時，朱高煦從右邊的袖袋裡掏出了一道奏本，呈給了朱棣。

“爹，此乃孩兒召集戶部侍郎夏原吉、卓敬以及戶部各省清吏司郎中、員外郎、主事，查閱永樂元年各省府縣常住人口數量、耕地畝數及賦稅收入之後，連夜製作的一份稅收與人口、耕地關系的統計圖表。”

六部主官是尚書和侍郎，其中正二品的尚書是六部的正職領導，而正三品的侍郎則是尚書的副手，分左侍郎和右侍郎，呈現一正兩副的配置。

六部的二級機構叫清吏司，但在清吏司的設置方面，各部略有不同。

吏部、禮部、兵部和工部四個部的清吏司按職能類別設置，比如吏部考功清吏司主要是掌管官員考核、處分等事項，兵部武選清吏司主要是武官選授等事宜。

而戶部和刑部的清吏司設置則不同於上述四個部，戶部和刑部各有若乾個清吏司，分別對應一個省的事務，稱呼上就叫戶部或刑部某省清吏司。

清吏司的主官是郎中和員外郎，其中正五品的郎中是清吏司的正職領導，從五品的員外郎是郎中的副手，每個清吏司配備的郎中和員外郎的人數沒有定員。

郎中和員外郎下面還有主事、大使、副使等一系列品秩不高的官職。

正六品的主事是清吏司中僅次於郎中和員外郎的官職，每個清吏司配備一名或數名主事。

歷史上，在明朝嘉靖年間，海瑞擔任的戶部雲南清吏司主事就是戶部與雲南省對接的官員，是戶部負責雲南地方事務的人員。

朱高煦之所以將戶部各省清吏司的郎中、員外郎、主事召集起來，讓這些人負責製作各省統計圖表，乃是為了增加統計圖表的說服力。

畢竟各省清吏司對接各省地方事務，是最熟悉各省常住人口數量、耕地畝數及賦稅收入的京官。

如此一來，朱棣便不會對圖表上的數據真實性產生懷疑。

而朱高煦製作這套統計圖表的最核心目的便是刺激朱棣，讓朱棣下決心改革稅制。

他相信朱棣見了這一京十二省的各項賦稅收入圖表對比之後，將會對各省府縣的賦稅情況有一個非常直觀的認識。

尤其是解除海禁之後，東南沿海一帶的海上貿易越發繁榮，但是給朝廷帶來的商稅卻不明顯，可見是商業稅的制度出了問題。

而且，像陝西、山西、雲南等省的賦稅收入，遠遠低於胡廣、浙江等省，根本原因並不是耕地不夠，而是人口低於東南沿海各省。

用統計圖表對永樂元年所收賦稅的數目進行分析時，可以將各省賦稅的數目變成圖，方便朱棣更快的讀取最初數目，提升朱棣對賦稅數目的理解。

由於統計圖表上的文字內容較少，不需要做文字描述及文本鋪陳，圖表中的文字往往隻用來詮釋或標注數據出處，或是更重要的標題等，因而賦稅數目分析的結果在呈現上更加簡潔明了。

“昨日早朝，俺聽了戶部尚書鬱新的奏報，覺得今年是個豐年，心中還曾沾沾自喜。”

朱棣不得不感慨道:“但看了你的這份統計圖表，俺才感覺到朝廷的賦稅收入還是太低了！”

大明每年的財政收入，單從貨幣上講，約為三百萬兩白銀。

因為大部分賦稅收入是以納糧形式進行征收，所以把田賦、鹽稅、工商稅、鈔關稅以及徭役全部換算成現銀計算，大明平均每年的財政收入大約是兩千萬兩。

歷史上，明朝稅收的高峰出現在萬歷三十年，達兩千兩百九十五萬兩。

“按照大明全境目前已經開墾的耕地計算，

全國田賦加上工、商稅收、鹽、礦專賣，全年收入應該更多，但實際情況為何低於估算的數目?”朱棣端詳著圖表，皺眉尋思道。

“朝廷稅收分為田賦和工商稅收，而田賦作為稅收的大頭，直接決定著朝廷全年稅收的多寡，土地的使用情況決定了朝廷可以收到多少田賦。”

朱高煦接話道:“本朝施行薄俸之策，且科考讀書所費甚多，故而皇爺爺給予了在任官員、致仕官員及有功名者減少賦稅和免除徭役的特權。”

租或賦，乃是土地稅。

役是徭役，即給官府當差。

歷朝歷代的徭役遠比田租更恐怖，司馬光曾言:“有因役而亡者，無因賦而亡者。”

此話幾乎道出了歷代王朝所有財政收入之症結。

“據孩兒所知，裡、甲之長需要到縣衙應差，且裡、甲之長承擔征收賦稅的重任。”

