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學了，一篇篇論文壓的人喘不過氣來，我又選修了第二外語-日語，時間更少了。偏是這一次的客戶比較挑剔，除了為他們的網站搭框架外，還要負責具體的錄入文字的工作。我最討厭這種單調乏味的事，何況我也沒時間，可是拿人錢財，替人消災，顧客是上帝，有什麽辦法呢?我向小雨抱怨了一通，她忽然說:

　　“我替你打怎麽樣?”

　　“你不忙嗎?”

　　“我不怎麽忙，抽空替你打打就是了。”

　　我同意了。第二天，她打了電話來，說:“打好了。”我吃了一驚，這麽快，過去校對時，發現她睡眼朦朧，趴在辦公桌上好像隨時都能睡著，我的心動了一下，真誠的說:

　　“謝謝你，工資下來我一定請你去唱卡拉OK。”

　　盼望著，盼望著，月底來了，工資的腳步近了。

　　從小雨手裡接到那筆錢以後，我說的第一句話就是:“下了班我們卡拉OK去。”她高興的答應了。

　　下班了，我和小雨剛走出公司的門，一輛黑色的奔馳就無聲無息的滑過來，接著一個西服筆挺的男孩走出來，衝著小雨喊:

　　“小雨，周末了，晚上怎麽安排的?”

　　小雨說:“準備去唱卡拉OK。”

　　“好呀，我也正想唱歌，我送你去好吧。”

　　我這時推了那輛破自行車，正在等小雨坐上，聽他這麽一說。我就頭也不回的騎上走了。小雨在後面喊了幾聲，我連頭也沒回一下。

　　我的逃避是有道理的。

　　我出生在一個偏辟貧窮的小村，家裡的姊妹很多，不可能都上得起學，於是我的姊妹們犧牲了她們上學的機會，全家把所有的希望全壓在我身上。我奶奶常說:“滿園的果子隻指望你這一樹紅呀！”

　　在這種壓力下，我從來不敢懈怠，很害怕回家看見家人失望的眼睛，雖然沒有人會說什麽，但是那種眼神我讀得懂。

　　我初中的時候幫著食堂賣飯，以此來換取每天的一日三餐。

　　高中的時候我在假期中賣冰棍、汽水，西瓜，掙的錢用來繳下學期的學費。

　　本科的時候我已經完全不花家裡的錢了，我記得我那時做家教，賣報紙，抱著吉它在歌舞廳伴唱，甚至倒賣二手自行車。

　　最艱苦的是大學畢業後，我選擇了考研這條路。所有的村人都不理解，認為大學畢業不去上班，卻整天閑呆在家。甚至有的人懷疑我是不是被學校開除了，所以找不到工作。

　　那個夏天，我會一大早就搬了一個小桌子和椅子在自家屋後的林子裡看書，不時會有扛鋤的壯漢、背著棉藥筒的婦人或割草的孩子從我的面前經過，和忙碌的他們相比，靜靜的坐在那裡的我像是一個廢物。我不得不頂著各色的眼光看書，因為在我看書的時候，我的家人正頂著烈日毫無怨言的在田裡忙碌著，包括我七十七歲的爺爺。一直到天黑，我才會把桌椅再搬回家。後來為了免去每天搬來搬去的麻煩，我在看完書就索性把椅子和桌子用鏈條鎖在樹上。

　　也就在這年夏天，疼我的爺爺死了。爺爺死的時候，所有的親人都在身邊，除了我。因為爺爺臨死前說的最後一句話是:“別對二亞子說，他看書要緊。”二亞子是我的小名。

　　後來我想了想，爺爺在斷氣的時候，我正在背時事，一本記載當年世界大事國家要事的小冊子。

　　爺爺死後，為了清淨，我搬進了他的小屋(前面還有一間大房子，但祖孫三代都住在裡面，很吵)，草房子，土坯牆，有一面還裂了一條大縫，好像在不懷好意的獰笑。

　　由於牆是土的，所以砸了很多木橛子，上面掛著我爺爺的遺物，一些破鞋子，用了幾十年的軍用皮帶，那大約還是我爸十九歲當兵的時候發的。

　　我把所有的考研資料堆在兩個凳子架起的門板上(因為家裡的另一張桌子要用來吃飯)。晚上我就趴在門板上在昏暗的燈泡下做英文閱讀理解。

　　下大雨的時候我的奶奶，有時是我媽，就會冒雨從前面的大屋走來喊我到前面睡，怕這小屋倒了。

　　最痛苦的是這破屋子漏雨，滿地的泥濘不說，有時會把我的被褥，書什麽的全部淋濕。記得一次我半夜醒來，房間裡的水已可以沒腿肚子了，我的鞋子和幾本書都已順水而去。

　　我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看書並走進南大的。