“若地方衙門有欠稅，裡、甲之長先要墊付。如此一來，絕對會有人想著逃役。多丁者分戶，多田者便把田產分寄到別戶。”

“百姓不願當良民，想著法子就給官紳當奴，此乃‘投獻’。民間有人說天下之田共十分，七分屬士紳，兩分屬藩王，一分上交稅。”

朱棣聽懂了。

大明幅員遼闊，全境之內耕地雖廣，但可供朝廷收賦之田卻有限，即使朝廷再加稅也無用，何況還有官員會上下其手，中飽私囊。

朱高煦其實還想說一說軍屯製的隱患，不過現在還不到時候。

朱元璋白手起家，依靠軍屯製取得天下，曾言“吾京師養兵百萬，要令不費百姓一粒米”。

大明建國之後，朱元璋就在全國大規模推行屯田，命令“天下衛所，分兵屯種”。

起初的軍屯確實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時日一久，弊病逐漸暴露。

永樂初期軍屯稅糧佔總稅糧的四成，這個比例已經非常高了，到永樂十八年降到了接近兩成。

雖說永樂年間對外軍事戰爭不斷影響到了軍屯，但真正影響軍屯製的是當朝權貴隨意侵佔土地。

明宣宗時，兵部尚書王驥曾在西南地區帶兵，他向朝廷上書說到:“貴州二十衛所，屯田近百萬畝，所收子粒本足給官軍，而屯田之法久廢，徒具虛名，良田為官豪所佔，子粒所收，百不及一，貧窮軍士無寸地可耕，妻子凍餒，人不聊生！”

宦官王貴鎮守陝西期間，霸佔軍隊屯田百余頃，近千名明軍衛所士兵被逼給其種田。

軍屯成了達官顯貴的私人良田後，曾不費百姓一粒米的軍事戰爭，最終演變成為壓死大明王朝的一根稻草。

歷史上，“萬歷三大征”僅援朝之役就耗資七百萬兩，寧夏之役耗資兩百萬兩，播州之役耗資至少兩百萬兩，乃至後來的遼東戰事、國內民變，無不在大量消耗軍費開支。

此時，朱棣向殿外喊了一聲道:“李興?”

內官監少監李興躬身疾步而入，俯身拜道:“奴婢在。”

“去傳戶部左右侍郎夏原吉、卓敬前往文華殿等候。”朱棣開口吩咐道。

朱高煦卻立即說道:“爹，夏原吉今日旬休，卓敬已退班。大雪雖停，路卻不好走，待他們兩位入宮時，怕是天都黑透了。”

隋唐時，官員十天休息一次，稱為“旬休”，而讀書的學子也自這時開始有了完備的假期。

首先是旬假，十日一休，相當於後世的雙休日。

其次是田假，在每年農歷五月北方麥子成熟的時候，為期約一個月，讀書的學子們回家下田割麥，相當於後世的暑假。

最後是授衣假，“授衣”即“七月流火，九月授衣”的“授衣”，農歷九月已近暮秋，天氣轉冷，學子回家取新製的冬衣，授衣假為期接近一個月，相當於後世的寒假。

到了元代，旬假、節日假都化為烏有，全年的假日減少到十六天。

大明開國之後，朱元璋更是將假期精簡為每年隻休息三天，分別是正旦年節、冬至節和萬壽節。

永樂開元後，朱棣為示新君寬仁，大規模恢復假期，每月三天的旬假，加上正旦、上元、中元等傳統節日，形成了延續後世數百年之久的節假日體系。

眼下，朱棣急著想了解大明財政，自動忽略了官員有旬休的這個現實問題。

他此時聽了朱高煦的補充，便對李興道:“戶部尚書鬱新的宅子距離皇宮最近，你帶人抬轎子，去把他請來。”

“奴婢遵旨！”

李興恭聲領旨退了下去。

朱棣讓人用轎子把戶部尚書鬱新請進皇宮的做法，再次刷新了朱高煦對朱棣這位工作狂的認識。

他本想勸朱棣改天再找戶部高官商議賦稅之事，但轉念一想，既然朱棣興致所在，他又何必做掃興之人呢?

更何況大明的賦稅確實有諸多疏漏的地方，用戶部尚書鬱新之口，把這些問題說給朱棣聽，遠遠比他朱高煦提出來的效果更明顯。

“走，咱父子倆先去文華殿等著。”

朱棣說話的同時，起身離開了龍榻。

“是。”朱高煦恭聲道。

半個時辰之後。

“老臣拜見陛下。”

鬱新進入文華殿，連忙躬身行禮道。

“鬱卿免禮。”朱棣扶起鬱新道:“朕此次喚鬱卿來，是有事請教。”

鬱新連忙道:“臣不敢當，陛下有所問，臣必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為何會有人說本朝的賦稅收入不如宋朝?”朱棣直言問道。

其實大明的財政收入剛開始並不低於宋朝前期，但宋朝中後期的鹽酒茶稅增加之後，大明的財政收入就開始低於宋朝，但差距並不大。

後面收入低於宋朝的根本原因，乃是大明賦稅長期不增長，反而有下降趨勢。

大明財政收入從洪武開國到永樂年間整體呈現增長趨勢，但自永樂後期開始下滑。

“回稟陛下，兩宋之疆域，遠不如我大明遼闊，但其平均年度賦稅折算成白銀，卻與本朝相差不大。”鬱新道。

“這是為何?”朱棣問道。

鬱新道:“陛下，宋時商業繁榮程度遠高於農業，因宋廷不限制土地兼並，故而導致民間土地大量被兼並，很多百姓為了生計不得不改行成為手工業者，如此反而促使宋代商業繁榮。”

“宋廷還取消了宵禁，因此其夜間城坊鬧市商業極為發達，且全國商業城鎮之數遠超唐代。商業的繁榮，給宋廷帶來了巨額的商業稅收。”後世有人說明朝商稅稅率很低，因此沒多少商稅可收。

其實大明商稅種類並不少，而且自開國之後，其種類是逐漸增長的。

當時的通行商稅稅率大多是十稅一、二十稅一或者三十稅一。

大明建國之前，元末群雄割據，朱元璋的地盤最小，農業稅收取最難，工稅采礦業、造船業、軍工、織造、窯冶、燒造、造紙等手工業更是微乎其微，因而收取運輸貨品稅和庫房存儲稅等商業稅就成了重點。

於是朱元璋在其轄區內建立官店，壟斷交通、存儲等行業，並實行低稅。

待佔領集慶應天稱吳王后，他就將官店改名為宣課司，各地官店改為通課司，對過往船隻、商人所帶貨物等進行征稅。

因為商賈貨物在城外堆積，同時經常受到官吏盤剝勒索，朱元璋便在三山諸門外瀕水的地方建造了店面，這就是“塌房”。

各地貨商的貨物在“塌房”進行儲存時，收取稅錢三十分之一、中介費三十分之一、存儲費三十分之一，總計即十分之一。

大明建立後，朱元璋施行壟斷中介行業的政策。

牙行主要有三大類。

其一為官府經營的“官牙”即官店，典型的代表就是“塌房”。

其二為在對外貿易的管理衙門，市舶司內建立的牙行機構，主要負責衙門與本土商人及外商間的交流事宜。

其三為民間私牙，必須交稅後得到牙帖營業執照，有效期為一年。

起初，朱元璋禁止民間牙行，但因為造成商貿流通阻塞等多重問題，之後解除了相關禁令。

歷史上的明朝中後期，隨著農業興盛， 各種經濟作物、運輸業逐漸發達起來，工商業稅開始增長。萬歷中後期，商業稅就成了大明朝廷的主要稅種之一。

但可惜的是，由於官商勾結，朝廷無法從大商人手中收到稅，導致大部分稅收流失，只能去向中小商人下手，引發民怨沸騰也就在所難免了。

“當然，宋代稅收一直重於本朝，不但賦稅繁重，且種類較多。盡管宋廷賦稅收入很高，但民間米價、布價等卻也一直在上升。大多數百姓的生活，並沒有因為宋廷富有而得到改善，尤其宋廷還對外承擔巨額的戰爭賠款。”

“元季喪亂，版籍多亡，田賦無準。太祖皇帝開國之後，遣周鑄等百六十四人，核浙西田畝，定其賦稅。複命戶部核實天下土田。而兩浙富民畏避徭役，大率以田產寄他戶，謂之鐵腳詭寄。久之相習成風，鄉裡欺州縣，州縣政府，奸弊百出，謂之通天詭者。於是富者愈富，貧者愈貧。”

“太祖高皇帝厭惡商人，大明開國之後推行重農抑商之策，故而商人在本朝的地位較低。洪武年間，朝廷施行海禁之策，以至於本朝商人與海外通商不順，商稅大大減少。”

“當然，還有無孔不入的腐敗，比如地方官員仗著天高皇帝遠，貪墨賦稅米麥，以及軍中吃空餉，侵吞軍屯子粒。”

朱高煦記得，歷史上明朝末期，朝廷在軍隊薪資方面花費了兩千萬兩白銀，幾乎佔據當年收入的三分之二。

當時軍餉名義上發給一百二十多萬名士兵，但實際上真正的士兵總數還不到五十萬人，其余七十多萬人全都是虛報的名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